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范文篇1
[关键词]价格贸易条件演化博弈路径依赖
一、引言
价格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贸易利益、贸易状态的重要指标。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近些年演化经济学以其动态化研究经济问题的全新视角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来研究贸易条件变化的方法则主要集中于将技术动态演化与贸易条件的变化联系起来。
一国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不同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贸易利益提升是非线性的,它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贸易条件。很少的学者针对升贸易条件演化路径给出经济学理论解释,并且将制度条件作为解释贸易条件变化原因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引入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我国经济转轨后贸易条件的变化路径,同时给与实证分析。
二、中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非对称复制动态博弈理论模型
非对称复制动态博弈模型是用来分析博弈方的动态策略调整及其稳定性的。该博弈方具有技术学习速度较慢和有限理性的特点。博弈方的技术学习速度较慢变现为向优势策略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复制动态博弈则可以用生物进化的进化动态方程表示,即对于概率求时间的导数,以此来表示随时间的变化,各种博弈得益均衡的实现过程。
(一)非对称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1.模型的假设
(1)假设两个国家,两种贸易产品。国与国之间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分别用发展中国家C1和发达国家C2表示。两种贸易产品的技术效率也存在差异,分别用的低技术含量产品G1和高技术含量产品G2表示。
(2)假设两个国家自由进行贸易,不存在贸易壁垒、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进行的阻滞因素。
(3)博弈方1即发展中国家的策略选择空间为(C1,C2),博弈方2的策略选择空间为(C1,C2)。
(4)假设各战略选择下的贸易利益为出口产品的价格*出口产品的数量,Pi*Xi(i=1,2)。假设(C1,C1),(C2,C2)的策略选择表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产业内贸易策略选择所带来的贸易利益要大于产业间贸易利益。即P1*X1>P1*X2。
2.博弈矩阵的构建
如表1:
3.博弈矩阵的分析
用博弈矩阵中的a,b等代表各国不同策略选择下的贸易利益。首先,假设在博弈的开始阶段,发展中国家G1中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的比例为p,选择高技术含量产品的比例则为(1-p);发达国家G2中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比例为q,选择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国家比例则为(1-q)。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U1(C1)=q*a+(1-q)*c
U2(C2)=q*e+(1-q)*g
EU=p*U1(C1)+(1-p)*U2(C2)=a*p*q+p*(1-q)*c+(1-p)*[q*e+g*(1-q)]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p/dt=p(U1-EU)=p*(1-p)*[(a+g-c-e)*q+d-g](1)
同理,发达国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U1'(C1)=p*b+(1-p)*f
U2'(C2)=p*d+(1-p)*h
EU'=q*U1'(C1)+(1-q)*U2'(C2)=b*p*g+q*(1-p)*f+(1-q)*[p*d+h*(1-p)]
因此发达国家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q/dt=q*(U1'-EU')=q*(1-q)*[(b+h-d-f)*p+f-h](2)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复制动态方程(1)来说,当q=(g-d)/(a+g-c-e)时,dp/dt始终为0,这表示所有的p都是稳定的状态,没有意义。我们所研究的演化博弈论中规定,演化稳定策略是指一个稳定状态必须具有保持稳定的能力,即当遇到干扰时仍然能够通过一定的路径恢复到本来的均衡点。当p偏离了p*点时,复制动态仍然能够使p恢复到p*。通过数学中的倒数方法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复制动态的力量要求,当pp*时,dp/dt必须小于0。此时,演化稳定策略才能保证在扰动的情况下仍能通过一定的路径恢复到均衡状态。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q>(g-d)/(a+g-c-e)时,dp/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可以使p向着接近于1的方向发展,此时p*=1为演化稳定策略;当q
同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使动态复制方程为0的条件为:p=(f-h)/(b+h-d-f)。当p>(g-d)/(a+g-c-e)时,dq/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可以使q向着接近于1的方向发展,此时q*=1为演化稳定策略;当p0,即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可以使q向着接近于0的方向发展,此时q*=0为演化稳定策略。用图1表示两个国家之间比例变化的复制动态关系为:
图中各个区域中的箭头方向表示在本区域中路径选择的均衡方向。
(1)在右上角区域中,即博弈开始时,发展中国家有多于(f-h)/(b+h-d-f)的比例的数目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商品,有多于(g-d)/(a+g-c-e)比例的发达国家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博弈将最终收敛于演化均衡策略p*=1,q*=1。
(2)在左下角区域中,即博弈开始时,有少于(f-h)/(b+h-d-f)比例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有少于(g-d)/(a+g-c-e)比例的发达国家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此时,博弈的均衡为(0,0),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选择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行产业内贸易,此时获利最大。
(3)在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区域内,博弈的均衡点有两个,分别为(0,0)和(1,1),到底收敛于哪一个均衡策略,取决于两个国家学习新技术,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提高的快慢。在左上角区域内,如果发达国家的学习能力提高的较快,则向下发展路径的箭头将先穿过分割线进入左下角区域,此时的演化均衡策略为(0,0);反之,如果发达国的学习能力提高较慢,则向右发展路径的箭头将先穿过分割线进入右上角区域,此时的演化均衡策略为(1,1)。在右下角区域内的情况恰好和左上角区域内发展的情况相反,但最终均衡仍可能有两个,即(0,0),(1,1)。
4.小结
通过以上对于非对称动态复制演化模型的讨论,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博弈方不同的初始选择将得到不同的均衡结果,有时可以走入较好的发展路径,而有时却由于对某一种策略的偏好使得发展路径被“锁定”,走入“恶性循环”,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这种路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不一定具有帕累托最优的效率,相反,往往路径锁定了次优的策略,并且博弈方无法打破此路径,只能依赖于初始路径而发展下去。
在现实中,这个模型对于我国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这得益于我国国家贸易的自由发展。在模型中,我国可以看做是发展中国家C1,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而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含量产品。此时,我国位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演化趋势图中的右下角区域。因此我国将有两种路径的选择,即达到演化均衡点(0,0)或者(1,1),这取决于我国学习技术能力,商品技术含量提高的速率。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可以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速度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模型中,向上箭头的路径的发展要快于向左路径的发展,最终均衡向着(1,1)点发展。也就是我国在博弈的开始选择了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商品,在参加国际贸易中,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博弈均衡路径仍然是,我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商品。这就产生了次优的路径依赖,陷入了“恶性循环”。
