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范文篇1
[关键词]广州;黄埔古港;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928.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0-0022-03
广州海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先秦两汉时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到了汉代，广州已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都会之一。到了唐代，广州成为中外商人云集的世界贸易大港，中国最早主管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使院”首先在广州成立，并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广州的贸易地位在元代虽然曾被泉州短暂代替，但从明代开始广州又再次恢复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的繁荣景象。到了清代，广州更是成为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同时也铸就了黄埔古港的辉煌。
一、广州历史悠久的海外贸易
（一）海外贸易的兴起
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个港口。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对秦王朝的财政收入起着重要作用。因海外贸易的兴起，秦代的航海业和造船技术已十分发达。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x瑁、果、布之凑。”①南越国主要通过南海进行海外贸易和文化交往。
《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表明，番禺早在西汉时期已是海产和珍稀物品聚散的都会。汉朝，由于统一的封建王朝国力强盛，对外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外国政府经常派遣贸易使团到中国朝贡，而东南亚诸国来中国朝贡多是由水路至广州登陆。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②汉朝政府也多次派出商业使团到各国交往。《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③
东汉政权崩溃后，中国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岭南属吴国势力范围。孙吴政权非常重视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孙吴政权与南海诸国商务交通亦随之发展。《三国志?西戎传?魏略》：“（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④由此广州逐步成为孙吴政权的一个重要造船基地、军事基地和外贸基地。
（二）海外贸易的兴盛
进入两晋南北朝，广州海外贸易随着新航路的出现，朝贡贸易日益增长、货物品种大量增加、往来南海商人也大幅度增多等。南海神庙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广州的重要历史见证，它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唐代，国力空前强盛，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外友好交往也空前活跃，我国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唐）刘恂《岭表录异》：“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贸易……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⑤广州是从南海进入中国的第一个登陆点，是阿拉伯人由海道到达中国的第一个停泊港口。这是一条中西交通史上著名的航线，亚非各国海船经常沿此线航行。沿着这条航线，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旧唐书?王方庆传》：“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⑥由于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引起了唐朝政府对对外贸易的重视。“蕃坊”是唐朝政府划给波斯、阿拉伯等来华蕃商聚居的地方（今光塔路一带）。唐朝政府实行奖励对外贸易的政策，积极发展外贸，并在广州创立了第一个市舶使，制定管理市舶的初级条例。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开元二年（714）已在广州设市舶使，为最早专门负责外贸的官员。《新唐书?柳泽传》：“开元中，（柳泽）转殿中侍御史，时市舶使、右威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⑦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对外贸易依然繁荣，刘应麟撰《南汉春秋》记载了当时的海外贸易情况。
宋朝政府沿袭唐朝的旧制，于开宝四年（971）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这是宋代设置的第一个管理外贸的机构。《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宋太祖下令在广州设立市舶司，这是我国历史上继唐市舶使院后设置的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宋朱《萍洲可谈》：“广州市舶司，旧制，师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三方唯广最盛。”⑧据《萍洲可谈》记载，广州海船已使用指南针。这是世界上关于指南导航的最早记录。宋代，陶瓷器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三）海外贸易的兴替
元代，广州仍是一个国际性大港口，主要表现为对海外交通航线的延伸及贸易地区的扩大，主要航线有六条：广州至占城（今越南中部地区）、广州至真腊（今柬埔寨）、广州至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广州至爪哇、广州至印度半岛、广州至波斯湾。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大食》：“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去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皆大食诸国至此博易。”⑨广州的贸易地位在元代曾被泉州短暂代替，《元史?食货志?市舶》记载：“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诸海舶至者，止令行抽分。其大略如此。”⑩但从明代开始广州再次恢复了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的繁荣景象。清阮元《广东通志》卷7《前事略?明》记载：“成祖永乐元年八月，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置市舶提举司。”11清李福泰修、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卷23《古迹》：“明市舶提举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明洪武初建。”12《明史》卷81《食货志》：“正德四年，暹罗船有飘至广东者，市舶中官熊宣与守城议税其物。”13梅州杨炳南据同乡谢清高的经历写成的《海录》是我国较早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著作，其中记述了广州对外交往的情况。
（四）海外贸易的鼎盛
广州作为我国海外贸易重要港口，历朝都是海防重镇。由于广州的地理优势，各国商人多来广州贸易，广州外贸又再次繁荣发展。黄佛颐纂《广州城坊志》卷5《怀远驿》：“顺治十年，暹罗国有番舶至广州，表请入贡。是年，复有荷兰国番船至澳门，恳求进贡……仍修明市舶司馆地而厚给其廪饩，招纳远人焉。”14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置海关来代替历代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这是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上的进步，也是我国海关制度的正式开始。粤海关在建立之初，关址设在伍仙门内。粤海关的首要职能是征收关税。为防止走私漏税，粤海关在十三行的珠江边设行后税馆查验。后来，清政府发现外国人向东北方向进行贸易活动对国防不利。为了加强防范，巩固海防，乾隆二十年（1755）冬，撤销明州、泉州、上海三处的通商口岸，限定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规定所有蕃商归并黄埔一港，每年夏秋，由虎门入口，总汇黄埔一地。这种广州一口贸易体制，一直实行到鸦片战争前期。鸦片战争前，英商来广州贸易，被规定在十三行进行。
清代，广州在中西方交往中的地位尤显重要。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唯一合法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海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并且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而经久不衰。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诸番贡物》：“诸番之直广东者，曰婆利，曰古麻刺，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爪哇……佛朗机诸国，则未尝入贡懋迁有无者也。”15乾隆至道光二十年（1757～1840）后，粤海关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海上口岸海关。在此期间，广州十三行垄断着全国的外贸市场。嘉靖三十四年（1555），官府在广州设立垄断贸易的广州、徽州、泉州的十三家商号，经营对外贸易和代替市舶司收取入口税。十三行行商代表朝廷管理外商事务，具有半官方性质。另外，代表清廷约束管理外商的职责，所谓“以官制商，以商制夷”。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到广州的外国商人与日俱增，西方国家开始在广州设置十三家商馆。珠江南岸的海幢寺是清代在广州城的外国人获准每月规定的三天唯一可以游览的寺庙，海幢寺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还承担着接待外国使团的任务。外国人在广州死亡后，清政府指定在黄埔挂号口对岸的长洲岛和深井岛为安葬的墓地。
