古希腊城市设计特点篇1
现代奥运火炬的兴起
所谓奥运火炬，就是指由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有一定内在意义的，用于奥林匹克圣火可长时间燃烧的、可手持的特制火炬。
现代意义火炬传递的发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说来也有意思，奥运会的发祥地是希腊，但火炬的真正兴起却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火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来赠送给人类的，代表着创世、重生与光明。因此，古希腊的火炬传递是一种宗教仪式，一般是在晚上举行，并最终演变成为古希腊的体育项目之一。古希腊的火炬传递比赛，起点是普洛米修斯的祭坛，终点是设于古雅典卫城的女神雅典娜祭坛，全程共2.5公里，参赛者以最快的速度将火炬传递到终点。现代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形式与古希腊的火炬传递基本相同，它从当时的比赛项目变成了团结世界人民和庆祝奥运会开幕的一项重要活动。虽然希腊无缘现代奥运会火炬传递的“龙头”，但它却永远拥有“点燃”火炬的“火种”。在古奥林匹亚城的议事大厅（现已是遗迹了）有一个供奉赫斯提亚的祭坛，祭坛的圣火是用凹面圆盘或镜面聚焦太阳光点燃，将火炬伸到焦点处，就能够将其点燃，随后奥运圣火将被授予第一位火炬手，此时就标志着奥运火炬的传递正式开始。
顾拜旦不但是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也是火炬传递仪式的倡导者，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他在演讲中曾说：“火炬手接受了火炬，也接受了传递奥运火焰的神圣使命。让奥运圣火在青年一代的手中相互传递，让全世界的青年都时刻准备着，将奥运圣火传遍全球。”他的讲话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变成了现实。
1934年10月柏林奥运会火炬传递方案正式提出。根据当时奥组委的要求，火炬要能够连续燃烧10分钟以上，并且要有抗风抗雨防倾覆的能力。最后的柏林奥运会的火炬为：火炬主体是由经抛光处理的钢材料，全长27.7英寸，直径1.15英寸，重1.5磅。在火炬的顶端安装有特殊的易燃物，便于在传递过程中迅速点燃。1936年7月20日，在奥林匹亚山上，12名身着希腊民族服装的少女在乐曲的伴奏声中点燃了第一支火炬。从奥林匹亚至柏林运动场要经过7个国家，全程3000多公里，参加接力的也有3000多人。1936年8月1日，被传递的火炬进入柏林运动场，并点燃了圣火台。
从柏林奥运会起，点燃奥林匹克火焰是每届奥运会开幕式不能缺少的仪式之一。
创新火炬传递奥运精神
现代意义上的奥运火炬传递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就出现了，当时的火种也是取自希腊，经过4个国家，最后传到荷兰的主体育场，被点燃的高塔内的“圣火”在奥运会期间一直在燃烧着。这种形式后来被国际奥委会确定并在柏林奥运会上正式采用。从国际奥委会正式确定火炬形式和火炬传递的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开始，每届奥运会都会产生体现主办国历史、文化、艺术、制造特色并反映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火炬，而这柄火炬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遗产和下一任主办国要超越的创意设计目标。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组委会对火炬进行了一次人性化的改革，采用了相当实用的火炬设计方案，火炬用重量极轻的铝材制成。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火炬的手握部分突破传统，由皮革制成，运动员手握时的手感很好。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火炬继承了希腊古代奥运火炬的特点――简洁，它由一束直管组成，外套金属环，象征了古希腊建筑的线条。火炬身的22根铝管代表了历史上曾举办过的22届夏季奥运会，上边的镀金铜环上有“亚特兰大1996”字样和那届奥运会的会徽，下边的环上写有所有举办过现代奥运会的城市名字。这把火炬是历届夏季奥运会火炬中最长的一把，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柄需要手握中间部位的火炬。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火炬设计和传递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和安全环保的。火炬重约1000克，分3层，代表着土、火和水。火炬最内层为不锈钢，设有燃料装置和燃烧系统；中间层由蓝色的电镀铝制成，内置燃料罐；铝制的外层则紧紧包裹着前面两层，两端很像悉尼歌剧院的贝壳式外观。火炬还在水下传递了3分钟，这是奥运史上首次进行水下火炬传递，完成了“水火相融”的壮举，也体现了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地理人文特点。
离我们最近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圣火传递创造了多项纪录：时隔多年重新回到奥运发源地；奥运火炬第一次传遍了世界的五大洲，首次到达非洲和南美洲；火炬历史上首次将举办过夏季奥运会的所有城市“连接”在一起。雅典奥运火炬的外形模仿了橄榄叶的形状和线条，因为，几千年来橄榄树一直被地中海国家视为神圣之树，它是希腊的象征之一，也是古雅典城邦的象征，而橄榄枝也被世界人民视作和平与自由的象征。
中国特色给世界的惊喜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一定要有中国特色，这是第29届北京奥运会组委会评选奥运火炬的标准之一。
2005年8月北京奥运会火炬设计规划工作全面展开。进行研究的专业人员和官员相互支持，他们结合中国特色和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理念，通过对往届夏季奥运火炬设计经验的分析，确定了北京奥运火炬的设计理念、设计要求和创作方式。经北京奥组委批准，最终确定了火炬设计方案要以艺术造型为主导，火炬的燃烧技术与外形设计同时征集，采用公开征集创作和定向委托创作相结合的征集方式。2005年12月，北京奥组委面向全球发出公开征集奥运火炬设计的邀请。邀请发出仅3个月时间，北京奥组委就收到海内外设计机构和设计师提交的应征作品800多件，经确认有效作品为388件，经过初评、复评，最终选出3件作品提交给北京奥组委执委会审议。2006年6月至8月，根据选择最好艺术设计和技术设计方案的原则，北京奥组委执委会审议确定由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创新设计中心设计的《祥云》火炬外形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艺术设计方案，而技术方案则采用航天科工集团设计研发的火炬内部燃烧系统，确定由航天科工集团在联想（北京）有限公司协助下共同完成火炬外形与燃烧系统结合的火炬样品制作工作，并最终形成北京2008年奥运火炬的完整样品设计。2007年1月国际奥委会批准了此项设计。2007年4月26日，在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中华世纪坛前，北京奥运会火炬“祥云”诞生了。“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祥云”――曾经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卷轴、源自中国汉代的漆红色、充满动感活力的中国印，再加上“传承奥林匹克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当这些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时，一件精美绝伦的“奥运火炬”就此诞生在世界的东方。
北京奥运火炬长72厘米，重985克，燃烧时间超过15分钟，可以在时速65公里的强风和每小时50毫米降雨量的情况下保持正常燃烧。燃烧时的火焰高度为25至30厘米，可在强光和日光情况下进行识别和拍摄。整个火炬高雅华丽，内涵厚重，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谐地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在一起。其所蕴含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理念是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圣火内涵的一次独特诠释。
北京奥运火炬的具体传递时间为：2008年3月25日，在希腊雅典采集圣火；2008年3月25日―30日，奥运圣火在希腊境内传递；2008年3月30日，进行奥运圣火的交接仪式；2008年3月31日，圣火进入中国，自此开启全球的传递活动。2008年8月6日―8日火炬传递到北京，并最终进入奥运会开幕式现场。
链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的主题是――和谐之旅。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的口号是――点燃激情，传递梦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线路最高、最长：将抵达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为奥运史上火炬传递最高的地方；传递时间为130天，传递长度约为13.7万公里，是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的一届。
