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篇1
(一)早期报纸国际新闻评论的特点中国报纸国际评论分为早期和近期两个阶段，早期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99年;近期指21世纪至今这十几年。这个分期主要是根据中国媒体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变化特征进行的。中国早期的国际评论有著名的新华社的“彭迪国际评论”，但早期的报纸国际新闻评论主要是以中央级党报为主的媒体承载。最权威、最专业的就是《人民日报》的国际评论，另外《解放日报》《世界新闻报》《中国日报》英文版也是很早就有国际新闻评论的板块的。早期的以人民日报国际评论为代表的报纸国际新闻评论并不只是简单的具备对外宣传的特点和功能，而是一个由封闭式的、单一的国际评论立场和形式，到逐渐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多样性风格。总而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1.新闻性。揭示国际事务的复杂变化，表明国家的态度。包括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错综复杂的因素。比如1988年3月2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越南当局出尔反尔的恶劣行径》的评论员文章，揭示“越南当局在我国南沙群岛地区蓄意制造紧张局势，一面加紧侵占我南沙群岛的岛礁，向正在进行科学考察作业和巡逻的我国人员进行武装挑衅”。指出事态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过渡和其中包含的意义和可能的发展前景。2.思想性。透过现象解释本质，对问题的实质加以讨论。这种类型的评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国际评论的主要类型，比如1973年8月9号由新华社撰稿人民日报发表的转引自西德《斯图加特日报》的评论文章《美苏超级大国“禁试”条约是骗局》，就对“苏联和美国等国在莫斯科签定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十周年”的评论性文章。3.外交政策性。严格配合其国际报道的任务的，主要是积极反映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配合国家的外交战线的斗争，如宣传国家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表达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揭露霸权主义扩张侵略的冒险性和危险性等。
(二)早期报纸国际新闻评论的功能1.教育功能。对本国人民进行时事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分别表现在:使读者了解当前国际事务的发生原因、背景和其他事件的联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和我们的态度。2.媒体外交功能。配合外交工作方面的作用。3.国际舆论斗争功能。快速、有效参与国际舆论斗争，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打破西方某些媒体对国际舆论的误导。
二、中国报纸国际评论新时期的特点和作用
新时期，中国报纸国际评论出现很大的变化。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首先，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次，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祛魅化，普通民众情绪和=社会舆论开始对国家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比如2012年的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核危机等。内有普通民众的舆论，外有世界各国的观察，如何表达外交的意图、引导国内的舆论和实现外交目标，媒体上的发言是最快的途径;再次，市场的需要，即媒体间的竞争日益严峻。中国的报纸国际新闻评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趋势下备受关注。比如有学者在认为“在美国，国际时评起着观察者、参与者和催化剂的作用。在中国，国际时评更多的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是面向受众的单向度传播。”③正是这样的反省，加上很多行业专家的建议和从业者的不断改进，报纸国际新闻评论的变化可圈可点。
1.署名的专家学者的国际新闻评论文章占所有评论文章的比例是最高的。以2012年《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涉美评论的文章为例，笔者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2012年，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涉及美国的评论文章总共有152篇。文章作者绝大部分是来自各大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比例高达64.5%。其次是该报的社论，一年中涉及美国的篇数达22篇。余下依次来自政府部门的官方智囊，比如商务部、外交部等;来自社会机构比如“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的陈光标，或是环球时报社组织的专题论坛归入到“其他”行列，这样的文章相对较少，共10篇;最少的来自本报署名作者的文章，共3篇(见表1)。这样的构成比例充分说明专家学者加上官方智囊依然是环球时报国际评论的最主要来源，说明中国精英们对于国际问题发声的积极性很高，同时也表明读者对于专业分析和观点的需求很强。
2.在评论类型上，阐释解读性、战略分析性和中西对比性的文章居多，这也是国际新闻评论越来越客观化的表现。在观点内容上凸显出了“泛多元化”的特点，一种思辨型的社会舆论氛围正在形成中。比如，2003年中国各大媒体上“是否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大讨论。“以往的评论多是论战性、批驳性的。为适应形势变化，应多写些正面论述性的评论，解释我国政府的政策思想，分析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现象和趋势，对具体国际事件进行客观分析。”④
3.评论时效性方面，讲究时效性、论据的准确性。评论时效性强，可以起到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作用，具有逐步打破西方媒体垄断国际舆论局面的意义。比如，《世界新闻报》的《解决叙利亚危机离不开对话》，就是针对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闭幕的新闻及时进行的评论。
外交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曾纪泽；局限性；原因
曾纪泽（1839一1890），字?赂眨?琶握埃??搴梢短寥恕M砬濉爸行嗣?肌痹???ぷ樱?俏夜???飞现??耐饨患摇T?驮蟪鍪刮鞣桨四辏?群蟮H巫びⅰ⒎ā⒍砉??梗???す?抑魅ê兔褡謇?孀鞒隽酥卮蟮墓毕住＠?囱?踅缍栽?驮蟮难芯慷嗉?性谧吭降耐饨怀删蜕希?云渫饨凰枷牒屯饨换疃?木窒扌匝芯可形?蛔悖?疚氖宰盘轿龃宋侍狻
一
曾纪泽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与王权思想的杂糅。