二、黄埔古港是世界贸易的中转站
（一）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清代黄埔古港位于番禺县茭塘司（今广东市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受近代西方思潮影响，黄埔村人文荟萃。黄埔古港百年辉煌历史在清代的对外贸易交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口通商”后，黄埔古港迅速崛起，当时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使珠江之滨呈现出一派商贸繁荣的景象。
由于我国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广州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中心市场，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关闭江、浙、闽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贸易之后，黄埔古港于是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清《番禺县志》记载：“洋楼虽于省岸，市舶皆聚于黄埔。”16黄埔古港是广州港出海的必经港口，因此也成为中外商船的必经之港。梁廷编《粤海关志?夷商》：“洋船到日，海防衙门报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17黄埔挂号口设在清代番禺县黄埔村，设有税馆、夷务馆、买办馆和永靖营等机构管理对外贸易。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进入广州贸易，均须停泊黄埔古港，办理纳税等手续后，才可进行货物贸易。外国商船进入黄埔港前均须在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领取牌照，然后再由中国引水导入黄埔港停泊。广东海关监督御史祖秉圭在雍正八年十一月一日（1730年12月10日）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中：“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后，海外各洋的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大小商船十三艘陆续来航，已停泊于黄浦的就有十一艘。”18
（二）商船云集的黄埔古港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代革命策源地，也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更是千年商都。黄埔古港所在地今属“琶洲街”。近年来，这里因广交会而享誉全球。其实早在200多年前，这里就已是千帆竞发的繁华商港。美国学者威廉?C?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记载：“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景象更好看的了。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19
当时，历经长途航行到达中国的外国商船，绝大部分都在黄埔港登岸，船上的货物再从广州输送到全国。我国的陶瓷、丝绸、茶叶等特产也从这里走向世界。黄启臣著《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记载：“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西方国家来中国江、浙、闽、粤四海关贸易的商船共有312艘，其中到黄埔港者为279艘，占总数的89%。嘉庆二十三年（1818）从黄埔港进口的商品货值占广州进口商品总货值的87%。中国出海贸易的商船也是绝大部分必经黄埔港，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4～1757），从中国开往中国日本贸易的商船共3017艘，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经黄埔古港起航出海的。”201845年，由于海外贸易和航运业的需要，大批商船等待检修维护再次出港。英国人约翰?柯拜在黄埔古港的对岸长洲岛兴建了“柯拜船坞”。据《黄埔港史》记载，从1757年到1837年，也就是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外贸口岸的80余年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计有5107艘。
（三）黄埔古港对广州的贡献
黄埔古港是明清广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代以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港口。广州地处南海之滨的珠江口，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黄埔古港早在明代就成为广州的外港。清康熙年间，这里为外国商船停泊处，粤海关的挂号口，有驳船直达十三行。作为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唯一的通商口岸，清政府曾规定“凡载洋货入口之外国商船，不得沿江湾泊，必须下锚于黄埔”。古港作为广州的外贸港口存在了170余年，其中有83年更是全国唯一通商口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后，由于码头锚地逐渐淤塞，不能停泊海船，港口先迁往长洲岛，后迁往渔珠、乌涌口一带，但仍然沿用黄埔港之名。
广州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口、国际贸易大港、大都会。当时，中国的商品对推动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1820年左右，我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而广州正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范围上或许不小于欧洲所有国家市场的总和。”21当时来黄埔港停泊的商船数量之多令外国人为之惊叹。1769年，英国人威廉?希克感叹：“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直到1820年，中国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当时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当时大部分外销商品都是在黄埔古港装载上船运往世界各地。
三、黄埔古港对当前“一带一路”发展的启示
黄埔古港作为当时中外贸易商船唯一停泊地，在辉煌时期，广州城市经济也高度发展。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增。18、19世纪的广州是全世界最大的通商口岸，1700～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居世界前列，这一个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世界从黄埔港进入中国，中国从这里走向世界。外贸同时对经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使广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化荟萃之都，并巩固了它岭南文化中心的地位。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繁盛的景象。1830年前后，广州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广州自唐代以来就是对外贸易重镇，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比重大，广州尤其是黄埔古港在世界贸易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清政府重开海禁后，广州黄埔古港因濒临南海，在此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下，奠定了它作为清代“一口通商”的第一大港的地位，使得它在全国对外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认识和了解黄埔古港，对挖掘黄埔古港的深厚历史文化沉淀，进一步弘扬和继承先辈遗留的灿烂历史遗产，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推动当前广州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今后长远战略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
④晋?陈寿：《三国志?西戎传?魏略》。
⑤唐?刘恂：《岭表录异》。
⑥后晋?刘d：《旧唐书?王方庆传》。
⑦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柳泽传》。
⑧宋?朱：《萍洲可谈》。
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大食》。
⑩明?宋濂：《元史?食货志?市舶》。
11清?阮元：《广东通志》卷7《前事略?明》。
12清?李福泰修、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卷23《古迹》。
1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81《食货志》。
14清?黄佛颐纂：《广州城坊志》卷5《怀远驿》。
1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诸番贡物》。
16清《番禺县志》。
17清?梁廷编：《粤海关志?夷商》。
18清《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19〔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范文篇2
一、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基础与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指的是中国及其港澳台地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之间,在共同的区域经济基础之上,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的一种符合国际潮流要求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
