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的发展史篇1
渊源：南通纺织声名赫赫
1979年秋天，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筹备会在南通召开。著名古人类学、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等众多专家学者齐聚江海大地。就是这次重要的会议，提出了建立南通纺织博物馆的设想。
南通市文博协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凌振荣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博物馆类型比较单一，以历史博物馆居多，博物馆领域正在酝酿着一个大发展。南通纺织博物馆是专业性的行业博物馆，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博物馆单一的局面，它的创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为什么南通具备建立中国第一座纺织博物馆的资格？纺博副研究馆员姜平认为，南通是我国著名的纺织之乡、文博之乡，也是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策源之地、中国博物馆事业与纺织高等教育的诞生之地。如果没有这样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国第一家纺织博物馆不可能诞生于南通。
纺博老工程师宋正权也表示，南通有着深厚的纺织的根基，这是纺织博物馆建立的土壤。年届90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南通人。每当他回忆往事时，脑海中都两个生动的场景。年幼时他徒步去狼山游玩，一路上都能听到织布机发出的“咔、咔、咔”的声音，家家户户都有织机，都在忙忙碌碌地织布；南郊的土布市场，到处都是买布卖布的人们，有的肩上扛着布，有的人背上背着布，还有的人用小车推着布……这是南通当时的一景。
南通人周国兴，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曾在其所著的《时光倒流一万年》一书中这样写道：“手工纺织的南通棉布在历史上素负盛名，而发展成现代化的南通纺织业，在国内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南通博物馆一直保存着从明代到现代的各种纺织实物。为了形象地阐述这段历史，并促进我国纺织工业的不断进步，筹建这样一个纺织博物馆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将在我国各种专业博物馆的事业中又增添一朵新花。”
筹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1980年3月24日，南通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筹建南通纺织博物馆。1980年9月18日，南通纺织博物馆筹备领导小组和筹备处成立。1981年3月，中国纺织工业部、国家文物局于批准建馆。
“南通纺织博物馆是按照博物馆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的设计和建造是由博物馆的研究专家和设计专家共同研究完成的。”凌振荣回忆说。
凌振荣还记得，在筹建之初，南京博物院原副院长宋白胤在南通市科委就纺博的建设做了一个报告。当时，宋白胤讲道，纺织博物馆的建设要继承张謇建造博物苑的理念，建议将纺博建成一个园林式的博物馆，它的选址适宜与城市公园结合在一起。后来，他的理念被运用到纺博的建设中。建成后的纺博宛如一座“纺织大观园”。纺博建成之后，文峰公园又毗邻而建。
经宋白胤推荐，著名建筑学家邓林翰为纺博亲自操刀设计。“纺博整个构架，包括主管和辅馆两个部分，涵盖库房区、展示区、办公区、会议厅、演讲厅、餐厅、招待所等完备的基础设施。建筑风格上具有中国古典园林气质，很多都是开博物馆风气之先的。”姜平说。
80年代，南通纺博曾被评为“南通市十大街景建筑”。90年代，它又在全国博物馆建筑评比中入选“最有特色的博物馆建筑”之一，并入选《20世纪中国建筑》一书。
1981年，应老同学张绪武的邀请，宋正权从通棉二厂工程师岗位，借调到纺博参与纺博的筹建工作。从宋正权收藏的一叠泛黄的信签纸上，我们看到了关于纺博筹建的资料：纺织工业部出资35万，文化部10万，中国科协10万、江苏省政府25万、江苏省纺工厅12万、南通市政府68.5、南通市纺工局55万、南通市各企业95.5万。
