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意义篇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人类现处在被物质消费品支配的时期，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特征迎合了人类“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是促进生产力高效发展的根本原因[2]。基于此，使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活力能够持续不断，也使市场经济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潜能。“自由竞争”是指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最优选择及潜能的。而“优胜劣汰”则是强者能获得较多的利益，劣者得到较少的利益。二者的结合即是资源在最优化配置的前提下，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市场经济是被实践证明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1]。迄今为止，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人民还没有寻到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方式。马克思曾说过“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3]。”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充分参与社会竞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优胜劣汰的利益竞争的方式，把生存压力均衡地施加于所有社会成员身上，从而迫使人们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劳动潜能，最终推动所有个体能力的全面发展[4]。任何社会都立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认为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中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现阶段我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对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发挥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运用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地位如果重要，是因为其承载着两大任务：其一，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只能采用计划经济，而我国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成功的实践证明，更需要充分有力地逻辑论证。其二，社会主义的存在价值即取代资本主义，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不但要借鉴利用原生态市场经济的成果，更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在社会生产方面的超越，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经济，而发展经济就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改造原生态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经济。正因为竞争，它才能够表现出高效率，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只有继承该成果，在以原生态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起点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也具有致使优胜劣汰了劣势。正是由于其优势，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其弊端，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体制。无论为了赶超资本主义，还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无可替代的发展方式。但是，社会主义不能落入资本主义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窠臼，需要一开始就坚持共同富裕原则，批判性的运用市场体制。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却不能简单地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从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不但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也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所实行的机制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由竞争可以为每个人潜能的发挥提供最大的自由空间，而优胜劣汰则是由市场竞争和劳动者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胜败。市场经济通过利益差别来激励劳动，贫富差别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形成冲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自觉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推动市场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原生态市场经济的改造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2
关键词：人学观;实践观;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说发轫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它至今仍受一些人的怀疑甚至是否定。新中国60年，特别是后30年的成就，应该说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相联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好的回答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也很好的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但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地区对这一话题加以实践，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也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加以结合也是否定的，更不用说对此话题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定要走一条不平凡之路，挫折乃至失败难免与这一条不平凡之路同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成就与挫折不但没能加以科学认识，却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纷争中弄得更加模糊了。因此，我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世界性话题的争论的一个方面谈些看法，以弄清一些问题之是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成就究竟是谁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始于伟大的改革实践，不论是在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还是随后在城市进行的改革，都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农村，“‘大包干’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非公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彰显，使人们“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后的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使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概言之，始于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根本上是沿着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路径进行的。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成就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胜利，恰恰相反，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胜利。因为改革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无一不是体现了对人的自由追求。这一说法貌似很有道理。而实际上，持这一学说的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否认对人的自由的追求。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持这一学说的人们也忘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内在逻辑。这一学说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锅端，剩下的只有市场经济（更确切的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基础
据俞吾金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存在着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确如俞吾金所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多次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关心人的自由发展之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我们的出发点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共产党宣言》中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构成了它永恒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从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中解放出来，如从马克思主义物化学说的片面理解中的解放等，但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认识的解放。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内提出的，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第二大形式实际上所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正是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全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全面的能力”才能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之间的内在契合性。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1年史，从初始的“放权”、“让利”、“搞活”、“松绑”无不体现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到近些年来“政企分开”、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方面的改革，都在进一步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从根本上说，也是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努力。
2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
