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篇1
关键词：湖湘文化；家具；产品识别；设计理念；元素提炼
中图分类号：F407.88；T-19；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062?05
家具消费市场已经进入多元化的个性消费阶段，但国内家具产品同质化严重，在新的家具品牌的创建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家具设计师、用户共同影响着品牌建立。因此成功的产品识别设计理念成为家具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法宝。成功的产品识别设计可以使企业以很少的投入，在市场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好联想与观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与购买率。成功的产品识别设计提升家具产品的附加值，并可在众多的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在家具品牌的创建中，产品识别设计将家具企业的品牌理念、企业文化、准确的传递给消费者，因此家具企业对产品识别设计的研究与投入应该是重要的、长远的。本文拟通过对湖湘文化特征和家具产品识别设计的整理研究，试图建立基于湖湘文化特征的家具产品识别设计理念。
一、家具产品设计视野中的湖湘文化
家具设计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作息需要，因此只有深入分析湖湘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从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求突破点，发现人们生活中的潜在需求，运用相应的设计原理与设计技术设计出符合人们需要的家具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这就是在家居生活形态中传承湖湘文化精神。体验与分析
湖湘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选取特定的目标区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观察与研究，根据人们具体的行为方式与日常家具的使用特点，探寻其背后的文化思想与内在联系，对其中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内涵进行提炼，并将这些运用到新的家具产品研发中，设计出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家具产品。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湖湘地区独具魅力的生活形态，如湘西苗族自治州热烈的节庆日，吉首丹青的清明歌会，泸溪等地苗家的“跳香”，龙山、保靖等地的土家族的“咚咚隆”，湘西的“猴儿鼓”“放野”“冒帕”等，新晃侗族的“闹年锣”，江华瑶族的“赶鸟节”等[1]。这些独特的生活形态包含着独特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内涵，家具设计师可以从这些生活形态中提取设计要素。
文化底蕴深厚的湖湘地区拥有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书院岳麓书院、南岳衡山寺庙建筑群、凤凰南方长城、湘西吊脚楼都是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建筑遗产。另外，久负盛名的湘绣、岳州瓷器、界牌瓷器、铜官陶器、桃源石雕、临武龙须草席、益阳小郁竹器、长沙墨晶石雕、洞口墨晶石雕、邵阳翻黄竹刻、浏阳石雕、岳州扇、望城剪纸、澄县剪纸、沪溪踏虎凿花，极具特色的土家锦、侗锦、苗锦、瑶锦等民族艺术，这些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物质与技艺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现代家具企业进行产品设计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1]。
湖南地区漆器家具历史悠久，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制作漆器家具可见，这些漆器家具结构多为木胎，纹样有几何图案、花草纹、动物纹，纹样的绘制方法主要有漆绘、油彩、锥画和堆漆等技艺。湖湘文化的的精神内涵是隐性的，但其物质载体是极其丰富的，我们可以找到典型的载体，将湖湘文化作为视觉符号在现代的家具产品上体现。通过分析物质载体的文化部分，分析形体、材料、图案、线条、色彩等形式符号，在现代家具产品设计中加以运用，对湖湘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二、家具产品识别设计及其影响因素
家具产品设计是一个将概念与文化物化的过程，随着现代设计研究的发展，家具产品设计已经演变为一个从概念设计、产品设计到企业战略设计的全面设计过程。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设计逐步起到了策略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作用，因此，家具产品识别设计成为家具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产品识别简称PI（ProductIdentity），按照产品识别设计理论，企业按照“理念统一、风格统一”的原则对家具产品进行系统设计，建立独特的家具产品形象。家具产品识别（PI）设计的宏观理解就是对市场与用户信息的获取、编码、解码、评价与应用；微观的理解就是家具设计师分析产品的市场定位以及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提取产品识别设计中的造型与文化特征元素，运用到具体的产品设计中，形成企业产品形象的PI特质，并在后期的企业与用户的信息反馈与评价中继续完善。可以说家具产品的识别（PI）设计是多方面感性语意的集合，整合了家具产品的外观设计与特质形象设计，通过系统的设计形成用户可感知的家具产品识别特征，提升家具企业产品的品牌内涵与品牌价值。
家具产品作为轻工类产品，在我国属于传统制造业，因此，家具产品识别设计相对于汽车产品与电器产品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德国乌尔姆造型学院提出的系统设计（theinceptionofsystemdesign）理论可视为产品识别（PI）设计理论的雏形，20世纪70年代系统设计思想由德国设计师在汽车企业中推广，并直接导致奔驰汽车、宝马汽车、博朗电器等这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人们用“家族化产品（FamilyProduct）”这一概念来表示系统化设计思想[2]。