古希腊城市设计特点篇2
1．李约瑟之谜的完整表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李约瑟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两大不解之谜近年来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兴趣。他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两个千古之问。之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约瑟，1981，p．3)①李约瑟的问题其实还暗含一层往往为中国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来，由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上溯14世纪，即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造福人类方面并没有领先于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之谜，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千古之谜天然包含的三个部分：一，为何在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于西方；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个世纪期间中国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众多文章中，大多忽视了或者回避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因而将李约瑟之谜理解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以后才落后了。其实，忽视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也就无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连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误入歧路。
①原文分别为"...thequestionofwhymodernscience,the'neworexperimental'philosophyot"thetimeot"galileo,hadarisenonlyineuropeancultureandnotinchineseorindian."以及"……asecondquestionhidingbehindthatfirstone:namely,howcoulditbethatthechinesecivilizationhadbeenmuchmoreeffectivethantheeuropeaninfindingoutaboutnatureandusingnaturalknowledgeforthebenefitofmankindforfourteencenturiesorsobeforethescientifierevolution?"见j.needham所著"scienceintraditional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maddison，2001，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发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炫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条件。
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自觉选择和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正好汇集于当年的英国而触发的结果。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在内，对这场革命的发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然而，来自各个民族的贡献并非出自它们的初衷，工业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们的意料。
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初看起来带有偶然因素。为何到了18世纪下半叶，地处欧洲边陲、被乾隆皇帝斥之为蛮夷之国而不屑与之交往的英国，正好能提供工业革命的所有必要条件，而不是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希腊、中国，或印度，也不是首先带领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意大利，或借哥伦布发现美洲而一度称霸全球的西班牙，或首先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带给世界的法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要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条件自然要比继起的工业革命发生地所需条件强得多，因为工业革命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各民族结束自在状态，使它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1776年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工业革命，这表明，单以当时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计，已能支撑工业革命之发生。由于本文旨在讨论工业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学革命的成果为给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项工业革命发源地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1)良好的地理禀赋条件；(2)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3)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条件；(4)与其他文明有民问经济交流的条件；(5)安全保障的条件。
以下简单解释这五个条件。一，地理禀赋条件指的是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来的气候条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地理位置离主要文明的距离必须适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煤、铁矿藏存在于交通容易达到的本土之内。耕地和气候所能支撑的人口能达到一定规模，但又存在较强的人口压力。二，城市化的条件不但指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开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指的是民众有经营外贸的自由和航海传统，因而有内在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外界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经济制度的条件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相应的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护私有财产，又能避免专制引起的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安全保障的条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备免于被异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异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蛮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灭。