1985年4月，临近纺博开馆，为了充实陈列内容，纺织工业部下发文件，向全国征集优秀纺织品标本。自5月至9月，全国4000多件展品纷纷寄来。其中一件展品，令宋正权至今难忘。那件展品来自辽宁丹东的一家纺织企业。因为没有及时接到通知，这家企业专门请求当地军用飞机将展品送至无锡，又请人连夜渡江在开馆前一天送到了南通。
刘伟东是纺博的第一名员工，那时他是筹备处专职副主任。据刘伟东回忆，在筹建过程中，张謇嫡孙张绪武全程参与。纺博搞基建时，南通没有琉璃瓦，他联系好宜兴的厂家。布展陈列时，南通还没有引进彩色印刷技术，他又积极联系解决。1983年，张绪武调任江苏省副省长。尽管职务有所变动，但张绪武仍然兼任纺织博物馆的领导工作。“听他姐姐讲，除了其他工作以外，张绪武一空下来就研究纺织博物馆的建设。”刘伟东说。
开馆前夕，原纺织部长钱之光同志应邀题词志庆：“珍视南通纺织工业的悠久历史，珍视张季直先生等先驱者的创业精神，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纺织员工的光荣业绩，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奋发图强，将纺织工业推向更高水平。”
在采访的过程，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可以说，南通纺织博物馆的建立，从倡设、筹建到建成开馆，凝聚了国家、省、以及南通社会各界的智慧、力量、财力和物力，汇聚了全国重点纺织企业以及南通纺织企业界的鼎力支持和无私捐助。
辉煌：“纺织大观园”声名远播
1985年10月20日，南通纺织博物馆正式开馆。1987年，纺博第二期工程（辅馆）的建设完成。建成后的纺织博物馆，给人们呈现的是一座“纺织大观园”的面貌。
纺织博物馆主馆内，陈列着中国古代纺织发明创造、传统纺织产品、当代优秀纺织产品及南通地方纺织历史和纺织展品。辅馆为露天复原陈列，为人们展现出通海乡村农家棉植与纺织场景，花行、纱布庒、染坊等旧式店铺作坊场景，大生纱厂钟楼、码头、近代纺织车间以及南通大学纺织科表门、图书馆等标志性历史景观，生动再现了近百年来南通纺织之乡的历史演变历程。
南通纺织博物馆开馆以后，各地博物馆同行纷纷前来考察取经。如苏州丝绸博物馆、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茶叶博物馆等行业博物馆，对南通纺织博物馆的模式都有所借鉴。一定意义上说，南通纺织博物馆的出现，开创我国专业类博物馆的一个新模式。
建馆以后，宋正权主要负责对外接待工作的。他负责接待了许多位国内外贵宾。开馆当天，纺织博物馆请来了夫人李昭参加开馆仪式。李昭看完博物馆的情况后很激动，当天就打电话给长子胡德平，要他来南通看看。第三天，宋正权接待了专程赶来参观的胡德平。
1986年，南通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回乡视察纺博。临行前，他邀请纺博的工作人员同他合影留念。宋正权还清楚地记得刘瑞龙对他们说，你们要把纺博搞好，这是南通的历史教材。要把它留给后人看，让他们知道先辈们是如何建设南通的。最后他还留下电话，并表示如果有困难可以找他。
赵丹夫人黄宗英来参观后，对纺博评价很高。回到北京以后，黄宗英推荐好友美籍华裔作家包柏漪前来参观。1987年4月，包柏漪的丈夫、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特意从上海坐游轮前来参观，并留下了题词。
这样的佳话，实在太多太多。纺博接待过的来自国内外的大型参观团、国家领导人、国外贵宾不计其数。随着时代的变迁，从1994年开始，纺织博物馆改变了由南通纺织工业局主管的局面，并且开始实施自收自支的管理体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资金、人才上的匮乏，让如今的纺博逐渐褪去了当年耀眼的光芒。
纺织业的发展史篇2
素以“衣冠王国”、“丝绷之路”闻名世界的中华民族，远在2200年前的秦汉时期，就以其高度精湛的手工纺织技艺，率先实现了世界纺织技术史上的历史性飞跃。到宋代，棉纺织生产勃然兴起，纺织工艺和技术更臻于普遍完善的程度，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型一一多锭大纺车。在手工纺织全盛期的明清两代，已形成拥有上千台织机、数千织工的城镇作坊和集中性国家经营工场一一江南三织造局。直至19世纪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抽出棉织品的主要国家之一。人们从伦教博物馆里看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堪服装，还是中国的杭拥衬衫和萦布花裤子。
令木倪叹的是.长期停滞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和闭关镇国政策，最终扼制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手工纺织机器八百年里没有重要改革。延至19世纪70年代，整个中国的纺织生产仍沉醉在“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声里……。