曾纪泽的国家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王权思想的束缚，他还不能将“国家”与“朝廷”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来。曾纪泽就任驻英法公使时，向两宫皇太后表示“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①可见，曾纪泽深受理学绝对忠君思想的影响。他将办理外交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忠君、报君的一种方式。但是，曾纪泽这种封建王权思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后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君”日益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成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昏君”，阻碍着“忠君”者的爱国行为。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拥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曾纪泽为清政府四处奔劳、呕心沥血，却最终被当权的投降派排挤出了外交舞台。这正是一个绝对忠于王权的外交家的悲剧。
第二，平等观念与“天朝上国”观念的交织。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曾纪泽意识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②他主张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和因循守旧的态度，以广阔的胸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但同时曾纪泽又极力论证“西学中源论”，以获得自信心。“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可以知后世之泰西”③“‘云雷经纶，’圣人预言电线之理。……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④此理论虽有利于减轻守旧士人学习西学的心理阻力，但这种将西学比附于中学的认识实质上是曾纪泽“天朝上国”虚骄思想的体现，反而会限制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一名在传统外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曾纪泽思想深处难以避免地存在宗藩体制的根芽。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他依据国家平等的原则，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藩属国，他沉浸在自己的礼义文明和“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丝毫不言平等二字，仍以宗主国居高临下的姿态干涉其内政外交。在条约体制下，西方列强无视和肆意破坏宗藩关系，曾纪泽多次呼吁清政府设法加强对藩属国的管理。
第三，诚信外交理论是传统外交与近代外交双重因子的复合体。
在曾国藩以“诚”为宗旨的家庭教育下，早年曾纪泽形成了“诚”、“敬”的人生原则和“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道义外交思想。⑤但在日后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曾纪泽的诚信外交在其父辈的基础上增加了资产阶级外交思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求和平的方法是谨守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妥协投降。曾纪泽的诚信外交主张中西平等友好往来，消除成见与隔阂，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并增强国家实力和战备，进而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相比而言，曾纪泽的诚信外交是更强硬的，也更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充斥的国际社会，曾纪泽并没有完全摆脱曾、李妥协思想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纪泽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正义之举视为激怒英人，引发战争的原因。他认为“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众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⑥这显然与英国强行输入鸦片，蓄谋挑起战争的事实不符。从中可见，传统的妥协外交思想在曾纪泽脑海中打下的烙印。
第四，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外交认识与实践上的失误。
首先，曾纪
泽对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的认识缺乏科学性。曾纪泽过分地夸大外交的作用，甚至将其置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上。他曾比喻说，邦交和国内建设就好像是修理房屋与安排屋内陈设的关系，只有先把房子修好，门窗安牢，方谈得上“清理内务”。同样，只有把邦交搞好，使国家地位稳固，然后，才谈得上国内建设及整顿内政。⑦然而，对于弱国而言，在不公正的国际环境下，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外交谈判顺利地解决问题。唯有强国御侮，提高综合国力，再辅之以外交，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外交和平商讨、平等互谅、折冲樽俎的作用。
其次，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及某些侵略策略认识不清楚。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联合侵华的本质认识是深刻的，但具体到某一个国家，认识又显得模糊。例如，对于在近代攫取中国利益甚多的沙皇俄国，他却认为“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⑧另外，曾纪泽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他认为只要给予西方侵略者商务上的利益，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列强的侵华步伐。可事实是，西方国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中国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勒索。
