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建议篇1
李作文
关键词：校园欺凌网络暴力道德底线教育惩戒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层出不穷。那么关于“校园欺凌”的定义，国内教育界尚无共识。在皮艺军看来，“校园欺凌”不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也不是一个具体的法律罪名。一般指肢体和心理及精神上的侵害，主要发生于在校学生之间的行为。
校园欺凌按实施手段划分，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身体暴力，利用身体或物体去攻击另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殴打、扇耳光、推搡、踢打、性侵犯等；另一类是心理暴力，通过非身体接触的方式去伤害他人心理的行为，如口头辱骂、威胁、恐吓、孤立、网络暴力等。
纵观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笔者进行分类总结，对导致其频发原因进行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从家庭教育分析：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从我校情况来看，出现问题的孩子超过80%来自单亲或类似单亲的家庭。一方面，家庭结构失能，使得孩子在成长中缺少关爱和教导，另一方面，一些家庭虽然看起来美满，家长对孩子也充满关爱，但由于教育理念和方法存在问题，也给孩子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一些家长这种明显走偏的观念，不仅使孩子遇到问题时倾向于用暴力方式解决，同时也让校园里一些原本稀松平常的“磕磕碰碰”，被上升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校园欺凌事件很多施暴者多是留守儿童，一般是隔代抚养或长期寄宿，自小缺乏亲情，缺少关爱，缺乏管理教育，缺乏监督；即使有父母在身边，也由于父母工作忙疏于管理或者由于父母自身的原因（受文化程度限制或对子女管教方法不当或者本身就不能成为孩子的榜样），或者由于父母的放任造成孩子沾染了社会不良习气，形成不良习惯，形成自由散漫，唯我独尊，形成不良的人生观，价值观，结交不良朋友，形成一定小团体，对同学中稍有“不顺我意”就组织进行暴力欺凌，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
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方面社会上，经常能够看到相互偶尔触碰就会引爆无休无止的争吵，甚至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另一方面，部分影视剧大力宣扬暴力征服，提倡江湖规则，宣扬江湖道义，对于未成年人影响深远，现实生活中一些极端事件发生，加之新闻媒体过分追踪渲染，使孩子模仿成社会成人特权强权思想，对于“不顺我心”“不和我意”者，组织纠集一定人员，对其凌辱。目前市面、网络上的大量小说、游戏都包含色情、暴力情节，处于青春期的学生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甚至连一些热门幼儿动画片里也开始出现“暴力美学”，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导致他们极易因盲目模仿、追求刺激而产生暴力冲动。十多岁的孩子正是表现欲和模仿能力最强的时期，如果不加以限制，很多孩子就会不自觉模仿从网络上接受的信息。此外，当前社会上“一夜成名”“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也影响着校园。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也只有8种严重犯罪才会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年龄原因，很多孩子实施校园欺凌却不会受到惩罚，这也容易使他们形成“藐视法律”的心态。当前社会应提高对包括校园欺凌在内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重视程度，做好预防工作，避免这部分孩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监管的缺失，造成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纵观大多数欺凌事件，发生时间和地点，以放学后和校园居多。在校期间，由于老师干预监控，无法进行施暴行为。而放学以后走出校门，由于无人监管，在时间空间上都给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四、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了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学校面对校园欺凌事件中施暴者，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没有任何一丝处等权，教育部门最多只能批评教育（甚至连批评教育都得注意方式），这一现象在义务教育段特别明显，过去还可以给予记过记大过等行政处分甚至开除学籍，现在提倡，正面引导说服为主不能剥夺受教育权。对于未成年的违法，由于法律规定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免除惩罚，司法公安机关也最多送至工读学校接受教育。由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公安司法机关对施暴者最多是说服教育，而让施暴者没有受到应有惩罚，没有为此而付出代价，纵容了施暴者的行为。
五、学校教育缺失，导致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在校园欺凌背后，学校法制教育和德育的缺失不容忽视。教育部门对法制教育有专门的规定，要求做到进课堂、进教材，教师落实，课时落实，但现在看来做得还不够。一方面，学校没有法律教师人才储备，讲课的基本上都是政治、思想品德教师;另一方面，法律知识被分散在多本教材中，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加上学校出于升学率的考量，并不重视普法，使得法制教育效果十分有限。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治理机制”课题组2014年曾开展过一项专门调查。调查中，65%的调查对象在回答“此次犯罪的原因”时选择“不懂法律”;64.7%的选择了“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60.5%的调查对象表示，如果知道犯罪的沉重代价，就不会实施违法行为。法制教育缺失，加上学校和社会缺乏相应的惩戒手段，难以对校园欺凌行为形成警示和震慑作用。而本应对欺凌行为发挥重要预防作用的德育，其现状也十分堪忧。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加强校园安全工作，杜绝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加强家庭教育，落实家长对孩子监管责任。对于留守儿童，要通过开展亲情帮助，建立亲情聊天室，建立妈妈等制度，改善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的现状，加强家庭教育知识普及，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能力，政府督促，家长落实对子女教育监管责任，强化家长的责任。对于施暴者的家长，要让其承担相应责任。
2.改善宣传理论氛围，为青少年成长提供健康环境，多部门联动，对于影视剧、图书进行检查，使那些充斥暴力，宣扬江湖规则影视书籍远离青少年。新闻媒体要减少对那些极端事件的详尽报道，给青少年成长健康环境。
3.完善机制，对校园周边要加大综合整治，做到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形成全天候监管，不留盲点，给施暴者形成做案无空间无时间，无机会。
4.完善法律法规，让施暴者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其形成震慑，让其不想也不敢施暴，让其家长履行对子女监管教育责任，若不履行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5.各级各类学校，要突出德育为先办学思想，牢固树立成才先成人的理念，要树立立德树人思想，端正办学行为，正确处理教育和育人的关系。
（1）、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专题教育
①国旗下讲话，向学生宣讲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危害，并告知学生如何预防方法及发生校园欺凌的紧急应对。
②主题班会，通过主题班会深入开展讨论、分析“面对校园欺凌，我们该怎么办?”。
③通过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平台加强宣传和教育。
④通过“家校沟通平台”加强宣传教育和家校联系。
⑤专题讲座，邀请派出所、司法所、法院或法律顾问来校开展专题讲座，进行宣传教育，让学生了解校园欺凌的危害及后果。