“家族化产品”设计可理解为家具设计师在为同一家企业设计产品时，使该企业的不同产品都具有相似或者相同的特征元素，不同的产品在外观上具有共同可识别的“家族”元素，消费者在购买该企业产品时会产生统一、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家族化产品”的设计理念更多被认为是一种通过重复使用相同的技术或者工艺提高产品种类的商业化设计理论，必然存在着发展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家族化产品”设计理论使不同产品之间具有相似或者相同外观特征的这一思想为产品识别设计理论的发展奠定的基础。
随着家具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单纯以满足产品功能性需求的“家族化产品”设计理论已不能消费者的需求，一味强调家具产品外观造型的“家族”识别也不能满足产品对于消费者的精神诉求。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产品设计的新内涵产品识别（PI）设计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在我国汽车、机械与家电领域，企业对产品识别（PI）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家具领域对于产品识别（PI）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家具产品识别（PI）的识别系统、识别元素提炼、系统构建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基于湖湘文化特征，构建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家具产品识别体系，将极大提高湖南家具企业在国内家具产业转移与升级中的竞争力。
对家具产品识别设计中的影响因素分析要结合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样才能全面准确的对家具产品识别理念进行建构。企业内部因素的的分析包括企业发展历史、企业产品定位与分类和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企业主观概况介绍、产品研发理念、产品设计原则、具体设计项目分析、关键元素的提取、企业高管调查分析等。企业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从竞争对手对公司与产品的评价与分析中得到，也可以从用户与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知与反馈中提取构建元素（见图1）。
（一）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
企业的经营管理战略显然对于产品识别的建构具有指导作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行业内部都应有清晰的定位，如果品牌处于行业的领导地位，这样的企业在识别体系的构建中应将技术创新与行业标准作为识别体系中的特征元素。如果想在行业激烈的竞争中成为创新型企业，必须将革命性的创新理念作为产品识别的特征元素。例如，世界著名电子产品公司Apple，其产品识别特征为独树一帜的产品外观与技术可靠性，在行业内部成为创新性最强的企业[3]。但作为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四川全友家具公司，其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也没有占到1%的市场份额，因此相对弱势湖南家具企业必须对本身在国内家具行业的定位有清晰的认识，并制定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经营管理
战略。
在湖南家具企业中，湖湘文化精神将在制定与实施企业经营管理战略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湖湘文化精神在一些湖南人创办与管理的家具企业中已经有所体现，据香港家具协会2005年统计，在家具生产销售大省广东，香港家具协会会员企业中有超过50%的企业领导人为湖南人，例如香港“翡翠家具”“多喜爱”“我爱我家”“联合欧陆家具”“康升家具”这些企业的领导人都是湖南人，这些湖南企业家将优秀的湖湘文化品质应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同时也在企业的发展上留下了湖湘文化的特质，湖湘文化精神成为企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企业的产品战略
家具企业产品战略对企业产品识别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产品战略包括产品组合与产品系列、产品空间划分、产品生命周期与产品研究战略等内容。产品战略侧重从宏观企业管理上对新产品研发进行指导，而产品识别（PI）是一种企业的产品设计战略，除了企业管理环节，它还包含产品研发过程中的市场需求、生产技术、美学、交互设计、制造与营销等多个环节，因此，产品战略对产品识别具有重要影响，产品战略是产品识别设计的重要信息来源。坐落在长沙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拥有全国创办最早的家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该校每年都为湖南家具企业输送一批优秀的家具产品设计人才，为湖南家具企业建立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企业产品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企业品牌战略
产品识别（PI）是企业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品牌战略决定了产品识别（PI）的方向。产品识别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产品形象，企业品牌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品牌形象，而家具产品是企业形象的直接载体，因此好的产品形象是企业品牌形象建立的最重要基础。
（四）社会经济环境因素
不同家具企业在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目标市场，这些目标市场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在产品识别（PI）的建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同时随着近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都是产品识别PI构建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这些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与发展机遇。例如，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家具消费市场成为近年来家具企业不容忽视的目标市场[4]。
（五）生产技术因素
任何外观形态都是建立在可行的生产技术之上，因此，独特可靠的生产技术也是产品识别（PI）构建的重要因素，家具企业独特可靠的生产技术是产品质量与成本的保证，同时也可以成为行业公认的标准，从而成为产品识别的重要特征，例如，国内知名家具品牌曲美，因其独特可靠的板式家具生产工艺，使其成为板式家具领域知名品牌[5]。