此时的欧洲，整整超趁我国一个世纪，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英国“产业革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动力纺织机器取代了传统的手工纺织机器;大规棋集中性纺织工厂挤垮了手工作坊生产。西方人只用了百年不到的时间就跨越了东方古国的千年漫长之旅，实现了纺织生产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美、日各国纷纷非发展纺织工业发家致畜，相继迈人资本主义阶段。纺织—无一例外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富国工业”。面对两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洋纱”、“洋布”的大t涌人，清朝政府中的洋务派代表人物迟至19世纪90年代方始重视从欧洲大批引进动力纺织机器和技术人员，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使用动力机器的棉纺织企业。尽管这批官办企业从诞生到夭亡，维持了仅三四年，但毕竟是一次引进西方技术，开拓近代坊织生产的可贵尝试，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为随后登场的我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拉开了序幕。
这里.就该提到今天展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台大生纺织机器，同时牵涉到近代中国一位重要人物:张之洞。这位对中国近代化的时代感颇具敏锐力的洋务派誉宿，早在1888年即着手筹划设立纺织厂。经过十年修淡经营，他的湖北四局(又称纱麻丝布四局)总算开出了三局。唯独纱局命运多外，到1897年仅勉强上马了工程的一半。留下4.08万纱锭设备，因财惮支细只好半途搁浅。张之洞的湖北四局败如流星堕空，已不足后人挂齿。
所幸他遗下的那4.08万纱锭棉纺机器，似乎有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不朽造化，注定会在此后的中国社会，演绎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就是张套大生纱厂在本世纪初的崛起。
且让我们循若这批棉纺设备的来龙去脉，去重沮一段逝去的岁月峥嵘。
据张套《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载云:“计此官机于光绪十九年那仔在武昌认息借瑞记地亚士洋行所定。机至上海运哪，那督调江，则又运江，江不能设，则又运沪。”原来这批机器是张之洞1893年通过德商地亚士洋行向英国赫丘灵登公司订购的。它们分批供货陆续运抵，直到1895年才交付完讫。湖北造厂遇挫，机器也跟着张之洞的调任辗转娜运，一直未能派上用场。最后干脆搁在黄浦江边的芦席拥里整整沉睡了三年。“上雨旁风，板腐箱裂，机件断烂者十之三四。”这批机器从定购始，前后延t五载.所耗银两远远超过机器本金。张套算过一笔账:“随机洋匠一人，月体四百金，前后凡五年。运哪、运江、运沪之费，栈于上海地租、栈租、保险之费，洋匠月体之费，洋行月息之费，统计近八十三万两。”官府办洋务的种种弊端，由此可窥一斑。
很显然，这批久困沪上的官机，早就成为朝廷甩不出去的烫手货。偏偏张套在通设厂筹款催尽磨难、百计俱穷，自己找上门来认领。几经周折，最后达成“绅领商办”、的办法:将这批4.08万锭纱机对半分开，每起作价25万两银子，由张套与盛宜怀分领办厂，官方只取官利股息，不介人厂务。这一特点，决定了张套大生纱厂的民族资本属性。
光绪二十三年(1897)10月17日，张套承领的这批官机由清廷“威靖”兵轮首运南通。“运通安设之时，剔出腐败者堆积如阜。’.连随机洋工程师汤姆斯看了也叹首:“余在本国亦曾装过数厂纱机，从未见锈损腐烂若此之甚者。”安装中，仅用于搬运擦绣的费用就达6侧刃多两银。到1899年大生投产，才勉且开出9000纱锭。随后又花去7万多两银子，定购残缺的零部件，半年后也只开出1喇叹犯纱锭。
然而.正是这批曾经腾娜易地三处，前后闲t五载的破报官机，到了张套手里，却用它们来圆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世纪之梦”。“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遗我东南。”
此后大生的迅速崛起隆兴，岂止倾动东南一隅，其辐射与影响可谓波及全国，瞩目世界，泽被后代!