最后，曾纪泽外交辞令的不当，在外交活动中造成了不良影响。1878年12月，因在出使途中受到香港总督的热情招待。曾纪泽坦言“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⑨很显然，他的言论没有考虑到俄、德等国的感受。又如在中法越南战争中，法国占领凉山之后，全军欢欣鼓舞，作为驻法公使的曾纪泽却在报上撰文将刘永福在越南山西的惨败与普法战争中法国在色当战役的失败进行比较，其嘲讽之意不言而喻，这也为曾纪泽之后的撤职埋下了祸根。此外，由于自身的局限，曾纪泽思想中“三纲五常”、“女子不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并没有因出使西方的经历而改变。曾纪泽对英国妇女因“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的评价是“甚矣，人心之难餍也”⑩可见他对女子参政的不赞同。
二
曾纪泽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中存在的局限性与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曾纪泽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是“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国为事”{11}的时期。曾纪泽感叹到：“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以谋我之势”。{12}国际交往中充满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常以坚船利炮相威胁，贫弱国家毫无独立平等可言，尚能被各国用来捍卫国家权益的国际公法，常会被列强随意的附会和解释，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外交多置于列强干涉和欺诈之下。这样严峻的国际坏境，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困难重重且成效甚微。
1840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与西方“夷狄”打交道有着本能的反感和不屑。之后西方列强侵华脚步不断加快，中国的和利益遭到巨大破坏，清政府方才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拥有强大的武器，我方无力抗衡的强国。于是，对西方列强的恐惧伴随了整个晚清。面对西方国家，清政府为了力保和局，不是虚以应付，就是妥协求全，并要求官员在外交事务中以“和戎”为基本原则。这样，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得不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便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促进了中国士大夫的进一步觉醒。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大夫大胆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主张向西方学习，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技术，但对其政治文明从不问津。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充斥进来，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摒弃“天朝上国”的虚骄，承认西方政教远胜于中国的事实。在中西文化激烈冲击和碰撞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派办理洋务以及士大夫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这样的主客观矛盾注定改革终会失败。
从家庭教育环境来看，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是近代史上尊崇和恪守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将义理置于诸学之首，在外交上，他提倡儒学的“忠、信、笃、敬”。对子女的教育遵从“传统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纲常，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女成为一个符合传统价值观人才，为大清帝国效命”。{13}曾国藩一边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边不忘指导曾纪泽作诗作文，还时常让他来到军营，言传身教。在父亲的影响下，曾纪泽渐渐形成了对内维护三
纲五常，对外讲求忠信笃敬、守订和约的思想体系。这种自幼接受的教育，从根本上决定了曾纪泽无论日后怎样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其思想深处，从本质上来说都遗留着封建文化思想。{14}
就曾纪泽本人而言，一方面，曾纪泽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经史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周礼》、《孟子》、《周易》、《阳明传习录》等书的阅读，使曾纪泽头脑中不免包含封建落后思想，轻易难以动摇。另一方面，曾纪泽又很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和文化。曾国藩幕府中多博学广识之士，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曾纪泽在其间，耳濡目染，结交朋友，翻阅书籍，西学知识多有长进。在京城候补期间，曾纪泽阅读大量西方书籍，接触和参与多样的西方事物和活动，西学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1878—1885年出使英、法、俄的几年间，曾纪泽直接而深刻地感受了西方文化，他感叹“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窃，始信昆仑别有山。”{15}在这样不断的对外接触中，曾纪泽头脑中传统的封建文化与近代西学文化的矛盾和碰撞更为剧烈。这二者在良性互动和相得益彰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曾纪泽陷入了两者交织的洪流与矛盾之中。
此外，在出使西方前后，通过阅读和外交活动，曾纪泽对通行于西方社会的国际公法与外交原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尝试将近代外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外交中。但是曾纪泽从事外交，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也没有接受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外交理论的系统学习，这导致了他理论知识的欠缺。而且，晚清外交开的晚，清政府没有积累下任何成功的外交经验可供曾纪泽借鉴。所以，曾纪泽还不能游刃有余地灵活运用国际公法力挫强敌，最终取得谈判的圆满胜利。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但是瑕不掩瑜，曾纪泽卓越的外交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熠熠发光，赢得了世人广泛的肯定和赞美，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才干的爱国外交家。
注释：
①《曾慧敏公遗集·日记》卷一，第4-6页。
②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194.