（六）市场需求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需求正不断改变，深刻洞察用户的生活习惯与潜在需求，成为家具产品识别（PI）设计研发的关键。设计改变生活方式，同时生活方式也改变设计，设计与生活方式是相互促进与发展的，当前有很多家具企业在建立家居体验馆，其目的不仅在于促销产品，更是引导用户体验与改变生活方式。
（七）设计流行因素
著名家具设计师朱小杰曾说过：“中国不缺少优秀的家具设计师，中国家具设计师缺少交流”。在当下的微博信息时代，流行时尚元素的传播令人难以想象，消费者的审美与个性需求不断变化，因此关注流行时尚元素、创造流行时尚元素成为在产品识别构建中的重要因素。湖南虽然作为内陆地区，但在时尚娱乐行业一直都走在国内前列，因此跟随时尚与创造时尚一直是湖南家具企业的优势竞争力。
三、基于湖湘文化特征的家具产品
识别元素的提炼
（一）家具产品识别元素提炼方法
作为被用户与大众直接感受到的家具产品识别元素，这些提炼出来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外观元素必须具有可识别性、独特性、审美性、时代性与可持续性。
家具产品识别元素的提炼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对用户、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调研的信息、数据进行量化研究，主要过程包括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和量化整理。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消费者产品认知性调查、产品喜好度调查以及产品语义分析等。后期的数据统计分析和量化整理方法，国内外不同学者观点各不相同，国内产品设计领域学者多采用意象尺度研究方法，日本学者长町三生教授则提出了感性工学理论，而美国心理学家（查尔斯·埃杰顿·奥斯古德（CharlesEgertonOsgood）则提出了语义差异法研究方法：由于功能的多样性，语意差别量表被广泛地用于市场研究，用于比较不同品牌商品，产商的形象，以及帮助制定广告等战略、促销战略和新产品开发计划[6]。
意象尺度法为产品识别元素提炼的另一种方法，该方法以语义差异法为基础发展而来，它涉及实验心理学、统计学等知识领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多学科交叉理论。意象尺度法的研究过程是首先收集确定描述家具产品意象风格的意象语汇，然后使用多组相对、反义的形容词（例如：柔软——坚硬）从不同角度或者维度来诠释“意象”这一难以量化的概念，并绘制五点或七点心理学量化表格，以非常、比较、有点、一般、不等词汇表示不同维度的用户连续的心理变化量（非常喜欢、比较喜欢、有点喜欢、一般喜欢、不喜欢），对用户进行家具产品喜好调查，根据获取的调查问卷，对于获取的数据进行对维度整理，并进行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从而得到用户对产品喜好的量化数据[7]。
（二）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携福木语”产品识别元素提炼
本文以湖南株洲湘龙竹木制品有限公司为例探讨基于湖湘文化特征的家具产品识别元素提炼。湖南株洲湘龙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竹木制品研发为主的家居类产品制造商，注册品牌为“携福木语”，英文注册名为“GDSAFE”，公司以“低碳、环保、高贵、典雅、富有人文底蕴”为企业理念，倾力打造“文化湘龙”“国际湘龙”。
首先进行产品认知测试，选取携福家具中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图片形成调研的样本库，为认知层面的主观判断测试做准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作为访谈测试对象，把选取的家具图片给受测试者看，要求测试对象对携福家具图片进行感性认知的语言描述，也就是受测试者使用用自己的语言词汇表达他们的感受。本次测试活动选取不同年龄、不同地域共40位对象进行认知层面的测试，共获得相应的描述词组87个，设计师结合产品识别元素构建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建立相关的词汇筛选参考标准，按照标准对测试中获得的词汇进行筛选，并结合湘龙公司的携福品牌战略以及其它相关因素进行语言要素的识别，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描述性词汇（表1），然后写出描述性词汇的反义词并组成产品识别语汇。
家具设计师对筛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描述性识别词组进行测试并量化分析，本次测试选取160名测试对象，测试对象来自企业内部与企业内部，分布于不同的设计领域、部门、年龄段，受测试者包括家具行业专家、家具设计师、营销人员、一般用户和新用户。运用利克特量表的7点量表（又称相加法）进行量化分析，设置强烈赞同、中等赞同、轻微赞同、中性、轻微不赞同、中等不赞同、强烈不赞同表述受测试者的连续心理变化量，要求受测试者对描述性词汇组进行选择，对于获得的数据制表进行基本的分析统计。
根据制表获得数据，应用操作简单、好学易懂、简单实用的社会科学统计程序SPSS（StatisticalProgramforSocialSciences）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出每个识别元素（描述性语汇）的意象程度的平均值与标准差（表2），对于统计结果进行排位，同时还要对单个要素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将最具有代表性的识别要素提炼出来，构建携福家具产品识别体系。从统计分析结果得出携福家具产品识别元素特征：设计理念吸取了湖湘传统文化之精髓，包含着湖湘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敢为人先等特征；造型上在当代家具文化基础上结合了湖湘传统家具的特点，装饰细节内敛而高贵，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结构注重人性化设计与人体工程学；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气质与品质感。这些产品识别要素特征与企业的产品理念是一致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采用本地天然环保材料，研发具有浓郁湖湘文化特征的高品质家居产品。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湘龙公司的企业经营战略、流行趋势以及家居市场需求，最终提炼出湘龙公司携福家具产品识别元素为温馨、湖湘文化、高端品质、时尚环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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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晓菲.产品设计中的产品识别（PI）[D].长沙：湖南大学，2008.