⑥召开教职工会议，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对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
（2）、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①及时制定《实施方案》，指导预防校园欺凌的宣传教育和校园欺凌应急处理。
②保卫处及时制定《“校园欺凌”应急处置预案》，明确相关部门、相关人员“校园欺凌”处置的职责。
③校长、分管副校长组织校行政人员参加专题会议，学习《行政人员值班制度》，明确职责，强化责任意识，做到“谁当班谁负责”、“谁首接谁负责”，杜绝相互推诿、不闻不问、甚至听之任之的现象。做好应急处置和汇报。如情况紧急，可直接向当日总值班或校长汇报，在当日总值班或校长指导下进行应急处置或报警;如情况失控，紧急联系校园安保人员，第一时间进行隔离、疏散，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恶化；如发生人员伤害，视情况可先报120并组织紧急救护，后汇报。
（3）、加强预防，防患与未然。
①加强行政值班和校园巡查工作，重要时间(早上上学、中午午休、放学后至晚自习前、晚自习后)、重要场所(操场、食堂、校园超市、宿舍楼、实训楼、教学楼)的巡逻和查看，并做好相关记录。
②督促学校安保人员加强校园巡视，采购巡视记录仪;加强对安保人员的培训考核，将巡视的频率和发现、制止突发问题纳入考核和奖惩。
③在部分重要场所增加高清监控摄像头，对已有的非高清摄像头进行部分更换，从技术上提高防范、发现、制止校园欺凌事件的能力。
④加强学校督导人员督导和巡视，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上报保卫处和学工处
⑤督促宿管人员加强宿舍管理和巡视，提高巡视频率；同时要求监控中心值班人员认真负责，通过校园监控发现校园内的学生打斗及欺凌事件，要求加强与宿管、巡逻保安、行政值班人员的联系和沟通。
⑥要求班主任利用加强家校沟通和联系，发现苗头问题及时提醒，并共同教育。
⑦向学生公布学校“校园欺凌”救助电话。
⑧利用教职工会议、班主任会议、校行政会议等加强宣传教育，明确全体教职员工的全员育人职责和要求。
⑨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发现校园欺凌的苗头或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跟进解决，防止事态恶化。
（4）、及时处理，教育惩戒。对已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保卫处应及时调查处置，根据学籍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由学校或受欺凌学生及其监护人向公安部门报案并配合立案查处。
总之，为了加强校园安全工作，杜绝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要做到学校、家庭、媒体共同发挥作用。
明确学校在校园欺凌中的安全管理和教育责任。第一，提升校园欺凌处理政策的知晓度。学校应当将处理校园欺凌的规定写入学生手册中，到网站上；定期对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预防校园欺凌方面的教育，包括认识什么是校园欺凌行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干预以及补救措施，可能的后果及纪律处分等。第二，学校对校园欺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并有权进行行政处罚。第三，学校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并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加强对青春期学生的心理引导。第四，学校重视对学生反欺凌意识的培养。学校开设相关安全课程，其中包括生活和安全常识、成人教育、保证人身安全等内容。
强调家庭责任和教育作用。明确家长对孩子的管教责任，当未成年人因欺凌行为被送到法院，父母也要共同进入司法程序，承担所有可能面临的民事赔偿责任。重视家庭环境影响和家庭教育作用。如父母在管教方法上出现问题，法院应要求父母学习如何合法合理管教子女。
发挥媒体导向功能。一方面，为减少大众传媒中蕴含的暴力因素对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媒体应审慎处理暴力的传播。另一方面，加强反校园欺凌的媒体传播。建立专门的青少年反欺凌网站，主要包括对反欺凌政策和法规的宣传，对欺凌行为的界定和认识，分析易遭受和实施欺凌行为的人群，学校、社区、不同角色的公众如何应对和处理欺凌行为等，并且被欺凌者可以通过网站进行求助。
注释：
①校园欺凌：是指同学间欺负弱小的行为，校园欺凌多发生在中小学，由于很多国家实行多是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制度，受害者会长期受到欺凌。欺凌过程，蕴藏着一个复杂的互动状态，欺负同学会对同学构成心理问题，影响健康，甚至影响人格发展。
②心理：心理是指生物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应，心理现象包括心理过程和人格。
③拜金主义：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道德观念，认为金钱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
④网络暴力：是一种暴力形式，它是一类在网上发表具有伤害性、侮辱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图片、视频的行为现象，人们习惯称之为"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能对当事人造成名誉损害，而且它已经打破了道德底线，往往也伴随着侵权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亟待运用教育、道德约束、法律等手段进行规范。
参考文献：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变态心理学》（王建平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姚树桥双月刊）
作者姓名:李作文
校园暴力建议篇2
【关键词】校园；性暴力；犯；性骚扰；性别暴力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文献搜索，目前我国对于校园性别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暴力上，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建构的思想观念下，“性”是被持回避态度的话题，带来的结果则包括害或性骚扰事件中的受害者的伤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校园害或性骚扰事件的研究非常有限，研究的内容目前主要集中在害和性骚扰方面。
1定义
本文用性暴力来概括犯、性骚扰、性伤害等种种词汇。世界卫生组织把性暴力界定为：“无论当事人双方是何种关系，以及在何种情形下（不仅包括在家中和工作中），一方通过强迫手段使另一方与其发生任何形式的。”强迫指任何形式的暴力，“除躯体暴力外，还包括心理上的胁迫、勒索及其他形式的恐吓，如恐吓要进行躯体伤害，或者恐吓要解雇对方或让求职者得不到工作。有时也发生在受害者出于酗酒、吸毒、熟睡和精神障碍等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等。上述的界定比中国的法律对界定的范围为宽。是性暴力的一种，而性暴力的重点在于“暴力”不在于性，对“性”的强调是因为社会对“性”施加了太多的道德与价值评判。性暴力包括生理暴力和精神暴力。校园性暴力是校园性别暴力的一种。我国的研究中大多关注的是性骚扰和犯，且并未把性暴力纳入性别暴力来加以研究。事实上，校园性暴力的实施是父权社会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权利的表现形式。正如黄河所指出的：“性骚扰其实不仅是关于性的，性骚扰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与性相关；二是侵犯的行为。”性只是一个载体，它实际是侵犯受暴力者个人尊严的行为。性骚扰其实是权力较强一方对权力较弱一方强行施加的暴力，所以权力弱势者是最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对象的群体[1]。同样，校园中也在复制着不平等性别与权力关系。
我国大陆从法律的角度并没有对校园性暴力这一概念、也没有针对校园害和性骚扰的专项法律来界定相关概念。我国台湾在1998年制定的《大专校院及国立中小学校园性骚扰及犯处理原则》中界定：“校园性骚扰、犯，是除依刑法、民法及犯犯罪防治法之规定外，凡学校教职员工、学生相互间（含同性与异性间）发生下列行为时，包括：（1）以暗示或明示之方式，从事不受欢迎之性接近、性要求，或其它具有性意味之言语或肢体行为者，或意图以屈服或拒绝上述行为，影响他人学习机会、雇用条件、学术表现或教育环境者。（2）以胁迫、恫吓、暴力强迫、药剂或催眠等方法，使他人不能抗拒而遂行其性接触意图或行为者。”