③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63.
④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7
⑤杨鹏程，谭扬芳.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2（3）.
⑥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916，917.
⑦《中国先睡后醒论》，载于《新政真诠》初编附录。
⑧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53.
⑨郭嵩焘日记[m].岳麓书社，1984：822.
⑩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373.
{11}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08.
{12}曾纪泽遗集[m].岳麓书社，1983：26.
{13}邓李?.家庭教育对曾纪泽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8（3）.
外交思想论文篇3
关键词：和谐世界理念和谐社会和平与发展体系构建
外交思想论文篇4
【关键词】民族高校;外国语学院;思政教育
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创造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但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中包括主流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如斯大林所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1]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应该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如何在民族高校中有效地开展思政教育―――既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又照顾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高校外国语学院则又有新的文化交际,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必然要学习外语母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等。因此,增强思政教育的的实效性是目前民族高校外国语学院思政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多元文化存在的现状
西南民族大学有56个民族师生近2.5万人,少数民族占65%,其中外国语学院有1280人,少数民族495人,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藏族,彝族等30多个民族,占全院的38.6%,现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点一个,有英语、日语、法语、朝鲜(韩)语四个本科专业,一个应用英语专科专业,并且承担全校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和研究生外语教学。在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中,还存在着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以及外语国家母语文化的交际,表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思政教育方面积极思考,做到几个方面的兼顾,让学生在学习外语、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既宣扬主旋律的思想教育,又发扬传承本民族文化。
二、民族院校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多元文化下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
1.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数生活在民族地区,在一个比较淳朴的社会群体中长大,大多数少数民族同学比较粗犷、热情、好客。很多同学都是由于上大学读书,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大城市的文化氛围等和他们以往的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加上受到当地一些相对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各民族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都有各自特点的制约,使很多少数民族同学陷入人际交往的边缘,人际交往的范围更加狭窄,与其他民族同学交往少,人际关系单纯,社会化程度还不够高。
笔者从事多年思政工作,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在新生刚入学期间,大多数以同族或者同乡之间交往联系,而且有些同学在大学四年的择友改变不大。比如,新疆的大多数维吾尔族同学,由于语言和民族习惯,基本上是本民族交往比较多,很好的朋友也都是本民族同学,还有一些就是地缘和风俗习惯相近的(哈萨克族、回族等)民族进行交往。
外语学习跟外语基础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地方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的外语教学水平要高于西部民族地区,很多民族在初高中阶段又是母语授课,汉语水平也不高,导致很多同学学习跟不上,丧失学习信心和兴趣。一部分新学生入学后,发现自己的在专业上没有任何优势,加之经济生活困难等,很容易产生自卑、封闭、孤独的心理,为他们人际交往带来负面影响,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困惑和压力。
2.在学习外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从新生入学开始,所有的骨干课程基础都接触外国文化。从外语专业学课程分布的情况来分析中外文化的交际,以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上学期开设基础英语(一)6个学分、英语口语(一)2个学分、英语听力(一)4个学分,英语阅读(一)2个学分、英语语言2个学分,下学期开设基础英语(二)6个学分,英语阅读(二)2个学分,英语听力(二)4个学分,英语口语(二)2个学分,英语语法2个学分;大二阶段开设基础英语(三)6个学分、英语阅读(三)2个学分、英语听力(三)4个学分、英语口语(三)2个学分、英语写作(一)2个学分、基础英语(四)6个学分、英语阅读(四)2个学分、英语听力(四)4个学分、英语口语(四)2个学分和英语写作(二)2个学分。基本上是一个学分一节课,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按修读指南要求须修满179.5个学分方取得毕业资格,其中有88个学分是英文授课的,而英语口语等课程则全部由外籍教师授课。
在英语专业大学本科一、二年级期间,专业课程受英美文化影响较大,很多专业教科书都是英美的专家编著,其中作品都赋予作者所在国家的文化和背景。在大学三,四年级还会增加高级英语,英美文学等课程,教师要进一步分析作者的背景,西方的文化等情况。很多同学(包括汉族)就在学习中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文化,认为西方的道理伦理和社会制度比较优越,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个别部分同学还出现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现象。这样就会危及民族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危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大团结。