[5]张凌浩.产品识别创新中的特征符号建构[J].包装工程，2009，30（9）：146?148.
[6]葛晓菲.产品设计中的产品识别[J].艺术与设计（理论），2008，（4）：153?155.
[7]张军，赵江洪.意象尺度法与产品设计研究[J].中国艺术联盟装饰，2002，（7）：17?18.
DsignofFurnitureProductIdentityBasedonHuxiangCultureFeatures
HUANGYanli，DAIXiangdong，XIAODerong
（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andTechnology，Changsha410004，China）
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dthestructureoffurnitureproductidentitydesignsystembasedonHuxiangculturefeatures，startedfromspiritconnotationofHuxiangculture，Hunanlifestyle，totheinheritanceandapplicationofHuxiangcultureelements.ItalsoanalyzedcreativethoughtbasedonHuxiangculturefeatures，andthenstatedrelatedtheconcept，developmentanddifferentmeaningsoffurnitureproductidentitydesign，andtheelementsoffurnitureproductidentitydesignsystembasedonHuxiangculturefeaturesassociatedwithimagescale，takingHunanZhuzhouxianglongbambooandwoodproductcompanyforexample.Finallyitsuggestedstrategicmanagementfactor，productdevelopingstrategyfactor，brandstrategyfactor，socialeconomicenvironmentfactor，manufacturingtechniquefactor，marketdemandfactor，andfashionabledesignfactoraboutthestructureoffurnitureproductidentitydesignsystem.
KeyWords：Huxiangculture；Furniture；ProductIdentity；InfluenceFactors；Elements
收稿日期：2012?04?18；修回日期：2012?10?10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篇2
关键词：湖湘文化；弱化；原因；推动发展
一、湖湘文化及其内核
到底存不存在湖湘文化？什么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其实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不存在什么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只不过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一个符号，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它，它其实并不存在具体、实在的内涵。而更多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是根据湖湘人长期的实践活动总结出来的，是有其历史依据的。有学者指出，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从广义来看，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于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看，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来源于湖湘大地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及社会阶级（阶层）分野三个层面的六个子系统（万里，2004）。雷国珍（2008）则指出，“所谓湖湘文化，就是指唐宋以来诞生在湖南地区的区域性历史文化”。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湖湘文化既具有积极的一面也具有消极的一面。综合众多学者（饶怀民，1988；朱汉民，2000；唐浩明，2004；陶海洋，2005；刘云波，2007；雷珍国，2008；江凌，2011）的观点，湖湘文化积极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民族危亡之际，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湖南有识之士大都会挺身而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2）经世致用的朴实学风：经世致用的主张自晚清由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提出来以后，一直形塑着湖湘文人的学风。这一学风也提示我们要躬行实践。（3）朴实勤劳、死硬作风、定力坚固、崇尚血性等鲜明的人格特征。（4）“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人们通俗地将其概括为“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经得搞、不怕死”的人格特征。
也有学者对湖湘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了探讨。如周秋光（2001）湖湘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他还指出，湖湘文化的缺陷当然还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格急躁，气太盛，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也不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等等。
二、湖湘文化在转型时期的弱化
关于湖湘文化在市场经济下的处境，很多人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有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在经济方面走在前面的是“北上广”等省市，湖南在这方面已经“落伍了”。进而还有人调侃说，如今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湖南人，而且湖南省的一把手也是“空降”的，国母都成了山东的了，由此看来，现在的湖南在政治上也“落伍了”。但是也有人反驳道，湖南经济发展落后，是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谁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首先开放东部沿海城市、设经济特区，随后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最后才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南恰巧就是中部的重镇之一。经济上的落后也就是自然的事儿了。再者，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湖南人，这正是我国政治越来越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湖南人霸得蛮，喜欢内斗，这样的性格对我国如今的政治是不利的。要说如今湖南省的一把手都是“空降”的，那是当前湖南的发展需要那些视野与眼界更加开阔的一把手来主政，从而更好地推动湖南的经济发展。综合上述观点以及湖湘文化的现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如今的湖湘文化的确呈现了一种弱化的格局。主要表现在：（1）政治上，缺乏政治家、战略家。（2）经济落后且发展缓慢。（3）思想文化上，缺少与时俱进的思想大师。
三、湖湘文化在转型时期弱化的原因分析
1.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性。如今，以经贸交往扩张为载体的全球化强势席卷了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全球交往需要寻求共同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规则才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如同海德格尔所说，“商业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平整化的趋势”。商业资本逐利而居，无孔不入，商品消费早已跳出本地，遍布全球。商品本身负载着文化内涵，商业的输出裹挟着文化的输出。例如美国好莱坞式电影往往带有个人英雄主义气质，代表正义的主人公永远不会死；还如，Coca-cola、Gangnamstyle等都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理念。
2.湖湘文化是一种治世文化，而不是一种致富文化。如今，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经济的发展成为人们评价某一区域发展现状的主要标准。而从湖湘文化的渊源上来说，湖湘文化并非致富文化。诸如湘学大师屈原、周敦颐、朱熹以及后来的曾国藩、王船山等人，他们的学说大部分是治世儒学，例如朱熹的理学强化了三纲五常，为封建王朝所用；曾国藩的著书立说更是充满了修身养性、忠君爱国、内圣外王的思想。与注重经济和学术的江浙文化相比，湖湘文化更多着眼于治世和军事。而且，我们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近代湖湘人物志在谋国而非谋一隅。如近代以来的如、黄兴等湖湘人物胸中运筹的是中华大地，他们发迹和事业兴隆的地方并非在湖南。这些历史人物是将整个国家的救亡图存视为自己的使命，因而，近代以来的湖湘人物对于湖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3.湖湘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而非草根文化。如今，湖南卫视以娱乐化著称。对此，不少人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湖湘文化的内核。而有些人则认为湖南卫视打造的娱乐节目与湖湘文化不是一个层次、一个体系的。因为从湖湘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湖湘文化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的，实际上这种文化与我们普通大众是脱节的。而如今的湖南卫视打造的娱乐节目正是一种草根文化，一方面，像《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我是歌手》等节目，它们都是展示自我的很好平台，我们社会中的草根正是凭借这样的一个个平台不断走向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话语权的向下转移。以前评价各种才艺的好坏、优劣只取决于少数精英，他们的话语其这决定性的作用，而如今评判的很大一部分话语权交给了我们普通大众。