我国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中有关校园性骚扰事件界定为：“性骚扰事件的一方为学校校长、教师、职员、工友或学生，他方为学生者。”我国台湾《校园害或性骚扰事件防治准则》中，也特别明确了校园性骚扰事件的界定，包括不同学校间发生的此类事件的性质和范围，且将教师和职员的范围界定的非常清楚。以上所欠缺的就是对教师和职员也可能遭受性暴力的保护未予以考虑。有学者将校园性骚扰可以分为六种类型，包括：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学生对教师的性骚扰、教师对教师的性骚扰、学生对学生的性骚扰、教师或学生对非本校人员的性骚扰、非本校人员对教师或学生的性骚扰[2]。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该分类已经相对比较科学与全面。
我国大陆目前的研究多从儿童遭受犯、女学生遭受性骚扰和犯的方面论述，多是借鉴国际或台湾对校园犯或性骚扰的定义。到底怎样界定校园犯和性骚扰？学者们各说纷纭，并未统一。总体来说，笔者认为校园性暴力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存在于任何性别之间的，是一方（学校的教职人员或者学生）对另一方（学校的教职人员或学生或校外人员）使用任何方式方法造成的性权利的侵犯行为，且该行为对受暴者造成了生理或心理的伤害。
2现状
我国校园性暴力十分常见。校园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类学校。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50例校园害案件统计，发生在农村学校的占60%，且农村留守女童是主要的受暴力群体和关注对象[3]；老师、校长实施害占70%；校外人员进校实施的占16%；学生之间的害占10%。对于学校教师强迫、引诱中小学女生案没有相关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的定量方法研究校园性暴力事件的发生率，然而“性”在我国具有神秘性和隐秘性的特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
师源害是关注和研究最多的一个方面，多指男教师对未成年女性的性暴力，是发生在权力、性别不平等的行为主体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如谭晓玉的研究指出仅2000年至2007年间全国就曝光了200余例个案，且我国此类案件具有1∶7的隐案率[4]。相对于此类性暴力，学生对老师的，同性老师或者学生之间的等违背传统价值观念的校园性暴力则被大大忽视，并没有相关的研究。师源性性暴力的研究已经得出相对一致的结果：（1）研究的发生率普遍比真实数据要大；（2）女性受暴力的风险高于男性；（3）受暴者年龄偏小。
根据我国大陆不同学者有关校园性暴力的论述，可以归纳出校园性暴力4个特点：（1）校园性暴力比较常见。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等级观念的影响，由于教师的权威的存在，学生多数是绝对服从于教师的，学校中流行着老师永远正确、不可违背教师的思维定势。虽然现在平等的意识在校园中逐渐增强，但是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仍或多或少的在起作用[5]。这种对于教师的权威的强调与重视是教师得以对学生实施性暴力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学生对于教师的性暴力也是存在的且更被忽视的。（2）教师对于学生的性暴力多采取间接暴力手段。施暴者可能用金钱贿赂、利益诱惑、哄骗、恐吓等来诱骗、迫使受暴者满足其需求。正如黄国萍、宋文香的研究指出性骚扰中分为有：①交换条件的性骚扰；②威胁性条件交换的性骚扰，如学校教师等工作人员以开除、留级、重修、不及格等不利于学生的条件；③特殊待遇交换的性骚扰，如学校教师等工作人员以给予学生特殊待遇，如奖学金、变更分数、加分或其他优遇等诱惑学生。交换条件的存在即是权利的滥用与实施的结果。（3）校园性暴力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由于施暴者和受暴者多生活在相同的空间，所以暴力更便于实施和持续。这对于受暴者来讲造成了更大的侵犯与伤害。（4）隐秘性强。国内存在普遍的人权意识淡薄和性教育的缺失。遭受性暴力的未成年人多未接受过良好的性教育，并不知自己的性权利受到了侵犯。遭受暴力后，惊惶失措且不敢公开，也不敢或者不愿告诉家长，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是侵权行为，使得施暴者更加嚣张，这也是出现一些受害者被长期、多次侵害的现象的重要原因[6]。对于学生而言，遭受性暴力后，迫于父权社会的不平等性别关系，隐忍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以上特点及社会对于校园犯的麻痹和误读成为了校园性暴力立法困难的原因[7]。我国对于校园性暴力的关注点仍旧是主流社会的男性对于女学生的侵犯与骚扰，依旧假设只有女性才会遭受“性”的伤害，这不得不令人惋惜。中国在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8]。在日益多元和人权越来越得到重视的社会背景下，不能再把校园性暴力焦点集中在女学生身上，必须看到多元性别下性暴力的存在，必须关注被边缘化的群体遭受的校园性暴力伤害，例如男学生对女教师、同性学生或者教师之间性暴力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整个校园性暴力乃至校园性别暴力研究的发生。
3处理方式
3.1受害人的处理方式
大多数的受暴者没有足够的权利意识，也没有做出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许多受暴者不知道什么是性暴力，而且很多学生都是在对性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受到性暴力[9]，遭受性暴力时不知道如何处理。即便厌恶性暴力行为，也通常由于施暴者的身份和权力而不敢抵抗或无力抵抗。我国性教育缺失严重，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总是认为“性”是无师自通的事情，即便家长能够意识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也通常不敢说太多。这种文化传统为施暴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意识到自己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一般都遭受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受害者因为父权文化的迫害而对受害事实感到羞愧与自卑，并对自己受害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名誉问题感到惶恐不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问题。由于受害者一般不愿、不敢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或不知道采取什么措施，结果一方面隐瞒了受害事实，无助于学校及时对施暴事实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受害学生可能逐渐形成心理障碍，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和行为[10]。
由于教师或者学校对于校园性暴力事件及受害者的感受、隐私及需要缺乏认可和关注，如果校方在校内公开性暴力事件，则会令受害人遭受二次伤害，即因隐私泄露、回忆心灵创伤等原因而再次引起害对象的心理伤害[11]。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受害者不愿向相关单位或机关求助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儿童成长过程中关注自我的特点，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有罪的和耻辱的。害的施害者也会告诉他们这完全是他们的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12]。再加上由于非施暴的家长或权威人士缺乏实际的行动，也会促使儿童的自责和减弱了他们寻求帮助的能力。
3.2接报后的处理方式
首先，公安机关立案困难。依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如果要立案，公安机关必须要审查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材料，能够证明所报的案件可能涉嫌犯罪，才予以立案。而受害者大多本身可能并不知道自己遭受了“性暴力”，根本不可能知道要保存证据以及如何保存证据，更不用说什么是有效证据了。这无疑暴露了我国法律在性暴力事件上对于受暴者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