从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环海洋与区域产业协作开发理论、区域联系理论、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分析,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趋势,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化、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区域化趋势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国际区际环境良好;从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态势,两大板块联合的新进展,以及在21世纪初发展的新趋势等方面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中国与东盟处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东端的桥头堡地位,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对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性意义。除传统的印支半岛陆路通道外,更有价值的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天然纽带,南海在全球、亚太、东南亚及华南西南结合部等不同区域层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是区内各国和区外大国或国家集团致力争夺的宝域。南海南北纵跨17个纬度,东西横跨11个经度,面积3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渤海、黄海、东海的2.9倍,各类资源丰富。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区域国土面积为14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8亿。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谋求对该区域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从目前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形势看,亚太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正在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工协作日趋明显,作为洲际桥梁与纽带的南海区域将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应积极探索应付区域化集团化的对策,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产业协作层面,推动各国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地缘、人缘、亲缘、血缘关系,该区域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东盟,不断加强内部协作,积极发展多层面经济合作,到上世纪末终于形成了大东盟格局。其中以泰国曼谷为中心,与印度支那及缅甸构成“黄金发展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及泰国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洲、新加坡及印尼的巴淡岛,构成两个扇面的“成长三角区”。随着21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世界范围内区域化、集团化经济发展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近年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产业合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致力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框架的构建,近几年与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频繁举行高层互访和高层次经济合作论坛会。各国政府、企业界、民间团体等不断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3.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南海的领海领土、市场竞争以及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关系多元现象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只有通过区域产业协作和经济一体化途径,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难点,实现地区稳定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由于中国与东盟各方的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区域的产业协作。该区域21世纪联合的主要空间在海洋,联合的主要产业是海洋产业。南海海域浩瀚,资源充足,海洋产业开发潜力巨大。共同开发南海的发展策略,并不意味中国放弃和国家利益,而是适应21世纪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国际形势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作出的明智选择,它意味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允许周边各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南海的开发与建设,允许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一策略可以缓解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促进南海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南海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共同繁荣。各方在产业协作系统内扬长避短,实现生产要素互补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利益双赢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和谐统一,这符合周边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主题要求。
4.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国际经济科技全球化与区域化集团化同时并存的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理念和姿态迎接机遇与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明显。进入90年代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伴随着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同时,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在进一步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亚太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与西南经济圈等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关系,使之形成互补与互动关系,产生共振和共进效应,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是该区域产业协作各方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只有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不附加给对方难以接受的政治条件,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双赢”目标,获得更大利益,实现长期合作与稳定。因此,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动该产业协作系统从理论研究向现实操作过渡,对于促进该区域各国各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逐步提高该区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5.回避棘手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是不行的,必须从各方容易接受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协作系统构建入手,努力寻求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切入点,既回答历史、难点问题与现实矛盾,也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抛砖引玉。2001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倡导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是高屋建瓴的,但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学术界和实际部门深入调研,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办法来。深入对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切入点的研究,无论对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是对21世纪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新格局的建立,还是对整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就中国大陆尤其是港澳台琼等华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而言,将起到加强与东南亚多层面合作关系的积极作用。