“哲学家的任务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这句马克思的墓志铭，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度被人们认为其本质就是实践。不错，马克思确实说：“全部社会生活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但何谓实践？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误解滥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所编的哲学教材。如“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是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如此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与人没有什么关系的学说。问题是这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吗？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宗明义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Praxis）去理解。”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体论决不是抽象的物质本体论，而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根据俞吾金的解读，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认识论维度；二是本体论维度。“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本体论维度是根本性的，认识论维度则是植根于本体论维度的。一旦人们撇开本体论维度，从单纯的认识论维度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必定会否弃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真含义。”“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是生存论的本体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质上是‘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作为生存论的本体论，社会必须要尽可能地为个人开辟广阔的实践空间，而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实践活动中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不但为检验各种理论的真理性树立了新坐标，而且为人类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在这个新坐标下，一方面使人们摆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使人们从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教条认识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明了人类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在实践中不但解决各种实践中难题，同时也使人类实践更加丰富多彩。
3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
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中国特色，特别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个多余的词，它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的。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发展水平上要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正因其内在逻辑性使得中国特色更具有优越性色彩。
一方面，是市场主体，即生产当事人的变化。市场主体的多少及其活力的大小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市场经济归根到底就是发挥市场主体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创新性）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劳动者与其劳动利益相联系的劳动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才显示出它特有的魅力和作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市场主体主要是职能资本家。在那里，商品价值关系制约和作用的主要对象是职能资本家，他们可以从生产中得到剩余价值或利润，使资本增值。雇佣劳动者只是通过商品价值关系实现其劳动力的价值及其收入，他们附属于职能资本家。基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雇佣劳动者群体并非市场主体，因此根本谈不上劳动主体性的真正发挥。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从理论上看，至少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还是企业的所有者，劳动者本身已经构成生产当事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劳动者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理应是人数众多的劳动者群体。一旦这个群体的主体性发挥出来，并且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出现在市场上，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是充满无限活力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对计划经济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所以现阶段无法实现，是因为现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达到计划经济的相对要求的水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并不就是完全否定以前的计划经济。即使今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注重对市场进行有计划调节，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带有计划性了。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根本上无法摆脱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提出了经济计划性的原初理论设想，“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的同时，也强调了“直接地”、“社会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正因为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其本质蕴含着计划性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成就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伟大成就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是协调的，也更好的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无论外在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的内在逻辑都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实践的胜利。
参考文献
［1］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5.
［2］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J］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05，（1）:7.
［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9.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3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价值目标
中图分类号：D0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12—03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有其合理成分，深入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内涵
高鸿业、吴易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1]这个定义似乎认定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必然不能缺少市场的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P。R。Gregory）和斯图尔特（R。C。Stuart）以所有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和激励机制四个要素为依据划分经济制度，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2]
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认为把市场作为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即“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里的“市场”是指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配置经济资源、分配经济权力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手段，是调节商品生产和服务供应的工具，也是人们据以做出有关消费、投资和就业抉择的方式；“社会主义的目的”则是指人们为消除现有社会的各种弊端、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如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等方面的较大平等，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人的潜能和个性的充分实现创造条件等等。
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市场经济，但是市场、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手段和目的不能混为一谈，“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3]市场能够极大地促进自由（消费自由、择业自由、言论自由等），市场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市场还能够极大地促进民主（企业民主、国家民主等），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真正的民主。
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对于现有的种种社会主义经济来说，这一名词往往是更广地概括这样两种体制：在严格意义上趋于接近这一定义的那种体制（像南斯拉夫1965年后形成的体制），以金融调节和种种刺激作为中央计划的手段来替代命令和对生产商品进行实物分配的那种体制（即受调节的市场，像匈牙利1968年改革后的‘新经济体制’）”。[4]这个定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资源配置通过市场，这也是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理解。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有权威性的、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定义。
综上所述，市场社会主义是把市场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实现公平竞争、最优的效率和最公平的分配，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限制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政府的化，促进民主化进程；实现劳动者自治。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分配平等、社会公正、自主自由、充分就业等，而市场能够使经济效益最优化，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坚四项基本原则，而市场社会主义则没有这一要求，绝不可混淆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
二、“市场”（货币）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市场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进步性，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