当年张之洞上奏朝廷批准设厂的名单里，同时还有苏州的陆润库、镇江的丁立该。若论设厂的客观条件，苏州、镇江、南通三地各具优势，结果“姑苏、京口两跳陀”，就连精于洋务的卖办盛宜怀，他与张容同时认领的一半官机，也因锈蚀不堪弃置原处未敢启用，最后仍被张赛领去扩充大生纱厂。
难道历史特别垂青于张套?在张粤之前洋务派搞了几十年的军用民用工业均以失败告终。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的湖北官布局等一批纺织企业，也都开办在大生之前，却都昙花一现未能奏效。据著名纺织史专家严仲平先生40年代的统计调查，至第一次欧战姆发，国内19家华资纱厂中“十八家莫不曾失败易主”。“张赛创办的大生纱厂是唯一成功的厂”。事实远甚于此。翻开大生纱厂历年的账略，自1899年开机出纱，工厂竟创下连获厚利21年的经济奇迹!就在这短短20年里，张赛把一个资本不足45万两、纱锭仅2万余枚的棉织厂，发展为16万纱锭、1300余台布机，拥有4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总资本达3000万元的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大生企业系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
那么.张套大生纱厂何以能在本世纪初一举成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大生的崛起，对处于徘徊、摸索中的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又起到何种启迪和推动作用?这是值得深究下去的问题。
中国近代工业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怪胎。它缺乏一个漫长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孕育，也没有经受“蒸汽和钢铁时代”的催产，而是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火光里，伴随着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阵痛和人侵资本的血腥摧残，而仓促分娩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也是中国民族工业发韧初期的一个重要基本国情。谁若忽视这一基本国情，盲目照搬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注定会事与愿违、归于失败。
不是吗，当年洋务运动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以“兵船路矿”为发端，紧紧追赶模仿西方的“船尖炮利”。结果呢，抵不住威海卫一仗，便把30年的“强国梦”击得粉碎。
继而，他们又改弦易辙，推行“全盘引进”的卖办口岸经济。只可惜那批所谓“富民工业”一个个如沙中建塔，转眼也毁于一旦。缺乏民族的基础工业，一味依赖仰仗洋人，这难道不是我国近代化步履瞒姗的重要原因?
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开辟民族基础工业。这正是张套独领时代的超人胆识。棉纺工业是维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业。“洋纱”又是当时中国的“漏危大宗”。花往纱来，仅棉纱一项，我国每年损失的白银就达2亿两以上。张套痛感此状“无异于沥血肥虎而祖肉以继之”，于是愤然辞官.归乡创设大生纱厂。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大生纱厂《厂约))紧紧结合本国国情，利用西方的工业文明与本土乡村经济的自然优势，积极发展民族的基础工业。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选择。
大生纱广投产后，张容即为大生设立了一条“土产土销”方针:充分利用通海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当地土布业的传统优势，从棉农手中购进棉花供纱厂纺纱.再把生产的机纱卖给农家手工织布。这种“寓工于农.以工利民”的经营方针，形成工厂小车间，农村大工厂的局面，推动了南通地区土布业的空前繁荣。每年行销东北的“关庄大布”均突破十万件大关(每件40匹)，并在东北市场连续保持28年长盛不衰的独猫地位。土布业兴旺带来的巨大纱市渴求，促使大生自身也不断走向壮大发展。张套的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的乡土经济建设”，移西方文明就东土生辉，不失为中国近代化的途径之一。
大生纱厂初见成效，张赛又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着手，.兴垦植棉，以厚纱厂自助之力”。棉纺与盐垦结合，为大生开辟了丰沛的棉花生产基地，稳定和保障了纱厂的原棉所需，使张容的大生企业能够于劣势地位与外资在华纱厂和洋纱洋布的倾销展开力量悬殊的悍战，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发展近代工业必须走与改造农业相结合的道路，这显示出张套又一过人的战略眼光。
纺织业的发展史篇3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著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
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注：1.资料来源：清朝海关统计，参见［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2.1捆＝300斤。
据上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日本对中国棉纱的输出立刻增长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8倍。1899年的棉纱输入量比1895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近14倍。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同期，日本棉布对中国的输出也在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棉纱的输出。
注：本表引用数据来源于［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7页。
1900年的棉布对华输出值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与棉纱输出状况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生产的水平。棉布生产能力的薄弱与技术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对中国的棉布输出。
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总体情况看，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棉纺织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贸易总体结构的变化。
在中日贸易处于以原料及农副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时期，煤，是日本运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双方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因此将其列入下表，以作为棉纺织品贸易变化的比较和参照。
棉
注：资料来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记录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棉丝、煤炭分别在日本全部来华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数。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战后的1898年，棉布进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为2.0%，煤炭几乎翻了一番，而棉纱的进口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893年只占日本来华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来华商品额的31.2%，提高30个百分点，增长155倍。与煤炭相比，1893年棉纱在日本来华商品所占比重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则是煤炭的近2倍。棉纺织品和煤炭在来华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输入中国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全部棉纺织品中，有94.1%的棉纱和45.7%的棉布被运往了中国。（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还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概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棉纺织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除1908年前后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稳步增长，而同时期棉纱却徘徊不前。棉布在来华日本棉纺织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断减少，棉纺织品的比重不断增加。它反映了日本对华输出中，原料、农副产品地位下降，工业制品逐渐唱主角的发展趋势。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新的纺织厂大量出现，而原有的纺织工厂则在昼夜加班生产的同时，忙于增添设备，扩充生产能力。1894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棉纺织企业45个，到1899年，发展到78个，5年间，新增企业33个，增幅73%。与此同时，纱锭由530,074个增加为1,189,929个，增加1.24倍；织布机由420台增加为2,869台，增加5.8倍；棉纱的年产量，由292,400捆增长为757,315捆，增长1.59倍。（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2、23页。）