这些条件的出现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汇集到某一地点时，才有可能在该处发生工业革命。地理禀赋的条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影响古代文明出现的早晚和所取形态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之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力日益下降，在讨论社会—经济的变化时，往往遭到忽视。从遗传基因理论可知，现代人类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们走出非洲丛林和草原时，尚未形成社会，也无后来才有的语言、肤色、文化、制度和行为上的差别，平均潜在智力也应基本一样。他们逐渐散往几乎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和海岛，以追逐生存所必需的土地。显然，他们其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
3．本文假设
本文的假设为，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处于自在状态，影响他们走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两项似乎矛盾的事实验证上述假设：第一，宋朝的疆域剧烈减少，城市化水平却空前提高，工商活动与海外联系变得活跃，并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著称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大，中国反向农本社会倒退，创造发明日趋沉寂。
4．本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对有关中国为何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文献作以简单回顾；第三节以古代中东、古希腊和英国为重点，介绍地理禀赋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各个民族发展路径的重大影响；第四节介绍赫克谢—俄林理论与内生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五节介绍宋朝及继起各朝的疆域相对人口的变化；第六节以历史事实验证用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假设来解释中国社会长期自陷于农本社会的原因的有效性；第七节为结束语。
1．宋朝之谜
中国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已是历史事实。究竟原因何在?见仁见智。哪个朝代与工业革命的诸必要条件最为接近?也是众说纷纭。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许涤新和吴承明，1985)或“早期工业化”(李伯重，2000)。国际上有些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专家则认为，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黄仁宇，1997，p．456)，甚至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1994，p．90)。这些问题代表了极为有趣的学术挑战。对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许多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和值得回味的教训。
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而著称于世界。“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手工业生产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漆侠，1999，p．32)。这使人不禁发问：一个面对外族的连年入侵都不能自保的朝代，为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制度创新上却有如此的成就?什么原因导致宋朝在丧失大片成熟耕地的不利条件下①，获得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宋之后中国是否仅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仍有质的提高?
①北宋先丧失黄河以北的部分平原，南宋又丧失淮河以北的所有平原。这两处自古以来都是支撑中国人口的最重耍的耕地所在，也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2．泾渭分明的两派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其实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答李约瑟之谜的一部分。黄宗智在他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1994，pp.2-6)中指出，在中国国内比较典型的看法有循环停滞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相对应的在西方则有冲击—反应论和近代早期论。在循环停滞论者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态(金观涛，1984)。原因有种种，限于篇幅，仅列举几个。其一为，单一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自给自足性(陈平，2000)。其二为，自古以来中国正常的制度和生产力的演进经常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甚至倒退，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刘昶，1980)。其三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对工商业的回报率，因而工商业无从发展(姚洋，2003)①。其四为，中国的文字和语法结构束缚了中国人对法理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国长期停滞于礼俗社会(韦森，2004)。
与这些观点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早在明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先后受阻于满族的入主，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许涤新、吴承明，1985)。但是如果将满族入主和后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不区分它们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制度，便难以说明同一种生产模式，为何在欧洲各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当年的中国却将之窒息，这与后来上海等中国近代城市快速崛起的经验也是不相吻合的。
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特别值得进一步探讨。
冲击—反应论是海外的主流看法。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身并不能进步到工业社会，但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费正清，1994)。中国不能自发进展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明清两朝人口急剧繁殖，使社会剩余几乎丧失殆尽，处于一种高水平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因而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来源(perkins，1968；elvin即伊懋可，1973)。没有来自西方的刺激，中国会继续自锁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而不能自拔。艾德荣(edwards，2005)的最近研究则认为，明以后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使中国的产权体系退化，创造发明动力消退，使中国无法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
近代早期论者从国外呼应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中国在明清两代并未自锁于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之中(lavelyandwong，1998；leeandwang，1999)，或认为至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和西欧发达地区如伦敦一带旗鼓相当(pomeranz，2000)。这种观点认为，若无后来的西方的冲击，中国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可能①。