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战略设想
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南海地区出现若干“次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应该按以下4个层次来推进这种合作:第1个层次是建立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经济协作的“中华经济圈”,即“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目前除台湾外,“中华经济圈”已完成第一步,即确立了协调性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政策,下一步的核心是确立产业协作政策,实现产业互补,在此基础上完全消除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第2个层次是建立南海经济圈,范围主要包括华南与西南沿海省区及港澳台地区,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这一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充足,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经济增长势头看好,“梯形”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如在这一地区加强产业协作,整体发展功能会大大增强,仅仅是联合开发南海海洋资源这项大的合作就可使本地区繁荣兴旺。因此,构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系统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加快步伐,并且是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核心内容。第3个层次是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圈,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它以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为核心,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和整个东南亚国家。第4个层次是建立亚太经济圈,范围包括日、韩、美、加、澳、新等亚太国家及地区,这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圈。这4个层次的经济合作圈,以南海为核心,将全球与地区性经济协作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将成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枢纽和中介。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大致思路是:重点选择海洋产业中的海滨旅游、海洋运输、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保护为区域协作的先导产业,以海滨旅游业先行,海洋生物、海洋环保、海洋运输业紧随其后,通过贸易获取发展资金,以区域性产业协作带动区内的商品贸易、物资流通、投资建设、结构调整,在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中国和东盟各国及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国与东盟两大板块在第
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两大板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两大板块的产业与经济融合;充分发挥沿海中心城市的增长极核与产业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区域性高新科技、教育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的产业层次,增强经济中心的极化与聚集作用;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发挥轴线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扩散作用;完善区域性市场体系,建立双向多向循环的经济与产业开放系统;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发挥劳动力密集优势,大力引进资金与先进适用技术,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必须从该区域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如制定联合发展资源技术型及外向型海洋产业的基本政策;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综合开发与一体化开放的基本政策;区域内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基本政策;以及联合发展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基本政策等。实施“非均衡、逐级递进、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开发政策,引导投资者向目标区域重点产业进行重点投资开发。通过政策引导,处理好区域产业发展中的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关系。在区域内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以适应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需要。在区域内部,选择那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科技发达及劳动者素质较高的地段;选择那些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对其它产业开发起较强联带影响作用的一组产业,进行适度倾斜,重点突破,优先发展,尽快形成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各方沿海港口城市的功能特点,构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扇面。充分利用该区域各沿海港口城市的现有优势,进一步发挥各类经济自由区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区功能,尽快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方向发展。
为了减少各方面阻力,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非政治化方式来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由小到大、由浅到深、从分散到集中的全面升级。区域产业协作实行互补性和结构性合作并存,以结构性合作为主,坚持以民间合作为主、官方合作为辅,形成高层次的结构优化、多元化、整体化、互惠互利的产业协作关系,努力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协调机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合作等方面交流,建立区域产业协作的对话机制。由区域各方政府代表组成南海开发协调组织——南海区域开发协调委员会,赋予其协调区域产业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以协统区域各方海洋资源开发与公共海域对外开放事宜,形成以产业管理为基础,行业管理、综合管理和跨国协调有机结合的南海海洋产业管理机制。重点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港和出口加工区,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搞好南海区域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制定培植生长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开发战略,重点建设能源、交通、通讯、港口及市政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公共物品投资中的整体效益。政府根据主要港口城市各自的特点,进行科学布局和合理分工,而具体项目与产业协作内容则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市场经济手段协调关系。南海区域各方的产业部门之间,进一步推动跨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之间的产业联合,在资金、技术、商品、信息,资源等方面形成互补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组建跨国、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从事分工协作生产、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采取承包、租赁、拍卖、委托、股份制、合作制等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形成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生产联合体。通过联合集成高新技术、应用技术、基础技术、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科技经济系统,培育一批以技术关联度高、市场取向和功能接近的产业技术项目。建立一批区域性产业技术中心,提高产业技术开发的组织能力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部门的区域性联合,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各方必须在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好区域内部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达到互利互惠、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更大利益,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的目的。