其次，学校的消极处理。我国并没有制裁性骚扰等事件的法律法规，而校园该种性暴力事件猖獗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学校对于性暴力事件并未有足够的重视，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正如谭晓玉指出的，校园性暴力事件发生后，学校首先考虑的是学校的声誉和个人利益，而不是诉诸法律来替受暴者维权；性暴力案件发生后，故意缓报、瞒报的学校领导大有人在，学校和老师不仅没有充当学生的“保护者”，相反成为了施暴者的“帮凶”；更有学校有意或无意的把严重的性暴力事件当做违纪事件或作风问题对待，客观上为施暴者撑开一把保护伞[4]。我国的校园着眼于教学质量的高低和教学成果的有无，最重视的是学习成绩，并以升学率为目标，学校对于教师缺乏科学的监督和管理，这也为一些性暴力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4行动建议
4.1加强预防措施
父母必须了解自己的责任，了解科学的性教育的知识，并与子女建立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关系，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尊重、平等的家庭生活环境。家长必须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性教育，其中包括关心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告诉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等。强调安全的重要性，让孩子了解校园内可能发生的性暴力事件，如何分辨，如何应对。学校应该和家庭联手，开设性教育课程，创建健康的校园文化。从小学就应该让孩子了解性知识并培养性安全意识。性教育是应该公开化、科学化的，完全不必遮遮掩掩的。目标是让孩子了解自己、学会保护自己。性教育应该是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和推动社会平等的性教育。教育不应以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为架构，而应该本着尊重人权，包容多元为原则，以保护、帮助学生健康的成长为目标。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行为的重要因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健康的成长。
4.2完善监督机制
现实生活中的校园性暴力大部分是被隐藏起来的，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家庭、社区需要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校园中的性暴力更需要科学具体的法律来加以监督与制止。我国并未有明确的有关校园犯或性骚扰的法律规范，有的只是相关的条款和规定，如“各地有关部门要坚决依法打击教师队伍中的性犯罪分子”、“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以论，从重处罚；猥亵儿童的，依照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从重处罚”、“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等。然而这些规定执行力差，且不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只有女性才会遭到性骚扰的错误观念仍然没有改变，对于男性的性权利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且像“奸淫罪”这种条款究竟是惩罚还是纵容了施暴者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要加强对校园性别暴力的研究和校园安全的立法工作，专项法律的空白和现有法律的监管不力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建立健全对于施暴者和受暴者的辅导或救助机制，目前普遍的看法可能只有受暴者是受害者，需要救助，但其实施暴者同样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他们也需要得到应该有的帮助。另外要加强影视媒体对校园防范性暴力的宣传工作，编写性教育读本和防范校园性暴力的知识读本或宣传手册，广泛发放并大力宣传。提升每个人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让社区能够了解校园性暴力的现状、危害和相关法律知识。鼓励和培养大家积极参与社会监督的意识。受害者如何求救，向谁求救，他人发现如何举报，怎样举报，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可以给予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精神安慰和后续服务等问题，都需要全面的法律保护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4.3具备发生后的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指的是当校园性暴力事件被公开后，当事人、家庭成员、学校、警察、社会服务机构等所要采取的一系列的危机干预措施。个人如果认为自己遭受到了校园性暴力，必须采取一定措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教育和宣传，受暴者才会摆脱“羞耻感”而勇敢的告知父母或他人，传统文化下的性暴力事件，在家庭层面可能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家人多采取非理性的处理方式，极少数采取积极有效地应对策略。家人必须积极行动，保护受害者不要遭受“二次伤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理性的面对校园性暴力事件。警方如果介入，此类案件的解决过程就有可能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香港警方办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则主张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遵循“一次会谈”原则和保密原则，即为了避免被害人因多次反复地回忆和描述遭受害过程而加深精神痛苦。此外香港警方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暴力案件是以“保护未成年人为本”，且以“多专业多机构共同合作”为模式[13]。除设立特别的保护程序之外，张雪梅建议办案人员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组成。因为考虑到儿童被害人的身心特点，建议在整个办案与审判阶段，案件由专门的女警或女工作人员接待、讯问和记录，这样可以降低儿童被害人的恐惧心理，这充分体现对儿童被害人的高度重视和照顾[14]。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性暴力事件，笔者建议把申诉人范围扩大到除当事人以外的所有知情者，并且对申诉实行无时效限制，这样能够加强对受暴者的保护力度，尤其是在受害者由于各种原因放弃救济时，其他知情者的申诉也可减少受暴者的尴尬。更重要的是性暴力事件必须有明确的受理机关，规定具体的操作步骤，确立在调查此类案件时的原则，无论对受暴者的隐私权保护还是对施暴者的陈述权的维护都具有实际意义。由于我国大陆普遍的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不足，所以对于校园性暴力事件，性教育的策略是必须的，且性教育必须从“性”（sexuality）和社会性别（gender）两个层面相互促进的来开展[15]。这就要求在救济方面要坚持惩教结合的方针，经受暴者或其法定人同意后，施暴者要向受暴者道歉并接受性别平等教育的相关课程，接受心理辅导及其他符合教育目的的措施。最后是社会服务机构的介入，受暴者或施暴者都有可能需要长期的心理或社会治疗，因此专业的救助机构和社会组织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大陆对于性暴力事件的救助机构寥寥无几，国家应采取政策鼓励相关的社会机构的建立，因为社会机构可能成为受暴者唯一能够躲避家庭的二次伤害的地方和处遇方向。
维护安全的校园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校园性暴力在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较为敏感的话题，我国大陆的本土研究还很欠缺，很多地方依旧是空白。校园性暴力是性别暴力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随着网络信息的不断丰富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不断普及和发展，校园性暴力问题会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研究方向，随着学者的普遍关注，对性别暴力问题的研究会大大的促进我国社会性别平等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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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雪梅.对儿童犯的有关探讨.妇女研究论丛，2005（S1）：71-77.