①这种观点直接挑战在西方一向占主流地位的冲击—反应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很难站得住脚。谨举几个例证。首先，明清两朝复种指数提高的本身说明当时人口对土地乃至生态的压力显著加大。这种做法在江南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没有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但在其他地区生态后果的严重性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本来中国的北方人口的主食为小米和小麦，南方人口的主食为大米。因而可以说，中国南北方的人口自古以来以今天所说的精粮为主。但是到明清时，由国外传人的玉米、土豆、花生和番薯被普遍推广，其中玉米、土豆和番薯竟成为西南、西北、东北、淮北和中原一带农民的主食，甚至在江南地区的贫困家庭，也以这种粗粮充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倒退。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有显著的改进。今天，随着小麦和大米的供应上升，农民又纷纷改吃小麦和大米。可见当年农民由精粮改吃粗粮，也是迫于无奈，反映了人口对土地压力的上升和维生水平的下降。另外，明朝时棉花的栽种已经普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下层人口的穿衣问题。不然到清朝时人口的急剧上升，由明朝时的一亿多变为四亿多，麻和丝绸的价格会变得极为昂贵，更不必说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土地种植桑、麻。关于明朝晚期中国相对欧洲的总体情况，利玛窦的札记(2001)提供极好的参照。利玛窦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态度严肃而中肯，对欧洲和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传教士。他于明朝晚期(1582—1610)到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从他的札记可以看出，虽然他对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物产的丰饶，中国人的勤俭、善良赞不绝口，但对中国的制度、文化、科技、建筑，以及人民的孤陋寡闻，官府及士大夫的排外情绪，都有十分中肯的描述和批评。连中国应该引为自豪的丝绸和造船技术，在他看来也无法和欧洲的同类产品相比。他对中国一般住房之简陋也多有着墨。在他看来，建筑的用料、设计、坚固性、美观等和欧洲不可同日而语。显然，在利玛窦看来，当时的中国从总体上已经落后于欧洲。
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国在明清两朝的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又认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劳动密集型，演变为英国式重型结构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不高(2000，第11章)。
3．内卷化论和发明模式论
黄宗智(1994，pp.16-18)则认为以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他一方面认为明清时代中国的确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否认循环停滞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每日边际产品递减与城市中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存在。他甚至认为后者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西欧意义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观察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的经验之后他又得出结论，工业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进行，因而提出要寻找第三种理论和第三种发展道路(黄宗智，p.36)①。
①然而乡镇企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最近广东、浙江出现的劳工荒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还是不能人为地割裂为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要素和产品的市场还是必须统一，产权也必须明晰化和个人化。另外，无论何种企业，收益至少要能抵消成本，所以对利润的考虑是丝毫不能忽略的。黄宗智关于中国应该走出一条农村工业化的特殊现代化的道路的呼吁，似乎建立于短期的观察，并没有持续有效的实证的根据。90年代中期之后苏南模式的解体，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说明要走第三条道路在当代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文贯中、新望，2002)。
林毅夫(1995)则探讨了人口与实用技术的关系。据他研究，在基于经验的发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的庞大人口使中国在创造发明上有人口优势。但是15世纪之后，欧洲采用重复试验的模式从事创造发明，使发明创造取决于试验的频率而与人口规模无关。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再有发明的优势，因而逐渐落后。不过，林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首先，根据maddison(2001，表b-10)，公元元年至16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印度的人口规模大于中国，因而难以解释为何正是这段时期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其次，林的理论虽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15世纪时开始落后于欧洲，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欧洲忽然于15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发明模式。最后，林的理论无法回答为何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中期之后，在人口几倍于宋朝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即使不和欧洲相比，仅和宋朝之前的年代相比，也显得十分萧条。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观点或者认为直到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发的现代化迹象；或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两朝的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育和早期工业化的痕迹，但为外来势力所中断；或者将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中国发明模式的落伍，特殊国情引起的内卷化，语言结构的缺陷，或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政治制度等。这些假设无疑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但是它们需要回答下面的问题。原始人类走出非洲丛林时，并无发明模式、国情、语言结构、文化，或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为何他们会分化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取得不同的进步速度呢?显然，造成他们后来的发展路径的差别的，最主要在于他们所处的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这一初始条件的不同。发明模式、国情、语言结构、文化，或政治制度等因素不但是后来的产物，而且也是可以因客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
1．地理禀赋和最早崛起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上文指出，李约瑟之谜暗含为何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于西方的问题。其实，五大洲中，农业文明最早崛起于今天的中东一带。这和当地特别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一地区正位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又正好有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等大河所形成的大片平原。因临近地中海，该地有夏季干旱、冬季湿润的典型地中海气候，容易繁殖籽多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并适于较易驯养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却使森林难以蔓延(diamond，1997)。