通过各方企业界的区域性联合,建立区域性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共性技术与信息平台,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企业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过程中,加强区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性的产业技术,在引进联合开发中创新。按照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的要求,各方企业要成为区域产业协作的主体,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企业间合作开发的动力机制,实施企业间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政策措施,尤其是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组织的运行机制必须有更灵活的政策保障。努力创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及企业家市场,建立起产业技术、信息平台体系与需求终端的联动机制。企业界联合建立区域性资金、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有条件的沿海中心城市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实施企业产业技术开发与信息平台建设工程,重点培育和发展科技型企业,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框架和运行机制。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协作模式
在坚持以制度技术创新和大力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形成开发主导型的产业协作模式,高新科技、教育文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市场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信息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多极复合产业协作模式和资本主导型产业协作模式。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拓展,21世纪该区域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升级,迅速向一体化市场和跨国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迈进。从现在起,各方要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对该区域的主要港口城市发展规划进行科学论证,突出各自的功能特点,形成不同重点但有紧密联系的产业开发格局。改变产业组织规模小,数量少,产业关联效应低,组群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发展先导型和成长型制造业,在继续发展水产品、矿产、热带亚热带农林产品等资源加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技术先进、加工程度较高、产业关联度强且对其它行业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如海洋生物、海洋化工、海洋制药、海水增养、海水淡化、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办公自动化设备等产业,新型材料、新型能源、高效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成长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铸就,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引内联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了避免产业结构趋同,构造合理的产业结构,各方应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和流通结构,形成区域内协调有序的产业组群结构。该区域产业成长需要大量资金投资,除通过外引内联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外,近期应重点发展资金积累率高的海洋运输、仓储、对外贸易,滨海旅游等行业。第三产业在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大力拓宽第三产业的活动空间,为区域产业经济成长提供资金积累,促进第
一、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该区域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具有分布合理,功能齐全、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源结构,应按信息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潮流发展第三产业,充分调动区域内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海洋产业突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建立较完善的现代化海洋开发管理服务体系、较为合理的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体系。通过实施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的科技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海洋开发的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努力将该区域的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具有较强综合经济实力、社会环境状况良好的海滨产业经济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南海区域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协作,发展区域通、通讯、能源、港口码头、远洋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结构,形成一批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区域性市场,发展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工业区和自由经济区,尽快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模式接轨。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联合开发形式,运用BOT、8LT、TOT等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吸引各国资金技术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全面实施开发战略,鼓励各国投向海洋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区域一体化要求和区域经济特点,按照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交通流向与网络及港口城市辐射能力,科学规划与布局港口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商业区、旅游区、金融区等。集团力量建设海洋交通运输业,围绕进出口通道和港通枢纽的建设目标,加快该区域沿海地区及其相邻区域进港铁路、公路、航道、港口、码头、仓储为主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对港口邮电通讯、能源进行配套完善,使海洋交通运输业成为该区域最基础、最重要、最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海洋产业。有步骤地对该区域港口城市的港口进行技术改造,扩建泊位,完善配套,择优建设一批新港口。加强港口渔、工、商、运、旅游发展,联合组建远洋运输船队,扩大海运规模,以适应该区域及周边进出口货物量增长的需要。扩建和改造沿海船舶修造企业,增强修造现代大船的能力,满足海运和捕捞业的需求。
该区域产业协作必须注意发挥各方在资源、技术、资金、劳动力等方面的组合优势,充分调动各方联合投资的积极性。以海洋产业为龙头,通过联合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各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组成资源共享的南海区域信息网络系统,对国际市场需求结构进行调研,为拓展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新领域创造条件。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结合各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现状及资源特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包括对区域性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指导协调措施。争取用20年左右的时间,努力将该区域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经济繁荣、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环境优美宜人的海洋产业区,让海洋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区域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借助区位和港口优势,诱导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等不同扇面的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向南海区域聚结,形成临海大工业、出口加工、转口贸易、滨海旅游为主体的国际性综合产业基地,建成以沿海城市为核心的海洋产业带。
【参考文献】
[1]朱坚真.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协作系统问题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1,(1).