3.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是我国根本价值观之所在,是我国社会强大凝聚力之源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2]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成长于本民族的宗教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本民族固有的、理论道德、行为准则等,由于长期受民族心理的熏陶感染,在他们的心目中,与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信仰相符的道德感、美感等定势心态早已形成,因此在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加强主流文化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先入为主”的现象,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同学在接受主流文化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
三、民族院校外国语学院思想教育工作的对策
民族院校外国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很多。随着改革开发的的深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这本身就是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时刻关注和探索的课题。为了使民族高校外语学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笔者从多年思政工作实践中,认真研究和思考,注重如下几个方面:
1.加强大学生心理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新生入学后,很多高校都开展了新生入学前的心理辅导等,但是由于民族院校的特殊性,加上学习外语后可能出现的多元文化的冲击,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外语学院专门的长期心理干预体制。新生入学初,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等影响,存在一定的民族狭隘心理,像自卑、多疑、敏感等不健康的心理特征及行为倾向。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开学初期就跟同学做好心理的沟通,消除他们自身的不足,通过开展班级活动,增加同学们的友谊,消除摩擦。要耐心指导学生适应新的环境,要满腔热情地帮助有困难的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在毕业时,鼓励少数民族同学回到西部民族地区就业,利用他们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优势,更好的促进当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使各民族共同繁荣。
2.勿忘民族文化,强化教师自身的民族文化素养
这里的民族文化包括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学习外语过程中,思政工作者要时刻注意大学生的思想变化,积极和外语专业老师沟通,强化教师自身的民族文化素养。使同学们在学习外国文化时候勿忘民族文化,引导同学们思考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问题,培养学习者的文化差异敏感性,增加主流文化教育,在跨文化交际中,区分丑美善恶。既帮助学习者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又扩大了视野,形成对世界各族文化的正确态度。
3.在各方面充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说:“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3]少数民族成员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如语言服饰、节日礼俗、生活习俗等。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学生思想的工作,要从细微着手,在各个方面关系和照顾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维护他们的权益。建立起班级干部与辅导员合作的工作机制,在组织班级活动,比如出游,聚餐等,要充分考穆斯林同学的饮食习惯等。在少数民族节日时,班级同学一起祝福参见等,增加集体友谊,让各民族同学感受到家的温馨。
4.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开展专题主题活动
民族高校的将《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作为必修课,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团结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包括民族实体,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民族观及民族政策等[4]。每个民族大学生都应有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和责任,任何出于狭隘的民族意识的利益之争都是有害的。但是理论学习与实践是有差距的,因此要开展丰富的民族团结的主题活动,增加同学们的主流文化意识。西南民族大学着力构建以“五讲五做五风尚”为主题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将每年的9月确定为“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月”,在“主题月”期间,学校将集中开展多项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动员全校各单位和各族师生广泛参与,引导全校各民族师生弘扬“和合偕习自信自强”的民大精神,争做民族团结的模范。外国语学院在结合本专业特点,开展团支部风采大赛,西南民族大学外语戏剧节等活动,把专业知识和主流文化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结合起来。
总之,随着民族高校外语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针对性地做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根据民族高校,外语教学,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应着力从形式、方法、机制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和改革,更好开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民族高校少数民族文化,外国语学院外国语母语国家文化等多元文化交际,使民族高校外语学院思政工作更上一步,促进我们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M].张仲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81.
[2]陆岩.试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J].学习与探索,2007(2):14-16.