我们除了得到次优路径依赖的结论外,模型还用来解释我国贸易条件演化的路径问题。在模型假设中,我们可以得到,贸易利益a,b,c,d的表达式分别为:
a=P1*X,b=P1'*X
c=P1*Y,d=P2'*Y
由以上两组表达式,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初始状态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为TOT1=P1/P1',均衡状态下,我国初始状态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为TOT2=P1/P2'。由于我们假设产业内贸易的贸易利益最大,因此,我们近似可以得到,p1'>p2',那么TOT2
三、1992年～2009年中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演化路径实证分析
按照对价格指数研究的大多数做法,我选取了帕氏公式来计算1992年到2007年每年度的进出口价格贸易指数,即:
Pxt=(∑Pit*Qit)/(∑Pi0*Qit)(i=1,2……m)
Pmt=(∑Pjt*Qit)/(∑Pj0*Qjt)(j=1,2……n)
根据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即:TOT=Pxt/Pmt计算出各年度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相关数据,填入表2中:
根据表2的数据绘制出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的趋势图2,由对我国经济转轨后我国进出口价格指数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贸易条件恶化的路径轨迹。
从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我国经济转轨后开始至今,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这些变化很好的验证了以上的非对称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即: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被技术锁定于不断恶化的路径中。经济转轨这十几年来,我国外贸一直被技术锁定路径所困扰,因此如何打破这一路径锁定成为我国出口贸易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中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演化路径替代的政策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善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根本措施是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创新能力与速度,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这需要国家、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相应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因此,我国可以从制度和结构安排角度入手,改变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次优路径的依赖,走出恶性循环。
1.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快核心技术研制的引进。企业不应该再在“干中学”的政策导向束缚中发展。参与世界产业链固然能带来一定的利益,例如国外高新技术的外溢,但是,着重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只能一直尾随于发达国家企业。如果我国企业再不注重“自主创新”,那么技术进步就得不到动态的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将无限的延长。这就决定了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路径将锁定,陷入恶性循环。
2.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鼓励海外并购。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国外各大型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与风险,纷纷将其优质资产降价拍卖。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自身企业高技术水平的良好时机,企业应该大胆同时谨慎的选择合适自身长远发展的资产进行多元化的购买方式,如并购或者参股。抓住机遇参与世界高水平跨国企业的业务链中,汲取其尖端的技术、设计以及管理经验,为自己所用。同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紧跟世界产品发展潮流,为自己赢得贸易利益。
3.加速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出口商品结构直接体现着一国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的情况。我国出口的主要企业是制造业企业,因此,提高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增强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增加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外贸加工企业因为自身产品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较少,因此导致了抵御外界危机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机波及我们的出口主要贸易伙伴国后,这些外贸加工企业纷纷停产甚至倒闭。所以,在我国外贸出口摩擦连连、出口市场份额缩水的大背景下,企业应该及时调节出口策略,同时更应该加强在自身的技术水平修养,争取在世界分工产业链中走的更高,这才不会被新的经济形势所淘汰。
参考文献:
[1]Gabaix,X.heFactorContentofTrade:RejectionoftheHeckscher-Ohlin-LeontiefHypothesis.Mimeo,MIT.2005
[2]刘佳.基于自主创新的我国比较动态转换路径选择(硕士论文).2008
[3]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2007(7)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哲学线索；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一）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19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二）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三）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四）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供求价值论），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1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或呈直线状（古典贸易理论）;或呈外凸状（现代要素禀赋理论）;或呈内凹状（新贸易理论）;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或内移或外移（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或偏向X轴或偏向Y轴（反映一国对X、Y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或弯曲或平缓（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相对价格线的变化：或相对平缓（反映一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或相对陡峭（反映一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Y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X进口Y;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一）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二）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H-O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三）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产业内分工理论（新贸易理论）、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约2/3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1970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经济师，2009，（07）:115－116.