[2]王传军.区外大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J].当代亚太,2001,(11).
[3]陆建人.“大东盟”及其影响之我见[J].当代亚太,1999,(6).
[4]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观[J].当代亚太,1999,(9).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范文篇3
利用外资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国外、境外的资金和进行对外贸易。
(一)广东利用外资的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急待恢复和重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而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资金有限,物资匮乏。无论从经济建设来说还是从新政权的巩固来说,都需要利用外资。
但是,当时除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我国友好往来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经济上竭力封锁、禁运,制裁我国。所以我国选择了一条最便利的捷径――利用港澳、海外华侨资金。
1950年代广东党组织根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等特点,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政策,制定利用港澳资金和物资,吸引华侨资本、侨汇的决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制订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规程:1949年12月,掌管广东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宜的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华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华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华南区侨批业管理暂行办法》、《侨汇优待暂行办法》、《华南区国外贸易暂行管理办法》、《华南区进出口贸易厂商登记暂行办法》、《华南区海关暂行进出口税税则》、《华南区进出口货物稽征暂行办法》等条例,使利用外资有章可循。
2、建立领导和管理机构。广东一解放,就逐步在全省设立各级国营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用以领导和管理外贸工作。1949年,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成立,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亲自兼任处长。1950年,华南区在财政委员会属下设立了对外贸易管理局,负责广东、广西的对外贸易管理工作,1951年2月5日,华南区对外贸易管理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负责管理华南地区各口岸外贸业务工作。并在汕头、江门、石岐、梧州、湛江、南宁、海口等口岸设置分局,在惠阳、汕尾、深圳设置办事处,作为派出机构。
3、吸引华侨资本回来建设新广东。通过广东党组织的动员和牵线,1951年2月,在广州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这是建国后我国和我省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商人的资金投资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对外贸易、工业、信托等业务。“华企”成立时,50%以上的股东是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如何贤、马万祺、蚁美厚、陈祖沛、黄长水、黄洁、王宽诚、王源兴、陈君冷、司徒美堂等。此外,广东党组织还动员了一些泰国华侨集资在广东的海南岛(今海南省)建立了“新民垦殖公司”,种植新中国发展经济和战备急需的重要物资――橡胶。
1953年,广东制定吸收华侨及港澳人士投资的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吸收人民币四千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第二、三个五年计划二亿元。这一规划超额提前实施了。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3年10月四年间,广东省6个主要城市的华侨投资额达762亿元。
4、抓住时机向进言引进香港资金。1956年5月,到广州视察,广东省委抓住机会向提出利用港澳资金的建议。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及时向报告香港的情况。向谈到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跌,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地步的情况,听了后说:“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黄施民向提出了华侨资金约有5亿美元流入香港,但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怕将来会被“共产”的顾虑的问题,问5亿美元之中今年争取到的有多少。当知道1000万港元的投资也不易达到时,他指示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陪同汇报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问是否允许外国资本家投资,说原则上都可以,但条例要研究。他说: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临走前叮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陶铸马上写了报告给中央,但是因为中央当时的侧重点在于政治运动,后来这件事没有办成,但是在当时普遍排斥资本主义的形势下,能够大胆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当时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影响,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摸不透,加上国际上的不利环境,所以中央对利用外资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国家利用外资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广东省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努力,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促进利用外资的工作。