四、在转型时期发扬湖湘文化、加快湖南发展
1.挖掘湖湘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成分。就像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揭示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一样，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湖湘文化中是否存在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成分。应该说，在湖湘文化中是存在这样的成分的。如刘厚见（2012）认为，湖湘文化所蕴含的优良品质对于塑造湘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是湘商应有的爱国精神；“坚韧执著、百折不挠”是湘商应有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敢为人先”是湘商应有的创新精神；“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是湘商应有的实干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湘商应有的开放精神。
2.培养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从来都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对经世致用的理解一般为“通晓世事，勇于担当”。但在现代视域下，应郑重思考经谁的世，致谁的用？我们应该赋予湖南经世致用以“经略世界，致我所用”的新精神，要结合湖南本身的地域优势，争取国家层面足够的支持，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形成经世致用的新高潮。这样将本土优势和外来资源有效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文化优势与外部资源的发酵力量。只有如此，才能满足人们对湖湘文化促湘经济发展的祈愿。
3.文化自觉，重塑精英文化，打造湖湘精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区域文化的自觉恰恰是抵御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对湖湘文化的自觉，对“何为湖湘文化？”这一核心问题做出更为准确、科学的回答。进而在加快湖湘草根文化发展的同时，与时俱进，重视对本地、本土文化的开掘（鲁佑文，2003），重构湖湘精英文化，打造湖湘精品文化产业，培养与时俱进的思想大师，从而让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作者单位：中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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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湘文化概论范文篇3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一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
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
；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
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
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
大体听懂基本听不懂大体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
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1．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
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
西的永绥（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
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
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
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
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
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
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
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
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
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
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
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辰溪）溆（溆浦）土语群”接近“衡（衡阳）邵（邵阳）土语群”，而“衡邵土语
群”又接近“湘（湘乡）涟（涟源）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
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
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与桂
林话很接近）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
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
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1．1．5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
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
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
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
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
，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
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去声不分阴阳时就归去声）”，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
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
江淮官话常（常德）鹤（鹤峰）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
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
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
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
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
，《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
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
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
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
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西南
官话）和第二区（楚话）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
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见赵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一五七页），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1．2．0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1．2．1《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
》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
。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
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
“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
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
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
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
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
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
，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
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