校园暴力建议篇3
2、梦见被校园暴力，收敛起强势的作风，以博得他人好感。与另一半的关系要小心处理，否则容易紧张。购买对戒或对表送给对方，宣示主权领土！参与新的工作/学业团队，要留意人际关系的处理。
3、出行的人梦见被校园暴力，建议不利远利，延后再出去。
4、怀孕的人梦见被校园暴力，预示可望生男，夏占生女。南方少去。
5、恋爱中的人梦见被校园暴力，说明阻碍较多，有志者事竟成。
6、本命年的人梦见被校园暴力，意味着运势欠佳，少变动为佳，少说话免灾。
7、做生意的人梦见被校园暴力，代表初营不利亏损多，经一番改变可得顺利。
校园暴力建议篇4
6月10日上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第15届学术研讨会暨中日“犯罪防治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绵阳隆重开幕。来自国内科研院校、法院、检察院、社会团体的专家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原校长、日本著名法学家西原春夫一行以及西南科技大学师生代表近600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会上，主持人江礼华宣读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雷洁琼教授、中国法学会、学会高级学术顾问周密教授的贺信。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王牧在讲话中说，这次研讨会是一次国际学术界交流的大会，日本法学界专家的到来必将密切中日两国的相关学术交流，对两国犯罪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王牧特别指出，今年学术研讨会收到的学术论文是学会成立以来最多的一年，这表明我国犯罪学的研究队伍的扩大及犯罪学理论研究的繁荣。他希望学会顺应时代要求将我国犯罪学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崇尚法制文明，建立法治社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本次年会紧扣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时代主题，采用大会专题报告和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了研讨。
西原春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宝成等8位专家学者，从“和谐社会建设与犯罪被害”、“构建和谐社会和恢复司法性”等方面分别向大会作了专题报告。
次日，研讨会分3个小组对“犯罪学与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司法制度”，“和谐社会建设中城乡治安警务”、“罪犯矫正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建设”、“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与和谐社会建设”、“打击跨国犯罪与和谐社会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
缺少父爱易成危险男人
美国72％的少年凶杀犯来自无父家庭父爱在人的成长中不可替代全美父道组织整理的调查显示：尽管只有20％的未成年孩子住在单亲家庭中，但青少年犯罪工作小组认为70％的少年犯出自单亲家庭。全国60％的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的犯人来自无父家庭。90％的无家可归和离家出走的孩子来自无父家庭。戒毒中心有75％的青少年患者来自无父家庭。80％的犯的动机来源于无父家庭转移的愤怒。著名的心理学家格尔迪根据多年的潜心研究得出结论：“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跟母亲相比，父亲教育孩子，往往只给他划个大框框，为孩子留下一个较大的自主空间。在孩子遇到困难时，迫使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智慧、能力，而不指望血缘亲情的庇护，从而在意志品质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得到充分锻炼，使孩子的智商更高、学习的进度和深度更理想。
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父爱在男孩的成长中起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父爱对孩子的影响远不止于智力，还涉及体格、情感、性格等方面。与父亲接触少的孩子，体重、身高、动作等方面的发育速度都要落后一些，并普遍存在焦虑、自尊心不强、自控力弱等情感障碍，被专家称为“缺少父爱综合征”。
(摘自千龙http：／／health．qianlong．com2006―06―02)
法国校园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引起百姓不安
法国内政部下属的普通情报总局8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法国校园使用器械暴力事件最近几年呈不断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385起已增至2004年的667起，增幅为73％。该报告指出校园暴力事件在法国的不断增加已引起内政部等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该报告指出，在2003年到2004年两年时间内，枪支的使用次数从45次上升到87次，使用管制刀具的暴力事件则从160起上升到239起，使用其它暴力工具的暴力事件则从180起上升到341起。校园附近的暴力事件也在同期上升了70．49％。从犯罪地点来看，小学和初中阶段此类暴力事件数量增加较快，而此类暴力事件在高中的增幅较大。此外，2003年到2004年群体暴力事件上升114．8％，爆炸物爆炸事件上升89．4％。
该报告认为，造成校园使用器械暴力事件不断上升原因有以下三点：某些街区的贫困现象，各种族移民的混居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该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来自各地区年度报告和警方掌握的资料。另外，另一份官方统计显示，2005法国初高中一共发生8万起暴力事件。首当其冲的受害人是教师。近1．3万起事件是针对他们的。据国民教育部日前披露，71％的老百姓认为，学校暴力5年来日趋增多，他们为此担心不已，生怕自己的孩子在校园遭遇不测。
(摘自中华宽带网―淄博时空http：／／www．ziboskv．com2006-06-09)
日本游戏评级制度发生重大变革
日本东京青少年治安对策本部近日召开了“平成18年第一次电视游戏及青少年相关协议会”，本次协议会有日本游戏业协会CESA以及一些大型游戏发行商的参加，在会上公布了日本游戏业界的全新评级制度。从5月31日开始实施的新评级制度将原来的“全年龄对象”、“12岁以上对象”、“15岁以上对象”、“18岁以上对象”表示的评级系统更改为“A：全年龄对象”、“B：12岁以上对象”、“c：15岁以上对象”、“D：17岁以上对象”、“z：18岁以上对象”。新的评级制度标记除了采用英文字母表示外，也对各个评级进行了颜色分类：A类为黑色、B类为绿色、c类为蓝色、D类为黄色、z类为红色。本次新评级制度最大的变更点就是对18岁以上对象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分成了D和z类，在美国就相当于M和AO类。
在这次的评级制度变更之后评级委员会对一些含有大量暴力表现的游戏进行了重新评审，被定为z级的游戏将会像美国的AO级游戏一样进行极为严格的控制，游戏店绝对禁止向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销售2级游戏。之前CESA所采用的CERO评级系统仅仅是导向、建议型评级系统，并没有强制约束力这次的评级系统变更之后对原来被定级为18岁以上的游戏进行了再审查，148款游戏中，已经有137款审查结束。剩下的11款游戏中，有8款是已经从日本市场撤退的Eido：游戏。由CAPCOM在日本发行的《真实犯罪：洛城街头》已经审查完毕，被授权为原来确认的所在级别。关于销售店，有关部门已经从5月10日开始通过派发海报等方式让店主了解并落实新的评级系统。并且在店内需要根据游戏的评级标准进行产品的划分陈列，z级的游戏将会被摆放在专门面向成年人的“区分陈列POP”专柜，其柜台高度不得低于1．5米。日本电视游戏商业组合的新谷理事长表示，他们已经从30日开始向各个店铺发送传真，确保所有店家都知道现在开始实施的新评级制度。
(摘自QQhttp：／／gamezone．qq．com2006-06-01)
校园暴力建议篇5
防治校园暴力，这回出招挺细
日前，多部门联合《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意见》不仅明确要“消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错误认识”，也提出了关注学生有无精神恍惚、推进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多次实施暴力学生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等具体举措。专家指出，任何情境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允许，必须做好早期发现，惩戒和教育并举，防止受害人受到二次伤害。