这种生态环境使在此落脚的人类较他处更快地驯服像马、羊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以作负重或肉食之用，由多籽的草本植物培育出今日所知的大麦、小麦等重要农作物。又因无需砍伐森林，在金属利器发明前便能开垦出大片耕地。定居的农耕生活必定导致人口的繁衍。较多的人口必定产生沟通的内在要求。于是较精密的语言和文字应运而生。人口压力也导致政治组织的产生以协调人群关系和防御边敌。人口规模还导致有关农牧业、灌溉工程、天文星象等知识和技术的较快积累和改进(林毅夫，1995)①。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多，脱离农牧业的阶层游离出来，分工负责社会管理、知识整理、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由于集聚效应，他们必定形成城市。这样，最早的以城市为核心，拥有文字和社会组织的苏美尔(sumer)文明便在7000年前的两河流域产生，比其他文明早了起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grove，1997，pp.28—31)。
①林文虽旨在解释中国，其实可解释中东的农业文明为何最早崛起。
地理位置在文明的传递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苏美尔文明的成果不但为继起的巴比伦文明所吸收，而且对临近的埃及文明、腓尼基文明和波斯文明等也曾有渗透。埃及文明对离它不远、位于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发生影响，后者的精华又被邻近的希腊本土文明吸收和发扬光大。这是文明由南向北的传递路线。古希腊还从由东往西的文明传递中获益。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对地中海的贸易、航海和殖民作出杰出贡献。波斯文明则对小亚细亚半岛，包括爱琴海东岸发生深刻影响。腓尼基和波斯后来均与古希腊有许多互动。这些来自南边和东边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早期文明在历法、天文、数学、建筑、公共工程、社会制度等方面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为古希腊的迅速发育提供及时的营养。难怪希腊本土在天文、数学、航海、贸易、殖民、哲学、艺术和社会组织方面的进步特别神速。由此看，正是中东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孵育出一系列的灿烂而异质的文明。古希腊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得以站在这些邻近的早期文明巨人的肩上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文明(参见孙道天，2004，第一章)。古希腊的文明成果又为罗马文明所吸收，使之最后得以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延续上千年的空前帝国。相比之下，中国位于资源优裕却与世隔绝的东亚地理环境中，远离其他古文明中心，自然很难借鉴这些优秀文明的成果。这部分解释了为何李约瑟认为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发明上并没有领先于西方。
2．地理禀赋和社会—经济形态
地理禀赋对古文明所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起了主要作用。例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国的华北平原和印度恒河流域必然孕育出庞大的农业人口。由于缺乏天然屏障，这些古文明必然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为长期均衡的社会形态。例如，最早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具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特征，但在两河流域的一马平川的地理形势下无法长期维持小而自由的城邦形态，最后难逃为巴比伦王国取代的命运(崔连仲，古代卷，p.89)。
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多崇山峻岭，仅在靠海处有些小的冲积平原，这种地理形势为古希腊著名的城邦的出现提供了最佳的条件。各城邦能借助周边的高山自卫，却由于腹地的有限，没有一个城邦可借以崛起而完全抑制其他城市的自由发展。这些城邦除粮食外，还生产橄榄油、葡萄酒等可用于交换的农产品，以及各种手工产品。由于城邦大多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要从海外特别是黑海沿岸输入，因而积极利用各自的出海口和外界发展贸易联系，并用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办法舒解人口压力。这种地形对希腊城邦的发展影响深远(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年中译本，p.202)。
古希腊的这种地理禀赋的优越性在于，十分靠近中东古文明，却又有爱琴海和地中海与之相隔。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它既能容易地吸收早期文明的丰富成果，又不易被例如波斯帝国这样的专制王国所吞并，有机会自由地走上由部落军事民主制飞跃进入城邦民主的独特道路。相比之下，由于印度的广大平原能够支撑庞大的君主国，同样由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建立的自由城邦便无法长期存在，不久都遭并吞(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年中译本，p．211)。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数。当时中原诸国都以各自的都城为中心互相竞争。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典希腊的城邦间的竞争。诸子百家可以在林立的都城中选择一处作为著书立说，招纳弟子的立足之地，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然而，除秦国之外，这些国家之间并无天然屏障。这说明华北平原的地理环境毕竟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群雄并立的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稳态的。果然，秦以其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各个击破，灭掉六国，又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统一民众的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戛然而止。
3．超前的古希腊城邦
尽管每个古代文明都拥有自己的城市，但不同类型的古文明中城市的功能和人际关系可以十分不同，因而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有非常不同的影响。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在公元前的短短几百年间的所谓古典时期，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留下令现代人也叹为观止的灿烂遗产。
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主要特征便是其市民所享受的自由、民主和世俗型的城市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高度互动的经贸关系。大部分居民住在四周的城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居于城中从事工商活动和科学研究的居民的比例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很高。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雅典总人口40万，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于城中(崔连仲，1997，古代卷，p．214)。另据bairoch(1988，p．6)估计，希腊全境的城市化水平在古典时期高达20％—30％之间。这意味希腊的城市化水平在两千多年便达到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分别达到的水平。
希腊城邦国家所提供的都市环境和海外联系，使居民变得见多识广，目光犀利。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又使他们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很少遇到束缚和禁区。古希腊哲人养成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各类问题追根刨底的习惯。可贵的是，他们并非胡思乱想，而是遵循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的形式逻辑作严格的推理和归纳。在民主体制下，公民崇尚的是以理服人，不接受未经验证的所谓“绝对权威”。每一种理论都要经得起反复诘难和验证。这种证伪过程会迅速暴露谬误，接近真理。这是古希腊的科学思想进步特别迅速，发明创造特别频繁的原因。