，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
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1．2．2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一文用
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
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
言学方法（甚至是单一特征判断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
生怀疑。
《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
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
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
，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
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
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
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因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异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时（因为异同相等
）；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因为当同一方言点同时从同一逻辑门进入两个代表点后，
归集后的方言点数会大于实际参加分区的方言点数，从而与实际不符）。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
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
长沙点
南县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点
新宁28东安28祁阳31
常德点
石门31慈利33大庸32龙山37永顺29
保靖30永绥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凤凰30麻阳27晃县31靖县31澧县29
安乡35华容27桃源35汉寿41衡阳31
平江点
临湘31岳阳32
（地名后的数字为其与该代表点的接近值）
以上各点合计29个。除去4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71个
，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40．9％。
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
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湘阴
长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计6个。加上其余与4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个方言点后为41个，
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59．1％。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
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
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
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
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
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
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
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
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1．2．3《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
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
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
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
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
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
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
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
、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
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ts’s)这种与赣语不同
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
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
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
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
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
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
《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bdgdzz］的浊度最强，换句
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
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①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
《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
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
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
南官话而与湘语（我们这里所说的“湘语”是指长沙话。本文中如不加说明时都把长沙话作为湘语的代表）的
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
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
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
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
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
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
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
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
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
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
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
，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
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
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
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
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
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
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
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1982）、《中国民族学概论》（栾钊韬等，1985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1）、
《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谭昌寿，1984年第5期《湖南师院学报》）等论著来作一结论性的概
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
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今长沙）、耒
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②县、临
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
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
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
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
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
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
，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