(二)冲破“封锁、禁运”,开拓对外贸易新渠道
广东为了冲破西方阵营“封锁”、“禁运”的围墙,一方面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对外贸易,与一切愿意同中国往来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广东成立了进出口物资紧急处理委员会,加强对进出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协调。以广东为主的华南地区的口岸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通道。为了使进口物资安全地运到国内,广东把海外正在运输途中的货物装卸、转港、换船,以避过“禁运”的检查。为了保证出口的安全收汇,以“先进后出、出入平衡”为原则采取了灵活的贸易方式,如包括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销易货、对开信用证易货等易货贸易方式。
广东尽力开拓与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的贸易往来。首先,把对外贸易的重点逐步转向苏联。广东在经济建设中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援助,也从苏联进口了一些成套设备;此外,向苏联出口了一些农副土特产品、矿产品等。越南将他们的产品谷米、豆、花生、木材、藤子、咖啡、桐油、肉桂、槟榔卖到广东,又从广东买回他们急需的布匹、棉织品、煤油、中西药材、生铁熟铁等物品。其次,抓住“封锁、禁运”的薄弱环节,大力开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底,锡兰(今斯里兰卡)第一个冲破“禁运”,与中国签订政府间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样,广东有一部分大米出口到锡兰,换回国内工业所急需的橡胶。之后又与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议和经济援助协议。第三,积极开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往来,采取“以民促官”的政策,积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团体保持接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3年广东省进口商品总值为62850063美元,出口商品总值为124885160美元。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争取港澳各界人士对广东经济的支持
1950年代,广东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在争取港澳在经济上对广东支持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可贵的探索。
广东与香港、澳门在陆地上相连,历史上往来密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的转口贸易和自由港地位由此变得愈发重要。、亲自制定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即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总理指示;香港作为世界战略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作为世界大气候、小气候变化的气象站,是观测世界风云变幻的观察站,是宣传我内外政策的宣传站,要求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战略位置来部署。同时从国内经济发展考虑,认为,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
港澳商人经商经验丰富,因此广东政府诚恳地征询他们的意见。1950年5月,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香港和澳门的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参观。路线经由广州、沈阳等地。当观光团抵达广州时,广东省、广州市政府设宴招待观光团全体成员。、方方、古大存等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领导亲自参加。诚恳地征询他们的意见,以便为以后的合作打基础。在与澳门爱国商人马万祺叙家常时说:“希望你立足澳门,坚持下去,团结大多数港澳同胞,共同热爱祖国,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邀请马万祺、邓文钊、黄长水等港澳商人出席广东恢复国民经济问题座谈会。饶彰风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对参加会议的广东企业家和港澳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大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献策献力。广东省政府财经、工业、商业方面的负责人分别讲话。在小组讨论时港澳商人认为要加速恢复和发展广东的经济,就必须根据广东是沿海地区,历史上有众多对外贸易港口,在世界各大洲中有许多广东籍华侨的特殊情况。马万祺说:“在研究和制定恢复和发展广东经济政策和措施时,不要忘记华侨,要关心侨眷侨胞生活,调动千千万万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投资建设祖国,投资建设广东。”会议开了两天,大家对港澳同胞支援广东恢复经济取得共识。
马万祺从祖国观光回澳门后,扩大了推销国货的范围。他属下的大华行主要经销中国建筑材料、工艺品、抽纱刺绣等产品;新中行主要经销中国轻工业产品。他在澳门新马路、十月初五街开设中国土特产公司、药材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发展与国内的经济联系,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马万祺还在香港、澳门两地参与中国皮鞋公司和各类副食品批发业的投资,为国内产品通过港澳转口海外,作出贡献。