例如，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说，并非凭空猜想，而是基于对几何现象、力学现象和热力现象的反复观察和论证。据此，公元前3世纪的埃拉托色尼用几何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长，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的观点，并创立经纬网，绘制出基于大地球形说和经纬网原理的世界地图(张箭，2002，第一章)。又如，科学家和发明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计算球体、圆锥体和其他立体的计算公式，并在深刻理解杠杆原理的基础上，发明螺旋提水机械和使罗马海军溃不成军的撼船机械(詹姆斯和索，1999，第5章)。这些发明创造都需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论证。可以说，古希腊的哲人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涉及了物理、数学、天文、几何、逻辑和政治学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形成一个批判性的科学思维的传统。他们实际上已经初步懂得用实验的办法，也即证伪的办法从事发明创造。“这样，希腊人就创造了一整套锐利无比并确切严密的批判方法。……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思维创造力，始终同他们的哲学发展紧密相关，而它们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杨适，2003，前言，p.3)显然，古希腊文明所取的社会形态会促使公民之间发生平等而密切的人际互动，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动态和政治动态出于商贸利益或安全保障有密切注视的内在动力，并使他们富于进取心，批判性，不懈地追求事物的本原。建立于这种工商、海外贸易和科学思辨之上的古希腊文明，在短短几百年间便建立起一个科学传统，并首次接近一些重要的科学真理。
古希腊城市设计特点篇3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民主城邦公民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有“言必称希腊”①之说。约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文明发展到鼎盛时期，而斯巴达与雅典则是这一时期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古希腊城邦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古代雅典针对离任官员审计活动进行探讨。
一、古代雅典经济责任审计概述
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制度，对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管机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认为，古代希腊曾经出现过对官员的审计活动，与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巫昌国等，1997；叶青，1998）。文硕（1996）也曾指出，古代雅典由审计官执行的经济责任审计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
当时，审计官是罗基斯塔埃（Logistae）和埃乌苏诺衣（Euthunoi）。罗基斯塔埃是最高权威，起初为30名，后来减至10名，每个部落1名，由抽签法选出，任职是1年。500人议事会的所有官员在卸任时，均必须按规定在离职后的30天以内向其报送自己登记的会计账册，不得拖拖拉拉，延宕时日。罗基斯塔埃只有在确实认为其报送的账簿记录中不存在任何工作差错和贪污、受贿行为之时，才允许其卸任离职。否则，就要将事件送交法院裁决，以正法度。倘若法院判决罪证属实，那么，就课以贪污或受贿数额的十倍罚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由罗基斯塔埃亲自担任法庭议长执行审理。埃乌苏诺衣亦为10名，并配备有以抽签法选出的称为帕勒德罗依（Paredroi）的辅助官2名。主要职责是：严格审核各官报送的财产目录、证据文书和会计账册；编写审计意见，并报告给罗基斯塔埃。此外，还负责应收现金的收回等工作。
当时只要有人在私事（或公事）方面要对任何一位已经在陪审法庭报告账目的官吏提讼，就应该在其报告账目之日起3日内，将自己的姓名和被告的姓名，以及控诉此人的罪行，再加上认为适当的罚金数目，详细记录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提交给审计官。审计官接受并审阅这些记录以后，倘若认为该可以成立，就立刻分清它究竟是属于私人案件还是属于公众案件。如果系私人案件，即将该板交付司法执行官备案。司法执行官接受以后，再将该账目板向陪审法庭提出，由陪审官作出最后裁决。可见，官吏的责任观念当时已深入人心，渗透到整个希腊政府，审计官审查已蔚然成风。②
可见，古代雅典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对离任官员进行审计的制度，且这一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不报送自己账目的官吏不得出国，不得向神祭献财产，不得贡献神圣的祭品，不得作成遗书，甚至不得成为养子。”我国奴隶社会的审计监督制度也未达到这一高度。著名会计学家查特菲尔德（1977，中译本，1989）甚至指出，古希腊公民对政府财政和官僚政治统治拥有真正的权力。
史料显示，在古代雅典城邦的伯利克里时代③，国家权力系统主要包括公民大会和五百人的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议员从三十岁以上的公民中用抽签的方法选出。十个部落各选出五十名议员，分别组成议员团。五百人议事会同公民大会一样，全年分为十期，由十个议员团“轮流执政”，每天用抽签法决定一名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邦中除了财会人员和军事人员必须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才能外，其他一切官吏都是从符合基本资格的人中抽签产生。因此，一些缺少才能、知识和经验的人也被选为官吏，从而更加需要对这些官吏在任期间的经济活动给予监督和制约，因此，从制度安排上，古希腊城邦的审计监督活动是针对官员个人的，见下图。审计官执行的审计活动，是一种类似于现代经济责任审计的监督活动。
二、古代雅典经济责任审计历史背景
国家审计的基本功能是对权力的监督，而直接受托行使政府权力的是政府官员。因此，对官员进行直接的监督构成了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古代雅典曾经出现的对离任官员的审计活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家审计制度与民主相伴而生的论断（石爱中，2003）。但任何历史事实都要被置于其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还原其本来面貌。《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一书的作者、法国学者库朗热（1830-1889）有句名言：“阅读记载过去时代的东西，要用他们自己的眼睛，不要用我们的眼睛。”可以认为，库朗热将“用古代人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本宗旨。在认同其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古代雅典审计人员对议事会的监督活动与现代经济责任审计具有相似性，但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古代雅典是城邦制国家，国家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城邦或邦是最早的政治单位，也是最早的国家形式。所谓城邦（polis），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顾准，2010）。古希腊城邦（GreekCity-state），是一种与东方的君主制政体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古希腊城邦在规模上十分有限，即使是号称“领土相当广阔”的雅典，其面积也不过相当于我国一个县，人口三十几万④。城邦制度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城邦制度下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城邦是“特权公民的特权公社”，在城邦相对封闭的体系下，古希腊的奴隶制也愈加巩固。希腊城邦的居民按照政治地位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拥有公民权而能够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人，即所谓的“公民”；第二类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是来自外邦的移民，或是因贫困而失去公民资格的人，或是因违法而被剥夺了公民权者；最后一类人是处于被剥削和被奴役地位的奴隶。