［2］老子，陈忠。道德经［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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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范文篇3
一、中国文化贸易增长速度较快，但发展速度落后于国家对外贸易的总体增幅
近年来，中国文化进出口贸易增长非常迅速，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2年，我国出口文化产品217.3亿美元，其中视觉艺术品出口142.1亿美元，增长52.5%，占同期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值的65.4%。同期，出口印刷品28.5亿美元，增长7.1%；出口视听媒介产品28.4亿美元，下降44.2%。此外，出口乐器14.9亿美元，增长6.6%。虽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与美国等文化贸易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文化贸易在全国货物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仍处于起步阶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大幅增长。近几年，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急剧扩大，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核心文化贸易进出口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不足1%。中国的文化贸易也一直缺少权威、系统的统计资料，没有进行单独统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化贸易总体贸易的比重较小。以图书版权贸易为例，中国图书版权进出口权威统计是从2004年开始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图书出版贸易在2004-2010年的增长幅度不大，进口贸易增长幅度相对较大，但整体发展与货物贸易的发展不可以同日而语。
二、中国文化贸易逆差十分严重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货物出口规模方面，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并长期保持顺差。文化贸易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我国虽然是一个文化贸易的大国，但也是一个文化进口大国，引进得多，输出得少，贸易逆差严重是我国文化产品贸易的现状。
表12011年中国主要文化产品贸易统计（万美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1年中国的主要文化产品出口大部分存在贸易逆差。只有高密度激光视盘、数码激光视盘这两种文化产品是少量的顺差，电子出版物更是出口为零，进出口差额巨大。中国文化贸易如此之大的逆差和外贸总体顺差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说明中国产品在输出国外的同时并未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非常弱小。
三、文化硬件产品出口优势巨大，但是软件文化产品出口能力不足
中国海关主要对硬件类的文化产品进行统计，其统计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整理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其中，文化产品集中在第49章、95章和97章，其他文化商品分散在其他品类。
2011年，第49章、95章、97章商品出口额分别为3112331千美元、34331333千美元和377063千美元，进口额分别是1414681千美元、1435466千美元和41989千美元，均为顺差，且与2010年相比有了较大的增长，呈现了越来越活跃的态势。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贸易中硬件文化商品出口具有重大的贡献，造成整体文化贸易严重逆差形势的原因主要是以内容产品和文化服务商品为主体的软件文化商品出口能力不足。这也反映了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的现实。中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一半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而非版权出口，更加说明目前中国在全球文化贸易市场中的劣势地位。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贸易出口主要集中于传统产品，主要包括美食、中医药、语言类图书和视频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品，而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类产品和服务以及能反映中国新时代风貌的文化产品并不多见。这恰恰说明了目前中国在全球是制造业大国，但文化产品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内容比较单一，这与中国有最悠久、最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国家地位不相宜。
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地区过于集中
目前，中国文化产品输出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东南亚、美国等，存在着文化产品过于集中的问题。由于语言、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香港和台湾、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中国文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这些地区遭遇的“文化折扣”较低，这些地区更容易接受中国的文化产品，是中国文化产品输出的主要消费群体。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亲近度较低，但许多海外华人集居在美国，他们对中国文化产品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美国也是中国文化产品的主要输出地之一。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品和服务形式种类繁多，输出地域几乎遍布全球。通过文化贸易的方式他们获得了巨额经济收益，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广泛传播了其文化精神。而反观中国，情况则不容乐观，文化产品输出国存在过于集中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品流向很单一，以图书版权为例，2010年中国总共输出图书版权5691种，输出地前五名分别是我国台湾、韩国、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美国，这5个国家和地区输出总量为3811种，占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总量的67%。该充分说明中国文化产品输出地区过于集中，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程度很低，很多文化产品还很难被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科学合理的文化贸易结构应该是输出和引进共同发展，平衡推进，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贸易才能快速、全面发展。中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应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打造中国的优秀文化开拓空间。
五、文化贸易的渠道缺乏，贸易效益低下
当前，中国文化贸易沿袭了过去的交流方式来拓展出口渠道，如利用外交手段和“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展”、“中国博览会”等相对传统和简单的模式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依靠炒作、依赖政府扶持和名人效应等单一手段仍然是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获得世界关注的主要途径，缺乏对市场细分和总体把握以及对目标市场的选择。然而，国际文化贸易发达的国家的发展战略已经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它们不仅已经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中介组织，对于文化企业的跨国投资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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