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
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主要来自江西）陆
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
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
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
1．2．5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
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
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
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
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
2．1．0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
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
然难于统一。1987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
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
体的做法是：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
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
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
，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
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
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只有一项或无任何一项可归入三个代表点）。
2．2．0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说明。
2．2．1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
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
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
2．2．2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
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
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
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
2．2．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
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
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
2．2．4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块状表示）围片（同言线法）的方式，这看起
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
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
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
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2．3声母系统的分区
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附图[图]）
说明
1．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
2．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
3．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
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
分区结果是：
长沙所属方言点（地名后的数值为隶属度）
长沙7临湘5．5岳阳5南县3．5沅江6
湘阴6平江5浏阳4宁乡6益阳6
桃江5．5安化6．5泸溪4新化6涟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双峰3．5衡阳5
祁阳4永兴5资兴4邵阳4武冈4
洪江5．5会同4绥宁6．5城步6江永4
计30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耒阳3．5常宁3．5宁远4宜章3．5
计4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华容5安乡5汉寿5临澧7常德5
澧县6石门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顺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凤凰6麻阳6溆浦5．5
怀化6芷江5新晃4靖县4通道4．5
新宁6东安4零陵4新田4．5桂阳4
郴州6嘉禾5蓝山4江华4安仁5
道县4
计3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县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
临武湘乡祁东隆回洞口黔阳
桃源龙山
计14个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1：声母系统分区图
2．4韵母系统的分区
表二韵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上表中，前三条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项发生交错时，则以前三项的情况来确定方
言归属。另外，《报告》中缺文白异读材料，因此，第七项全部采用《总结》中的材料。
进行归纳时，由于第一项和第七项长沙与贵阳相同，这两项又都同时与南昌话对立，确定隶属度时，如果
与南昌话相比较，可以“四”为隶属度。但如果相对长沙与贵阳而言，两者的对立项目只有五项，判断某方言
点的归属时，隶属度应为“三”。据此，湘阴、嘉禾、永兴应归入长沙，常德、江永、江华、新晃、桂东应归
贵阳。
分区结果为：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5益阳6安化6
沅江5南县5．5湘阴5岳阳4．5临湘4．5
浏阳4．5醴陵4．5绥宁4．5嘉禾5蓝山5
永兴5资兴5涟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计22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平江4．5攸县4．5
只有两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桃源5慈利4临澧6．5澧县5．5安乡5
汉寿5华容5黔阳5会同4城步4．5
通道5新宁6．5溆浦6新化4．5邵阳6
祁阳5汝城6衡阳4常宁5宁远6
耒阳5安仁4郴州6常德5龙山5．5
＠②县4桂东5桂阳6新田6临武6
宜章6东安6零陵6道县6江永5
江华5石门7桑植7大庸7永顺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凤凰6
泸溪6芷江6靖县6新晃5麻阳6
吉首6辰溪7双峰4．5怀化6．5祁东5．5
洪江5．5
计5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湘乡衡山茶陵武冈
上入图后见图2：韵母系统分区图。
2．5声调系统的分区
表三声调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说明：
1．从长沙到辰溪的七十五个方言点的调值系采用《报告》中音系说明部分的实际调值而非声调表中经过
音位处理的调值。
2．长沙与南昌的对立条目只有五项，归纳方法同前。
各代表点所属的方言点如下：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益阳4安化5
桃源4澧县5沅江4南县4湘阴5．5
岳阳4．5临湘5黔阳4．5城步4．5新宁4
湘乡6衡山4涟源5双峰4．5桃江5
株州7
计21个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武冈4常宁4．5宁远6嘉禾6蓝山5
耒阳4永兴5．5郴州6常德4．5龙山6．5
桂阳6．5新田5临武6宜章5道县5
江华5石门4．5桑植4大庸4．5永顺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凤凰6．5
泸溪5芷江5新晃5．5麻阳6吉首6．5
辰溪5．5怀化4．5洞口5洪江4．5
计34个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会同安乡汉寿华容平江
浏阳祁阳澧县绥宁通道溆浦
新化邵阳资兴江永茶陵汝城
衡阳＠②县桂东零陵靖县祁东
隆回安仁东安
计29个点
南昌话无可归集的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3：声调系统分区图
2．6综合分区
根据前面三次分区的结果可以制成下面这样的表来进行综合分区。
表四：综合分区表（表例）
（附图[图]）
根据上表统计的结果如下：
湘语区方言点
长沙3临湘3岳阳3南县3湘阴3
沅江3益阳3桃江3安化3涟源3
宁乡3湘潭3株州3浏阳2双峰2
衡山2绥宁2城步2永兴2资兴2
计20个方言点，占总数的23．8％
西南官话方言点
华容2安乡2汉寿2常德3临澧2
澧县2石门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龙山2永顺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泸溪2辰溪3溆浦2
凤凰3麻阳3芷江3怀化3新宁2
新晃3洪江3靖县2通道2安仁2
东安2零陵2常宁2耒阳2蓝山2
新田3宁远2道县3江华3临武2
嘉禾2桂阳3郴州3宜章2
计44个方言点，占总数的52．4％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湘乡攸县茶陵祁东隆回
＠②县桂东汝城
计9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0．7％
混合型方言点