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纺织品数量出现大幅萎缩。以棉纱为例，1899年中国进口日纱359,900捆，1900年骤减为157,177捆，减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日本国内生产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短暂的萧条期，工厂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在中国市场方面，日本产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厂商的强烈抵抗和竞争。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日本棉织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的产品所占领。这其中，中国产品竞争力最弱，市场份额最小，无法与其他外国产品抗衡。作为日本棉纺织品中的主流产品——棉纱，其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印度。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第172页。
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纱总量最小。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应属印度棉纱。英国棉纱在中国市场虽以其品质好质量高著称，但其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销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场份额在减少。印度棉纱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不能称为上乘，但其价格上的优势极大，不仅远低于英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甚至还低于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中国棉纱，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是价格最低廉的棉纱制品。下面是当时上海市场棉纱价格的统计：
注：资料来源，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4页。
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的棉纱价格总体上都在上涨，但日本的棉纱价格涨幅最大。据上表，从1899年到1904年，中国棉纱价格上升了35%，印度棉纱为40%，而日本棉纱上升了43%。印度棉纱比日本棉纱的市场价格一般低7%左右，始终保持着其价格优势。
日本要想在中国不断扩大棉纱市场，就必须战胜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而战胜印度，就必须缩小日本棉纱与印度棉纱的价格差距。为此日本棉纺织厂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国棉花等等。从中国海关的统计看，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1897～1916年海关所载印、日棉纱进口平均价格单位：海关两/担
注：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93)——〈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据上表，1897年到1901年，进口日本棉纱的平均价格要比印度棉纱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从日本进口棉纱的平均价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纱3.4%。另外，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进行促销，吸引当地商人为其推销商品；在产品质量和包装上做文章，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市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纱市场的变化情况：
“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注：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10页，1984年（未刊稿）。）
利用一切有利可图的政治事件，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这也是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就棉纱而言，1907年日本的输入品价值仅为62.8万日元，到1914年上升为608.1万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市场均未出现过高的涨幅，汉口日纱输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长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ウァ书房1980年版，第12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的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控制。（注：据日本“大阪新闻”报道，“满洲的外国贸易正在进展，特别是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纹布30,000匹，细斜纹布20,000匹，棉纱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80%。”见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第1161-1162页。）
正是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改进和积极的市场竞争，日本棉纱对中国的输出开始走出低谷，输出量增加，市场扩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日本与印度在中国棉织品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中国进口的日本棉纱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印度，达到920,589担，印度为627,832担。1913年，日本棉纱的进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272,983担，印度只有656,649担，是印度输华棉纱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成为中国市场上棉纱第一供应大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很快转入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各类军需品，为战争服务而无暇顾及远东市场。整个战争期间，输往中国的商品大量减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海关统计，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战前的1913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近40%；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幅为61%。（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这种对外贸易地域结构的变化在棉纺织品市场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试以本色棉布的进口为例。