欺负弱小、敲诈勒索、言语和肢体伤害……屡屡发生的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日前，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之后，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针对学生欺凌问题联合《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从有效预防、依法处置、形成合力3个方面，对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提出了要求。
与以往不同，《意见》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举措，如“关注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绪反常、无故旷课等异常表现及产生的原因”“禁止学生携带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学校”“推进校园及周边地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就读”“依法追究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等。
事前
消除“未成年人不需担责”的错误认识
《意见》提出，针对欺凌、暴力进行全面教育，强调“消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错误认识”，意在坚决对欺凌、暴力说“不”。
“在施暴者的心中，欺凌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咨询师裴涛分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指导下，欺凌和暴力才会屡见不鲜。《意见》明确，任何情境下以任何形式诉诸暴力，都是不被允许的。只有在中小学生头脑中树立“欺凌害人害己”“违纪违法必究”的观念，才能指导他们正确判断身边的欺凌、暴力现象，从根本上瓦解欺凌暴力行为滋生的土壤。
有效遏制校园暴力的发生，“心防”和“人防、物防、技防”同等重要。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斯辉谈到，在学校安全管理中，物防与技防已受到相对的重视，人防问题也有相应的责任制度规定。这次多部门出台的防治学生欺凌与暴力的《意见》，将学校安全管理视为预防学生欺凌与暴力发生的重要举措，凸显了“心防”的重要性。
《意见》强调，要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情绪和同学关系状况，“特别要关注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绪反常、无故旷课等异常表现及产生的原因，对可能的欺凌和暴力行为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程斯辉认为，这正是旨在关注师生心理健康安全。此外，应该对学校的优秀学生、贫困生、心困生、留守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关爱。
事中
早期发现，监控上下学重要时段与路段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范国睿认为，每一起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施暴者、被施暴者双方都是受害者。被施暴者一方，身心受到伤害；施暴者一方，人格也会受到伤害。因此，对待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无论是用教育的方法还是法治的方法，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学生的人格与心灵健康。在应对策略上，应当综合运用积极教育、早期预警、现场干预、依法惩处、心理疏导等方式。其中，现场干预一环，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校园暴力事件正在发生时，应该如何干预呢？
《意见》特别强调了早期发现的重要性，“重点监控学校周边、学生上下学重要时段、学生途经重点路段，加强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动态研判，对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对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预测预警、实时监控、轨迹追踪及动态管控。”
“早发现，是迅速、妥善应对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基础和前提。”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耿申认为，学校应聘请专业人员对全体教师和学生家长进行培训，使教师和家长能够从学生的行为、情绪、衣着、用品等方面发现卷入欺凌和暴力事件的迹象，及早发现尚处隐秘期的欺凌和暴力现象，并且实施早期干预，将欺凌和暴力遏制于萌芽阶段。
范国睿指出：“《意》要求，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建立学校、家庭、社区（村）、公安、司法、媒体等各方面沟通协作机制，真正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工作合力。”此举意在明确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形成合力，不让欺凌和暴力现象躲过各方的视线。
事后
惩戒教育结合，避免校园暴力扩散成网络欺凌
《意见》指出，“既做到真情关爱、真诚帮助，力促学生内心感化、行为转化，又充分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裴涛分析说：“我们要惩戒和杜绝的是欺凌和暴力的行为现象，而不是要讨伐和清算一个个迷失自己的孩子。《意见》的出发点是我们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教育改正错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意见》还提出：“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要充分了解其行为动机和深层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和帮扶，给予其改过机会，避免歧视性对待。”有专家分析，这提示了作为教育管理者，不是要对施暴学生一味批判、恐吓、全盘否认，而是要帮助他们看到自身行为的不合理之处，理解自己施暴行为的前因后果，并学习用更加健康积极的方式实现合理的目标。这样才能惩教结合，立德树人。
面临日益频仍的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世界多国都加强了立法等相关惩戒措施。
2002年，挪威政府总理、全国教师协会、各区反欺凌联盟、全国家长协会和儿童监察员代表共同发表了《反欺凌宣言》，对学生欺凌和暴力实行“零容忍方案”。
2003年，英国政府教育与技能部《反欺凌行动》。多数中小学制定了专门针对欺凌的措施。
2013年，日本参议院审议通过《欺凌对策推进基本法案》。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都加强立法，通过制定欺凌行为认定标准和严惩欺凌行为，遏制校园暴力。
范国睿建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民法、刑法相关条款，增加“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等内容，使中小学生承担欺凌与暴力的相应法律责任。同时，借鉴相关国家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者，采取非监禁执行，强制其参加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对监护者进行必要的惩戒，以强化其教育、监护之责。
此外，《意见》强调，在报告、宣传及处置等各环节，要“严格保护学生隐私，防止泄露有关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信息”“防止媒体过度渲染报道事件细节，避免学生欺凌和暴力通过网络新媒体扩散演变为网络欺凌”。对此，裴涛认为，中小学生遭受欺凌暴力伤害后会进入心理创伤状态，安全感被破坏，各方面均不稳定。任何叠加的危险，都可能造成更加难以挽回的伤害。必须通过反复确保所处环境的安全稳定，才能逐步恢复正常。因此，隐私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虽然传播有警示意义，但我们不能泄露孩子的隐私或揭开孩子的伤疤，使他们受到二次伤害。”裴涛说，“无论如何，要将孩子的身心安全与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来源：人民网记者赵婀娜/文）