观光团团员回港澳后在各种场合宣传在新中国的见闻,当时香港的各界社团都希望增加对新中国的了解,纷纷邀请观光团成员前去给他们介绍回国观光的所见所闻,受邀者因此受到港英当局的忌恨。1950年底,观光团成员黄长水、陈祖沛、吴槐庭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这几位工商界人士先后回到广州参加工作。大成行经理陈祖沛在广州创办了皮革厂。刚投身祖国的陈祖沛,回到广州后就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冲击,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热爱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参加1953年举办的中南区物资交流大会中,受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陈铭枢之邀,组织了100多家土产进出口商共同投资,成立中南物资购销组,出口积压的土特产。其中一项最大宗的出口生意,是推销出口2000吨黑瓜子。同时,中南物资购销组利用出口所得外汇,进口西药、塑料、五金机械工具、矽钢板、手表等当时急需的物品。中南物资购销组的经营活动,极大地激活了广东的市场。当时大批的土产和中药材从祖国的西北、华北以及全国各地运抵广东,使得广东的铁路、车站、码头和仓库等运输和仓储部门都忙得不可开交。货物的进出口充实了广东的市场,“五反”以后陷入困境的广东工商业,被激活起来了。尤其是进出口行业,大批积压的土产商品出口以后,又进口了大量合销的商品供应广东和转运内地市场。多年之后,广东的外贸商还流行一句口头禅:“难忘1953黄金时代。”
广东有关部门还通过地下党员柯麟找到澳门爱国商人何贤,把已经起义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大批设备器材,总计2477箱,用4艘木船及时抢运回广州,避免了重大损失。这些设备器材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是能解燃眉之急的宝贵物资。
在朝鲜战争期间,祖国大陆很需要汽油、棉纱、橡胶等军用物资,何贤一次次联络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通过各条渠道争购到这类物资,再设法从澳门源源不断地运入广东,解决祖国的困难。
广东还注重对港澳政府上层的团结统战工作。华南财委在1951年7月12日关于《华南执行易货工作情况综合报告》中指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对我必将加紧封锁,所以有意识利用澳门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中的一个漏洞,同样我们在香港也展开了各方面活动,目前香港政府之海关工商署、警察局、政治部甚至贪污部(专检查贪污之机构)都经常包私出口。”这是因为香港政府各部门对“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丰厚的情况很清楚,香港本身财政收入的利益,英国本身与香港市民所需物资的利益,香港工商业家的利益等驱使他们对用走私的方式运送货物进大陆采取松松紧紧的办法。我方从多方面进行工作,直至打通同港澳政府部门的关系,通过他们采取秘密的方式及所谓“包私出口”购进我们急需的物资。如“华南对外贸易服务社拟进口橡胶亦在进行中”。某茶厂与广州某进口商谈妥易货条款,将茶叶从广州运往香港易货,“为对进口货不背风险,将由进口行负责,惟须贴一部分费用与进口商,又某两茶叶公司负责人为了清债务接洽易货贸易起见,均拟于近日内赴港一行”。
1950年代广东与港澳在经济贸易上的往来,虽然规模不大,但通过可以利用的国际空间,起到了互补余缺,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作用。
(四)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现实意义
1950年代广东对利用外资有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利的国际环境制约着广东外贸的发展。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是不能关起门来搞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给广东利用外资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同时,“左”的指导思想也严重束缚了利用外资的发展。但是1950年代广东利用外资的思路以及探索实践,给广东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利用外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很有借鉴意义。痛定思痛,广东党组织认识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经济才能振兴,国力才能增强。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向中央提出大规模利用外资和进行多方位的对外贸易的要求。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广东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
30年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6年广东实际吸收外资达178.08亿美元。现在到了深入发展的瓶颈时期。利用外资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广东改革开放的道路该怎样走下去?同时,中央要求广东先行先试,制定并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3年)》。广东正面临着新一轮大发展的浪潮。
笔者认为,大力发展了30年的粤港澳经济合作应该更加解放思想,应该更深入、更全面。共同把粤港澳三地打造成为一个内外联动、互利共赢、优质高效的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拓展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在金融方面,前段时期实行的两地人民币结算制度,就是粤港澳经济合作到一定程度,更加深入,从而思想更解放的结果。在贸易方面以农副产品的出口为例,应该注意质量和安全,建设一批优质的现代化的农副产品出口创汇基地。同时借鉴香港那套严格、健全、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产品质量监督机制,从加强监督、提高产品质量入手,生产放心食品,从而打开销路,建立起良性循环的销售链。例如深圳光明华侨农场创办于1958年,到1980年连续亏损了23年。改革开放后,在政策指引和政府扶持下,农场成为规模经营的现代化畜禽产品对港出口基地。农场严把质量关,产品全部出口香港,在香港口碑很好。农场生产的“维他奶”,在香港已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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