注：资料来源，［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口》，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9-100页。转引自《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英国对中国输出本色棉布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点——263万匹，仅为战前的1/5。美国减少得就更多，输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仅为1913年对华输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当时英、美两国同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的整体情况基本与本色棉布的情形相类似。
上述变化对中国棉纺织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一）船只缺乏，致货不能畅行；（二）货价大贵，致华人改用中国货。即如布匹一项，今华人多改穿土布，以其价廉也。”（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市场上棉纺织品货物的紧缺及价格高腾，为日本商品的大量输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棉纺织品贸易格局。“至欧战前棉纱之输入，则日本与印度相伯仲。布匹输入，英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国甚远。及欧战起，英国棉货来数既减，印度棉纱以多供本国织布之用，输入之额，亦逊战前，日本棉货遂一跃而居首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上述变化，也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欧美棉纺织品输入的大量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长期形成的重压，而市场商品的骤减及价格的腾升，又极大地改变了其困难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建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这一时期（包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国纺织厂及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页。
据上表，在10年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纺纱厂的数量增加了200%，纱锭数量增加224%，织布机增加了237%，均增长了2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棉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大增。
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生产技术水平仍然与欧美诸国及日本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差距。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棉纺织品中，在棉纱方面，以生产20支以下的中粗纱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产品质较低的粗布。在高级棉织品领域，其生产能力仍然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在中国棉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天津和东北的棉布市场为例。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东北市场，外国粗布的输入，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或美国的产品，其数量普遍都在减少，而其中日本减少得最多，减幅分别为85%和73%。同期，中国产粗布却大幅度增加，两个市场分别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绫木棉布的生产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属粗布范畴，因此其市场情况也与粗布相类似。但在细绫棉布领域，情况正相反。外国产品输入增加，其中虽然英国和美国总体处于减少状态，但外国产品的总量在增长，天津增长了10%，东北增长了178%；而中国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天津的增长为0，东北虽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与外国输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随着中国粗纺能力的增强，外国产品正在该领域失去往昔的优势。
注：资料来源，［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252页。
纺织业的发展史篇4
读者从钱之光的经历可以看出，在他前半生的革命生涯中，每当中央面临重大历史关节，需要直接谋划经济和物资来源以及从事相关政治活动时，都会点名钱之光临危受命，在同志和、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负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把解放区与蒋管区联系沟通起来，以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上层与基层紧密配合等方式，从事重大使命，而且都能不畏艰险，闯龙潭、入虎穴，圆满完成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党和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安定民生，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并设法积累资金，建设新中国。同志安排他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实为知人善任。当年纺织工业是国家最大的支柱产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陈云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过：“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陈云同志的讲话，对纺织工业在积累资金、供应市场和国计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了极为生动的说明。
钱之光同志不负重托，主持纺织工业工作32年，仅用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把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落后的纺织工业改造发展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纺织工业，实现了中国人民解决穿衣问题的千年梦想。中国的史学界公认，汉武、开元、康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而其中又以开元盛世最为富足。即使如此，紧接开元之后的天宝初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仍在他的著名诗篇《石壕吏》中写道“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痛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不朽诗篇，生动刻画了劳动人民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这个涉及亿万人民的衣食大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消费品工业的领域，创造了诸多光辉业绩。在解决我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中，我认为，衣是解决得最好的。读者可以观察，现在不论是在中国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内地欠发达地区，是繁华的大都市还是边陲小镇，是城市还是农村，甚至与发达国家相对比，我国人民的衣着状况都是丰富多彩的，在各类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是最小。在构成我国消费物价指数的类品种中，衣着类一直是最稳定甚至是下降的。中国的纺织服装已出口到世界上120个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占到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量的32%，成了名副其实的“衣被天下”。这一切都来源于新中国发达的纺织工业，来源于钱之光同志带领的一代又一代纺织人的辛勤工作和巨大奉献。历史应当铭记这一切。