记者调查
三问校园暴力
打开网站，输入“校园暴力”几个字，一大拨视频蹦现在眼前：围殴打骂、被逼、狂扇耳光、强吞秽物……每一段视频都触目惊心。
学校本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当种种“恶霸”行为不断伤害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时，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变得暴戾？将施暴视频公之于众有利还是有弊？到底怎样做才能有效地防治欺凌事件？
一问施暴心理：为何暴力行为频频出现，施暴学生不以为意？
前不久，北京航空旅游专修学院发生了一起校园暴力事件。两名女生在宿舍内遭到多名女同学殴打，导致嘴角撕裂、身体多处受伤。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事发后，打人女生竟在微信朋友圈公然警车和警察照片，并配发“已经对警车免疫”“这次几日游？”等调侃性的文字。
在校@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最可怕的，是施暴者的不以为然。有些孩子“天真地”认为暴力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有些孩子想当然地把暴力当作一场“引起关注”或是“树立威风”的方式；还有些孩子主动录制视频上传网络，将暴力行为当作一场“表演秀”……这些现象的出现，折射出的是青少年价值观的扭曲。
“青春期的孩子身心发育不完全，大脑的前额叶还不成熟，加之荷尔蒙激增，所以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失控、自我调节能力差是常见的现象。这也是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素质教育指导专家杨芷英认为：“除去生理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青少年对施暴行为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偏差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包括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
“很大程度上，校园欺凌的根子在家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许多施暴的孩子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或是家境优越，认为不管出了什么事，家长都可以摆平；或是家境恶劣，自己也有过被父母暴力对待的经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家长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引起孩子的模仿。”
“做事不讲程序规则、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缺乏民主协商意识，诸如此类的社会大环境，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成为校园欺凌滋生的土壤。”储朝晖解释道：“比如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情节，网络游戏里大量的打斗、杀人的情境，这些都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心理免疫’。也就是说，当孩子接受了、习惯了暴力的环境，暴力对他们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一旦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矛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将暴力行为应用到现实当中。毕竟青少年心智发育不成熟，分辨能力不足，很容易产生思想上的混乱。”
二问网络传播：施暴视频是否应该公之于众，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与过去相比，发生在网络时代的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有着更易传播、更易扩散的新特点。当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候，一起发生在校园角落里的暴力事件，很有可能在下一秒就会众人皆知。
而施暴视频到公共平台之后，由此带来的传播效果也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人们会对受虐者产生同情、对施暴者加以谴责、提高保护自我意识、告诫自己不可施以暴力等等。效果也可能是消极的，施暴者的引以为傲、叫嚣者的更加嚣张、学生们的主动效仿，诸如此类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网络的双刃剑效应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咨询师裴涛说：“在新媒体环境下，有一些视频材料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直接把暴力现场展示在屏幕上，甚至过度渲染细节，这些都是应该严令禁止的。
因为孩子们在观看欺凌暴力视频报道时，往往缺少家长或学校的合理引导，这就很容易让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的观看者，成为欺凌暴力的间接受害者。另一方面，这些视频也很有可能造成‘观察学习’效应，引起一部分学生的模仿行为，成为校园暴力的反面教材。”
“校园暴力事件的报道、视频的，目的在‘警示’，而关键在‘怎么说’。”杨芷英认为：“暴力事件可以报道，典型事件也应当通报，媒体可以做道德上的评价，行为上的指导，但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渲染细节，不要出现暴力打斗的具体场面，否则便可能适得其反。”
此外，从心理学角度看，青少年遭受欺凌暴力伤害后会进入心理创伤状态，安全感被破坏，各方面均不稳定，任何叠加的危险都可能导致更加难以挽回的伤害。因此，此时的隐私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裴涛说：“虽然施暴视频的传播具有警示意义，但我们不能期待尚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受害者都敢于暴露自己鲜血淋漓的伤口。对受害者而言，身心安全与合法权益的保护应该是放在首要位置的，特别是要防止网络传播导致的事态蔓延，避免使受害学生再次受到伤害。”
三问解决之道：是惩罚不够还是教育不足，防治校园暴力的有效途径何在？
在诸多校园欺凌事件中，“我没成年”似乎成了施暴者有恃无恐的借口。
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或已满14周岁故意伤害但没有致人重伤的，不能构成犯罪，这类行为均作为一般民事纠纷，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相对较低，如法国是13岁，荷兰、印度、加拿大、希腊、匈牙利、丹麦是12岁，中国香港和美国纽约州是7岁。
作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许多国家采取了立法的形式，加大对校园暴力的惩戒力度。“法律的约束是防治校园欺凌不可或缺的一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范国睿建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民法、刑法相关条款，增加‘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等内容，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使中小学生明确并承担欺凌与暴力的相应法律责任。同时，借鉴相关国家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者，采取非监禁执行，强制其参加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此外，对未成年犯罪者的监护者也进行必要的惩戒，以强化其教育、监护之责。”
但是，在我们对施暴者强烈谴责、严肃处理之余，也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施暴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这些孩子或是迷失在暴力的情境之中、或是得不到正确的情绪疏导、或是本身也是暴力的受害者。而要从根本上杜绝校园欺凌和暴力，教育应当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责任。