平江（湘＋赣）会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阳（湘＋官）祁阳（湘＋官）衡阳（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冈（湘＋官）
桃源（湘＋官）黔阳（湘＋官）
计11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3．1％
赣方言是空集。
上分区结果入图后见图4：综合分区图。
比较前面四张分区图后可以发现，前三张参差过大，而综合分区的第四图明显优于前三图。湘语方言点主
要集中在湘、资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阳、武冈等混杂性方言作为过渡，有城步、绥宁两
个点，向东南方向以衡阳、耒阳（耒阳虽然归入西南官话，但混杂程度很高）作过渡，有永兴、资兴两个点。
这四个点就整个音系来看仍属湘语，但都不纯粹，城步的韵母系统属官话系统。
西南官话方言点为湘西北、湘南两片。湘西北片与湖北、四川、贵州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湘南片与
广西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两片加起来有四十四个方言点，是湖南省势力最大的方言。从整个音系来看，
湖南境内没有真正的赣方言点，但赣语的影响可从湘赣交界的混杂性、独立型方言点中看出来。独立型方言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湘乡型”，包括隆回、祁东在内。这种方言可能原来就是独立的，受周围方言影响较小，
原来的特点保留得比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属独立型方言的方言点之间的关系尚需研究。另一种是“
醴陵型”，醴陵话的音系就整个系统来说很难把它归入湘语或赣语，可又都同时具备湘语和赣语的一些特点。
这种方言大概属于因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点）而产生的既不同于甲这种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种母方言的新型方言，这类方言还有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的研
究。混杂性方言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湘语和赣语相混杂的“平江型”，一种是湘语和官话相混杂的“衡阳型
”。平江型只有一个点，衡阳型则有祁阳、江永、武冈、洞口、邵阳、新化、会同、黔阳，桃源等十一个点，
这十一个点可以合成一类。从衡阳到黔阳一线的混杂性方言点正好处于湘语东北片、湘语西南小片和湘语东南
小片的分岔处，也是官话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资、湘三水分割的地带，事实上是湘语和官话的交接处，这
一地区的方言成为混杂性方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从整个分区的结果来看，所有的混杂型方言或因混杂而
成的独立型方言都处于方言区交界处，可以说，这样的分区结果是比较合乎语言事实的。
2．7这个分区可以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地域来验证。
花鼓戏是湖南省各地民间小戏的总称。湖南各地花鼓戏名称有别，源流亦异，但其曲调唱腔都与当地人的
山歌小调密切相关，唱词道白都使用当地方言，是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此，其流行的地域与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证明。
长沙花鼓戏内部可以分为长沙路（流行于长沙、湘潭、株州等地）、宁乡路（流行于宁乡城乡）、平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浏阳、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县、益阳、沅江等地）四种小
类，其分布范围与湘语中心区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为四路，也与湘语内部的方言差异有直接关系，如平浏
醴路。前述诸家多把平江、浏阳、醴陵划归赣语，完全可以想象让平浏醴路长沙花鼓戏分别在长沙和南昌演出
时两地观众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长沙花鼓戏外，湖南还有两种重要的花鼓戏，这两种花鼓戏的流行地域与混杂型方言密切相关。一种是
衡阳花鼓戏，流行地点主要有衡阳、衡山、常宁、耒阳、安仁、永兴、郴州、茶陵等地。从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兴等湘语区流行，也可在郴县、常宁等官话区流行，还可在茶陵等因混杂而成的独立语
区流行。另一种是邵阳花鼓戏，其流行的地点主要是：邵阳、邵东、武冈、隆回、新宁、城步等地。和衡阳花
鼓戏一样，邵阳花鼓戏也可在湘语、官话、混杂型方言区流行。从邵阳花鼓戏的形成历史来看，它和湘西阳戏
、零陵花鼓戏有密切关系，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程度很深，从分区第二图看，这地区的方言的韵母系统就
颇具西南官话的特征，大多可以划入西南官话。
其他还有常德“喀喀戏”、零陵花鼓戏、湘西阳戏等，其流行地域均与官话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对应
。下面，连同上述各种花鼓戏及与之相对应的方言区（点）列表对照。
表五：花鼓戏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区属对照表
（附图[图]）
（附图[图]）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戏还有宁远、临武、新田等县未列入，湘西阳戏尚有芷江、靖县、麻阳、辰溪、溆
浦、泸溪、保靖、花垣、永顺等地未列入，均属西南官话。
三结束语
3．1“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是一种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把语言学和数学结合起来解决语言问题
的方言分区法。实际操作时，先从长沙、南昌、贵阳抽出能代表湘语、赣语和西南官话音系特征的区别性特征
条目，从长沙、南昌、贵阳三个方言代表点的视角度，对湖南境内的八十四个方言点作鸟瞰式的扫视对比，使
用的分区条目实际上是“3×3×7＝63”条，对各地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相关项目作分类统计后，又从总
体上对其作“隶属度”置信判断，可归入相应代表点的就明确其方言区属关系，能够独立的就让它独立，对混
杂型方言也不强作归并。这样做的好处是：为湖南方言的现状画一条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轮廓线，便于进一步
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方法还可编成计算机程序来进行分区，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区的主观任意性，还会节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为阵的分区方式难以比拟的。
3．2历史上的移民与现代方言面貌的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线决定关系。有
什么样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方言类型，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简单的。笔者1987年到江西萍乡调查方
言时听萍乡人说，醴陵话不能算江西话，而是和长沙话差不多，而且，连萍乡的老关和湘东两区的话也是“湖
南话”而非“江西话”。历史上醴陵不曾向萍乡移民。换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湘语并非时时处处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对其他方言产生对等的影响。湘南地区从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过西南官话的移民，该地居民
的家谱、碑铭都证明没有发生过这种移民，而当地千差万别、语言特征非常独特的“土话”也证明不可能有过
这种移民，但这一地区的数百万人为什么使用西南官话来作公共交际语而不选用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语，这种
情况用“移民决定说”显然就讲不通。这种情况可能就要从语言事实出发，结合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动、价值
观念、不同方言的交际功能等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3本文的分区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语言学观点有差异。在分区过程中，面对具
体的语言事实，我们没有完全遵从哪一家或哪一种理论。笔者坚持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语
言理论或语言假设都必须反复接受语言事实的检验，如果事实与理论发生趑趄，那就应该先怀疑理论的普适度
和正确性，而不能将活生生的事实硬塞进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去强作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会导致理论
的萎缩甚至窒息理论。
［附记］本文原为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恰先生。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主要参考书目
《城步县志》（同治）
《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龙华1981“湖南花鼓戏的艺术种类和流派”，载《湖南师院学报》第2期
霍凯特1986《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麟维、李继宗、邹珊刚1984《系统思想与方法》，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荣1985“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官话方言的分区”，分别见《方言》第1、2两
期。
熙1986“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语文》第4期。
黄雪贞1986“西南官话的分区（稿）”，载《方言》第4期。
李谱英、杨焕典、梁振仕、刘村汉1985：“广西的汉语方言（稿）”，载《方言》第3期。
刘光亚1986“贵州省汉语方言的分区”，载《方言》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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