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篇1
命题意图是通过试题题意体现出来的。试题由命题材料和设问构成。试题的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了试题的题意。试题题意就是试题的含义，即试题的规定性。它包括题型、题眼、题问、题旨。题型就是试题类型。目前政治学科高考试题有五种题型：最佳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题型不同，答题方式和测试功能也不同。题眼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命题角度。它主要体现在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上。它规定了题问内在逻辑关系的思维角度，规定了试题的答题角度。把握题眼，才能避免答题跑题漏点。否则试题解答就如同盲人走路。题问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试题问题。它通过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出来。辨析题的题问含在命题材料之中。题问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直问型和变问型、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理论型和实际型等。不同类型的题问，有的是相互交织的。题旨即试题的主题、立意，就是试题的中心旨意。它是题意的核心，反映命题的思想性，体现命题的根本意图。把握题旨，答题才能高屋建瓴、通观全局。把握了试题的题型、题眼、题问、题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试题题意，进而明确命题意图。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1-0137-0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的核心主干课程，理论、实践教学难度大，学生期望、诉求趋于多元化，因此引导学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是概论课教学的根本任务。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曾有一段经典言论，提及：“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追问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整体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问题。
同志在200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从理论特征、政治立场、理论品格、社会理想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科学概括，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把握和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树立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境界极大提高，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定义。
（1）从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其后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以、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
（2）从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3）从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的学说。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列宁、把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形态。
2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的辩证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如下12条：
①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运动发展的原理；②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演进和发展规律的原理；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原理；④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原理；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理论；⑥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⑦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理论；⑧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⑨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改革）和建设规律的理论；⑩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共产党建设的理论；B11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原理；B12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原理等。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都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服务的。例如马克思通过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论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达到同他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恰恰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马克思曾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要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他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主要精力。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发现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制度，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理论武器，是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行动指南。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发达阶段，是属于完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向是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性最根本的源于马克思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就是说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曾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走回头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现实，揭示自然、人类社会、思维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体系，各种自由主义观点、“补资本主义课”的叫嚣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和倒退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
所以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上，帮助学生全面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深刻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基本政治观点和态度：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指导作用；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等。上述内容蕴涵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的三个层次：全体学生应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文科学生应进一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应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前途、社会和谐、学生幸福。引导帮助学生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考验中永远站稳立场，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才是真正让学生“终身受益”。
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2年12月，曾问吴黎平：“马列主义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接着说：“顶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你们大概都学过辩证唯物主义，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了解情况。共产党员立场要稳，方法要对，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就给了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1959年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马列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它的“证明和运用”。马克思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首先进行哲学变革，然后在变革了的哲学指导下再进行政治经济学变革，并在此基础上才将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化为科学。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根本理论基础和最本质的东西。关于辩证法，马克思最经典的阐述是：“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文本大多以“批判”为题，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不胜枚举。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千年思想家”，是因为他的实践特征和人类情怀，在批判现实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努力甚至牺牲，已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和信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唯物辩证法的红线，从“唯物辩证法大师”、邓小平到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理论成果无不体现唯物辩证法这一精髓。在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联系、发展、矛盾的基本观点，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共产主义运动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标的最实际的运动。”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经典语录，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角度进行概括，认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它自己并且始终不变的根本原则，就是两条：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凝结和体现，而且是由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历几十年的实践总结概括出来的。二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立场和理想追求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其正式确立为党的“宗旨”，而“宗旨”的意思即是“最高的、根本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统一的，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应该实事求是，以及怎样实事求是等问题；什么是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应该和必然选择这个价值取向，以及怎样实现这个价值取向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所回答和应该回答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原则，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在2008年，团中央对万名大学生进行了思想状况问卷调查，在“你认为要形成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主要依靠什么”这个问题上，60.4%的学生认为主要应当通过社会生活的历练，而不是靠课堂简单的理论灌输。这是因为，信念本质上是一个践履和体验的问题，是人应该做什么事，怎么做事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逻辑和科学的问题。通过实践教学改革探索，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互补、理论和现实的互动，让学生学中做，做中学，向人民群众学习，磨炼意志，增长才干，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大局意识，引导学生今后在基层一线就业创业，谦虚好学，敬业奉献，拼搏进取，为服务社会、成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崔建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理论问题聚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央编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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