“τ谟泄暴力行为的孩子，不要另眼相看，而应该用爱的教育，让孩子成为积极向上、充满友爱精神的人。”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孙玉柱说：“此外，通过教育引导、事前疏导的方式，将暴力从源头上掐灭格外重要。作为学校，应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让学生懂规则、明事理、主动拒绝不良行为。作为家长，则应以身作则，以建设性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交流，而不是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来源：《人民日报》记者丁雅诵/文）
观点聚焦
终止校园暴力要标本兼治社会学校家庭须齐心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亮点颇多，不仅对预防校园暴力的保护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护人追责等环节也有明确表述。
近年来的校园暴力事件，可谓五花八门。一些施暴者为了炫耀或者其他原因，还将视频传到网络上，花季少年的这等嚣张和无所谓，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孩子们到底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次《意见》的出台，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顽疾。
校园暴力的发生，首先体现的就是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暴力实施者不懂法，受害者缺乏维权意识，相配套的心理疏导、心理教育要么没有，要么就是摆设。除了对学生的惩处和教育之外，本次《意见》加强了对家长的问责制度。父母是孩子模仿学习的第一对象，不少施暴学生就来自于暴力家庭，未成年学生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要依法追究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教育中有几个问题极为突出：一是校园暴力事件的施暴方往往得不到有效惩处；二是在一些学校，老师对成绩差的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导致一些所谓的“差生”被边缘化，他们往往消极地看待社会，对周围充满破坏情绪。
校园暴力建议篇6
一、天津市中小学校园安全现状调查
1.校园安全状况尚好，但存在安全隐患
在针对家长的“您孩子所在的班级是否发生过学生伤害事故？”调查中，选择“经常发生”的仅占0.7%，选择“偶尔发生”的占40.8%，这说明目前校园安全状况尚好，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但同时选择“从未发生”的仅是刚刚过半，这说明目前校园还存在安全隐患，如表1。
在针对学生的“你感觉校园及周边环境的治安情况如何”的调查中，选择“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共占74%，26%的同学认为治安情况“一般”。如表2。
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天津市校园安全总体情况尚好，这与自2010年3月全国发生多起暴力伤害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恶性案件后，天津市采取的一系列保障校园安全的措施有关。但与此同时，校园安全事故“偶尔发生”的频率依然近半，特别是低龄暴力犯罪事件危害校园安全的因素时时存在，需要引起注意。
2.校园安全事故的原因具有多元化特征
（1）学生缺乏安全意识是造成校园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
在针对学生家长的“您认为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的调查中选择“学生缺乏安全意识”的占55.5%，选择“管理者（学校或教师）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占20.2%，选择“校舍场地及设施设备有问题”的占21%。可见，大多数家长认为，学生本身缺乏安全意识是造成校园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而学校和教师的管理责任不到位也同样应当引起重视。如表3
（2）社会和家庭原因是造成低龄暴力犯罪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针对校园暴力犯罪事件发生的原因方面，教师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中不良文化引诱”，占28%和“家庭环境影响，家庭教育缺失”，占23%。如表4
在对教师的个别访谈中我们也得到同样的信息，教师普遍认为，目前社会大环境对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造成很大影响，成人社会所存在的拜金、权钱交易、、缺乏正义、黄赌毒等严重影响和腐蚀青少年的心理。尤其是网络、电视等传媒力量以及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巨大。
在“导致低龄暴力犯罪事件发生的家庭因素”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家庭教育缺失成为导致低龄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其具体表现形式多样：单亲家庭逐渐增多，孩子缺乏关爱（19%）；家长过度溺爱，缺乏挫折教育（18%）；家长自身素质不高，法制意识不强（16%）。可见，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影响孩子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
（3）学校安全保障工作有待完善
在“学校安全保障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或困难”调研中，34%的校长认为“学校管理权力有限，无法完全控制外来人员扰乱治安”是主要困难。“学校周边治安较差，缺乏民警配合管理”和“缺乏资金完善安全保护措施”也成为限制学校安保工作的原因，比例分别占26%和22%。如表5。
在与校长的座谈中，我们了解到，现在的校园保安多是公安局下属保安公司的保安进行短期培训后派给学校，他们缺少针对校园保安工作的经验和相关素质。前一阶段在全国加强校园安全保障的影响下，各区派相应的警力维护各校的安全，进行定期巡逻保护，效果很好。但由于警力有限，民警护校能否形成长效机制也是各校所关注的问题。
3.校园安全事故的救济机制有待完善
（1）大多数家长愿意选择与学校协商来解决纠纷
在针对家长的“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发生伤害事故，您会选择何种方式解决”调查中，有62%的家长愿意选择“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占相当大的比例。选择“向法院提讼”和“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诉”的分别占16%。也就是说，诉讼这种“对簿公堂”，通过“公力救济”来解决纠纷的方式并不是家长们的首选。家长们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时候，会综合考虑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与学校的关系等多种因素，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选择。如表6。
（2）诉讼并不是家长最愿意选择的救济方式
在针对家长的“对于向法院提讼这一方式，您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调查中，36%的人认为“对于诉讼知识不太懂，觉得比较麻烦”，31%的人认为“成本太大，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比较多”，26%的人“不想和学校把关系搞僵”，还有7%的人“不相信法院可以公正判决”。可见，传统认为的去法院“打官司”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在家长看来，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3）教育法律救济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家长对天津市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满意度来看，27%的人认为“不满意，很多渠道不畅通，制度不够完善”，37%的人认为“还可以，基本能解决问题”，仅有4%的人认为“很满意、很完备”。由此可以看出，天津市教育救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如表7。
二、构建校园事故预防与救济法律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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