因此，城邦的居民是分阶级的，且阶级之间具有内在的矛盾冲突，城邦公民与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其二，古代雅典的民主是权力阶层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解读古希腊民主的核心关键词是“公民”。刘家义（2013）指出，“当时的社会制度中，每个公民都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因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审计的对象。官员财产审计制度安排意味着不能容忍贪污公共财产成为公认的社会价值观，这种审计制度也就成为保证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不被滥用、完善国家治理和协调政府官吏与资源提供者――公民之间矛盾的基础”。但古希腊的“公民”是具有阶级性的。顾准（2010）曾指出：“在古代希腊的任何时代任何城邦，它（指公民）绝不是指全体成年居民而言。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凡自备甲胄武器，不领薪饷地参加公民军的那部分成年希腊居民，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年人在内，总是它的公民，或至于是它的公民中的主要成分。”可见，构成希腊城邦主体的“公民共同体”，仅是由奴隶主贵族和自由平民两个阶级组成的，所谓每个公民参与的公民大会，不过是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的集会⑤，与城邦的人口规模相比，仍然是少数人的政治，而且这种政治民主带有极其明显的阶级性。自从梭伦变法禁止雅典人成为奴隶开始，雅典的自由民便通过参加军队而成为公民，特别是在伯利克里改革后，所有参加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人都有了固定的薪俸，而生产则成为了奴隶阶层的事情，雅典的民主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毫不相干。（陈同燮《希腊罗马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74页）。据统计，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口为40万，其中雅典人16.8万，外邦人3.2万，奴隶20万。据此推断，雅典符合公民条件的成年男子应该不会高于8万人⑥，而其中还要满足其他条件，如在自备甲胄参加军队等，才能具有公民资格，因此，雅典民主政治语境中的“公民”全体，也仅占雅典总人口的不到五分之一。
三、古代雅典经济责任审计缺陷
雅典的所谓“公民”的民主制度，范围狭窄而难以代表多数人的意志，从而使得古代雅典的民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雅典基于“公民”制度的国家权力结构，是构筑于奴隶制度背景下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的最大范围的人民民主，于是，由希腊公民制度而生的审计制度，必然同样是权力阶层内部监督体系的一部分，终将沦为权力阶层实现所谓“民主”的工具。古代雅典的经济责任审计活动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审计官罗基斯塔埃（Logistae）和埃乌苏诺衣（Euthunoi）是由抽签选举产生的，其本身就是“公民”的一员，从知识结构和能力上看，显然是参差不齐的。因此，古代雅典审计官的“职业能力”值得怀疑，审计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审计官和五百人议事会议员都有任期，且任期普遍较短。这就造成：一方面，对卸任官员的审计工作量较大，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审计官在其卸任后，很可能在下一个选举周期成为议事会议员，而卸任议员也可能转而成为审计官。抽签制在创造机会均等政治环境的同时，很可能威胁到审计的独立、客观和公正。
再次，古希腊的审计官并不是单纯执行审计工作，在某些时候还要完成接受举报案件等类似于行政监察活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由罗基斯塔埃亲自担任法庭议长执行审理。”在这样的监督体制下，审计与司法监督、行政监察活动都集于一身，显然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谁来监督监督者”成为棘手的问题，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古希腊的国家权力设置中并未体现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极易造成监督制度本身功能的“异化”，进而破坏古代雅典政治制度的内在稳定性。
最后，雅典民主的极盛时代是伯利克里时代，从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29年之间短短的30余年。在这个短暂的黄金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对内发挥了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但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指出的：“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从历史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角度，雅典的民主仍然带有浓厚的集权色彩。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下，由雅典的民主制度产生的内部监督活动，本质上也呈现出一种“向上的结构”，不能与现代经济责任审计活动同日而语，其本身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评论：“在伯利克里担当人民领袖的时候，国家大事尚能顺利进行，可是，等他一死，事情也就变坏得多了。”
四、古代雅典经济责任审计的历史意义及现代启示
审计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具备了对资财管理者的监督功能。张以宽（1991）指出，古代社会的审计绝不仅指审查会计账目报表有无技术性差错，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审查核实财务收支，清查实有资产，以便对经管钱财、物资和账目人员的经济责任和管理业绩进行审查评价，以便于统治阶级赏功罚过。因此，尽管古代雅典的经济责任审计活动是基于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但仍然可以认为，是现代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一种历史形态，对现代国家审计监督体系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古代雅典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古代西方奴隶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东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都具有借鉴意义。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其中的任何一项制度都要依托于特定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才能发挥其督导行动的作用。古代雅典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归根结底是其以奴隶主阶层“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的体现，有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现代东西方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同样也遵循了这一逻辑。我国经济责任审计是伴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家义，2013）。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我国民主制度中广大人民监督制衡公共权力的体现，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保障。借鉴古代审计监督体系，发展和完善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对促进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另一方面，古代雅典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为在民主制度背景下构建针对公共权力的审计监督体系提供了参考。历史表明，权力的合理行使不能单纯寄希望于行使公共权力者的个人品德，只有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才能确保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在合理范围内有效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呈现“幂律分布”形态，那么必将造成社会成员的不满和权力的集中与滥用。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特征，决定了公共权力必然要受到广大人民的监督和制约，而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任务便是通过对权力的监督抑制公共权力的“异化”。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古代雅典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构建原则、实现形式以及监督手段尽管存在一定的缺陷，但相对于其所处时代仍具有科学性和超前意识，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构建公共权力审计监督体系提供了范例和参考。