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看，我们很难完全取消“市场”（货币），否则，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走弯路。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1920年秋冬季节，苏俄的经济状况日趋严峻，甚至演化成政治危机。列宁及时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并迅速带领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调整。1921年5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废除小企业国有化法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废除义务劳动制和实物分配制，实行新的劳动和薪酬分配制。实行新经济政策，苏俄（苏联）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事实证明，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最大的转变是新经济政策又承认了商品货币关系，贸易自由，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货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只允许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存在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下；高投入、低产出，浪费严重；资源配置非常不合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4
论文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失业经济危机两极分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5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
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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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
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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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资本市场的意义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公平
[作者简介]吴思（1989—），女，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330000）
一、马克思的公平理论与市场经济
马克思的公平理论集中体现在《哥达纲领》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作为思想武器，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维护平等与公正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以无数的规则条文实现人们梦寐以求的平等与公正，但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所谓的平等与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平”，他们用统一尺度，即劳动去计量，并从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他们，他们没有考虑到劳动者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以及劳动者家庭情况的差异，因此，资产阶级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并没有实现“实质上的公平”。
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自亚当·斯密以来就被人们多加推崇和赞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推崇市场经济机制的公平性。而理论家在说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时，一是强调其效率，二是说它带来的公平，即市场会公平地向所有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市场也会公平地酬劳辛苦工作和节俭的人。
陈学明在《马克思的公平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指出：“这种公平实质是‘机会公平’，它完全无视人们‘起点’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这种公平只是提出了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完全付之于‘实践’，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做到‘机会公平’的。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所奉行的所谓‘公平原则’的虚假性、形式性不仅表现在劳动者之间，更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上。”
同时，西方一些学者指出：“在市场上，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所得的市场利润的源泉是工人的无偿劳动，看似平等的劳资合同中潜藏着巨大剥削，是最大的不公平。”哈耶克也承认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弱者的机会比富人、强者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就等于承认在竞争的社会里，即使奉行机会公平的原则，也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公平”。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顾名思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市场经济，又有别于社会制度下的计划经济。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重大的根本性体制变革必须考虑包括切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等在内的多重因素，而市场的公平、有效性原理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因为初级阶段的中国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困境中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
管新华、汪艳在《公平效率维度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分析》中谈到：“作为效率基础的、内生‘市场失灵’的市场经济自身不但不能自发产生公平，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极分化。因此，必须借助宏观调控政策这一中介手段来不断缩小差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然而，借助国家的宏观调控实现市场的公平，前提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个体、私人以及市场经济的客观尊重和具体规范。林剑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坐标下的公平、公正问题》中提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确立与贯彻的是自由选择与权利平等的原则……自由与平等的原则是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内在必然性要求，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强调与看重，不过是反映与适应了商品经济生成与发展的要求……所谓自由选择，既包括人们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的自由，也包括交换的自由，对于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说，自由选择既是一种权利也意味着是一种责任，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承担相应责任的前提与基础。而所谓权利平等，既包括人们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平等、人们彼此间地位的平等，同时还应包括人们对所有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拥有权利的平等。但在实际活动中，由于主体自身实际享有的权利是不可能平等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形式的意义，而很少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在强调权利平等、反对特权的同时，还要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即谁占有权利，谁就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占有权利多的人，承担的义务相应的就多，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权利的价格，否则就是不公平与不公正的。”
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尊重、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结合社会主义制度，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以期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经济手段和政治制度，为此，我们不应高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缺陷和不足。
三、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等一些列问题的探讨中，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市场社会主义”。它以“替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面目出现。
赵云姣在《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比较分析》中说道：“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相对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与前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而言的，顾名思义，市场社会主义具有生产资料归公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它同时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的配置手段。”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林清龙在《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中说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前者认为市场只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是中性的，没有社会性质之分，和意识形态无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承认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并认为是一种基础性的配置作用。”虽然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侯云霞在《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辨析》里介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发达的现实条件下，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和过渡时期产生的理论，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重在寻求社会主义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而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下由左翼学者倡导的理论，它是以替代的理论形式和目的出现的，探索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既定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逐步导向和生成社会主义，因此，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
虽然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王影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启示》中提到：“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都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在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取向方面，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公平第一原则，而且认为实现公平的措施和手段是可以带来效率的……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要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与任务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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