读者在《钱之光传》中，还可以看到，在钱老主持新中国纺织工业近1/3个世纪中，始终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扭转多年依赖美国棉花和进口成套设备、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局，同时又关注世界潮流，审时度势，及时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推进中国纺织工业现代化；既重视传统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以天然纤维为原料的各类传统纺织业，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又十分重视科技进步，用工业化方法解决天然原料严重短缺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化学纤维；既重视国内市场，又适时调整经营方针和生产理念，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各类纺织品，以及用成套纺织印染设备支援广大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振兴民族经济；既重视国家任务，注意积累资金，支援重工业建设，又关怀广大人民的切身衣着需要，坚持生产物美价廉的纺织品，让劳动人民买得起、穿得上；既重视生产建设中的物质条件改善，又重视人的因素，多方培养人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注意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坚持不懈地开展学习和推广先进模范人物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钱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年（指2010年――编者注）是钱老诞辰110周年。《钱之光传》的出版，是对钱老的最好纪念。本书作者吴鹤松同志要我写序，我看了相关稿件的内容，结合我多年的感受，写了上面这些话，算是对钱老的怀念、追思和学习。我相信，《钱之光传》的出版，对于正在为实现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强国的广大纺织职工，必将成为一股激励志气、焕发智慧、凝聚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
纺织业的发展史篇5
一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二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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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业的发展史篇6
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是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的。被授予“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和“全国纺织工业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享受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
表彰先进鼓舞干劲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天凯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的贺电：“纺织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在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吸纳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纺织工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深化结构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加强品牌建设，整个行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全国纺织工业广大干部职工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奋力拼搏，展现了当代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昂扬风采。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希望你们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技进步，弘扬劳模精神，奋力开拓创新，加强行业自律，为我国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强的现代纺织工业，建设世界纺织工业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服装工业协会副会长许坤元在致词中说，在新一年开始、“十二五”开局的重要时刻，隆重表彰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对于激励全国2000万纺织产业大军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满怀信心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纺织强国建设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纺织行业共评选表彰了5000多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纺织劳模及时代精神的代代传承，成为鼓舞和激励广大纺织职工爱岗敬业、开拓创新、无私奉献、拼搏实干、团结协作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广大纺织职工在“十一五”时期为纺织工业调整振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表彰“十一五”时期涌现出来的纺织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纺织行业的高度重视和对纺织产业工人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杜钰洲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纺织工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道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纺织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纺织工业由大变强。
杜钰洲谈到，通过本次劳模表彰，要推动全行业更充分地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和主力军作用，发扬历史首创精神，肩负“十二五”时期更加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第一，大力弘扬劳模精神，为激励全行业团结奋斗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努力在全行业营造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的良好氛围。第二，进一步激发创造力，为推动纺织工业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积极贡献力量。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依靠广―大职工的创造实践，解决发展的问题，突破发展的难点，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第三，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产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将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行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进―步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为纺织工业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推动纺织工业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保证。
山东如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丁彩玲、浙江洁丽雅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石磊、青岛纺联纺织有限公司纺纱二分厂郝建秀小组组长姜玲，代表全国纺织劳模发言，表示不负众望，不辱使命，继承老一辈劳模优良传统，以开拓创新精神建设纺织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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