五、结语
研究表明，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既不是完美无缺，也与今天的民主制度有许多不同之处。是在一个特定地域、一段短暂时间和一个特殊环境下，在一小群人中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监督体系。古代雅典针对官员的审计活动，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然而，古代雅典的民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如果纵观从古希腊到罗马的历史，雅典的民主制度仅仅是在专制制度的黑暗统治下迸发的一丝火花，虽绚烂无比但却转瞬即逝。而且，就古代雅典城邦民主制度本身而言，仍然仅仅是民主制度的胚胎和雏形，是雅典的社会理想在现实中的倒影而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制度。可以认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便不能产生真正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古代雅典“昙花一现”的经济责任审计活动虽初步展现了民主法治建设与国家权力制衡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也仅是西方社会早期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和思想的一个雏形而已⑦。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我国民主制度中广大人民监督制衡公共权力的具体体现。历史表明，权力的合理行使不能单纯寄希望于行使公共权力者的个人品德，只有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才能确保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在合理的范围内有效运用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对促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注释：
①《孟子?滕文公上》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一文中借用了这个句式，改为“言必称希腊”。
②经笔者核实，此段落内容引自：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刊于《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p.126.
③在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生活的顶峰――伯利克里时代（Pericles，公元前461年-公元前429年），公民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机关，全权管理城邦的全部事务。公民大会每年分为十期，每期召开大会一至四次。除了这些固定的大会外，还可以召集临时会议。雅典城邦的其他国家机构都隶属于公民大会，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不得到公民大会的同意是不能实行的。（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④在面积狭小，人口不多的城邦国家中，实行直接民主是完全可能的，但古希腊却并未实现这一民主模式。
⑤即便如此，公民大会召开时到会人数往往不足，在伯利克里时代还推出了“会议补贴”来吸引公民参会。
⑥在16.8万可能成为公民的雅典人中，要除去儿童和妇女，这里假设他们占雅典人的一半，那么成年男子的数量则应低于8万人，约占雅典总人口的20%。当然，这个数字是不断变动的，文献的推断也不尽一致。例如，据公元前3世纪著作家雅典纽斯的记载，在马其顿亚历山大时代，科林斯有46万奴隶，而自由民只有4万人，雅典有40万奴隶，公民仅有2万1千和1万外邦人。（参见苗力田.西方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如依此推算，雅典的公民仅占总人口的不足5%。
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不乏关于权力监督制约的论述。典型的，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曾明确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后来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Acton）的名言“Powertendstocorrupt，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更是家喻户晓。
参考文献
[1]巫昌国，程庆.对古希腊官吏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1997（6）：35-36.
[2]叶青.希腊的经济责任审计监督法制[J].湖北审计，1998（5）：49.
[3]文硕.世界审计史[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4]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5]石爱中.国家审计的政治思维[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3（6）：11-14.
古希腊城市设计特点篇4
【关键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一、中西方重商原因比较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二、古代中西方重商措施及其效果比较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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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市设计特点篇5
关键词：民居；民俗；文化；等级思想；地域；庭院
0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1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2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3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4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新晨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5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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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市设计特点篇6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着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着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着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着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着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着。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着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着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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