[3]费孝通.关于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外交思想论文篇5
关键词:俄罗斯欧亚主义文化外交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着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着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可谓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从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罗斯洗礼”开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长达近250年的统治,不仅向俄罗斯灌输了东方的制度规范,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世界,“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建立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从17世纪开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西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文化的大量引进加速了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意识及理论研究中就存在着欧亚主义思想萌芽。俄罗斯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俄罗斯文明和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极其重大或者危机时刻都可以引发争论、论战和关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话题的对话。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欧亚主义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侨知识界中广泛出现。即使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思想虽被封闭限制,但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思维体系的迷茫,使俄罗斯人开始了从自己祖国精神文化遗产中苦苦找寻摆脱自身民族危机途径的进程,在与西方化的较量过程中,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开始复兴。毫无疑问,欧亚主义的复兴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的,俄罗斯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罗斯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动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主义具有俄罗斯文化发展史的显着特征,强调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的主张是其理论独特之处。这里,须强调的是,从俄罗斯文化发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认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文化特征,但还应该把其理论内涵作为另一切入点进一步探究。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分析
欧亚主义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俄罗斯地缘政治分布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其地理空间在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其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体系,是一种特有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文化虽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中间地位,但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欧亚主义不同于斯拉夫主义,它不排斥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以外的文化进行合作的思想意识。
一些欧亚主义者关心的另一焦点是俄罗斯历史意义以及俄罗斯独特文化。欧亚主义认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罗斯能够实现统一的保证,千年东正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苏联解体至今十几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日趋兴盛,各地东正教教堂重建现象十分普遍,俄罗斯人民对东正教的信仰热情有增无减,东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独联体国家各个阶层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作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寻求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复兴的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种文明之间关系的交互性”,应当“培植居住在俄罗斯的全体人民,所有民族之间互相深深尊重,实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联合起他们的力量以实现并达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标”。
建立统一的欧亚文明是欧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该战略方案认为,因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欧亚主义者认为。相对于西方来说,俄罗斯自己是落后的社会,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政策,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会文化扞卫自己的国家地位。相反,俄罗斯相对于东方而言,是先进的社会,而且对它负有传统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强调国家作用,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积极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精髓。让我们来看看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进程,不难找到复兴欧亚主义的痕迹,也就是说,复兴的欧亚主义思想显现于俄罗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和两极世界格局的最终结束。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直接继承者。然而,它已不再拥有昔日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随着世界形势的总体变化而在外交策略上作大幅度调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尤其在科济列夫任外长期间,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竭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以尽快摆脱国内危机。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并没有改善俄罗斯低迷的经济境况,反使俄罗斯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随着欧亚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为应使欧亚主义思想成为俄罗斯全国团结一致的思想意识,以便解决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问题。这些学者大体上从地缘政治和文明两个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进而使欧亚主义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很多在俄罗斯政界身居要职的人,使欧亚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想,加快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进程。
谈到外交政策中的欧亚主义思想,不能不提到普里马科夫。具有欧亚主义思想倾向的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一职,改变了过去“一边倒”亲西方外交政策,加大了全方位外交力度,对西方国家及对亚太地区和独联体的外交,为俄罗斯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创造了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东方”外交取得很大成效。可以这样说,普里马科夫的任职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西方化到欧亚主义的转变。让我们再看看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普京正式出任俄罗斯总统后,优先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普京继承了前任叶利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实现国富民强为目标,对俄外交进行了适时的调整。他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提出了“欧洲方向”和“亚洲方向”的思想。普京的外交政策明显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在其外交思想中更多展示出来的是实用主义,强调同西方搞好关系、融入欧洲的重要意义。自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更是全方位展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在反恐问题上积极与欧美国家进行合作,甚至有时放弃自己以往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力求最大程度争取经济实惠;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寻求一切机会尽力修补俄美关系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它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以制约美国的单极化图谋,并借此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事实证明:普京的外交政策确实为俄罗斯争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普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多边实用主义外交,与欧亚主义所主张的欧亚并重的思想不谋而合。
普京外交与西方主义者“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普京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追求与西方同步一致,坚决扞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过:“俄罗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挑战。俄罗斯仍然具有大国属性。俄罗斯决心在世界上显示其权利并经常以任意的、威胁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近些年来,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思潮,欧盟支持鼓励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型,对俄构成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及建立反导系统等,已严重削弱俄罗斯与西方的互信基础。2007年初,美国欲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导弹防御基地,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威胁要停止履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基于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俄罗斯已不可能回到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上去。在俄罗斯对外战略构想中,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采取欧亚大陆权利均衡原则。
外交思想论文篇6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戎；主战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4―0105―03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
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在关乎国家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
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庋嫔约酢…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李鸿章认为只有“严兵”，即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和局”。然而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晚清政府虽然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大军备建设，但是落后的经济制度、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不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腐朽的官僚体系难以支持建设的开展，也难以改变中外实力对比。
因而，在他看来通过实力的对抗带来和平这条路是行不通的。1883年的中法战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条路在现实条件下不但不能带来“和局”，反而将会把清朝拉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在战争中原本就将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事实力的落后，清军的损失相较于列强将会更多，在中法战争中中国约有10000人伤亡，但是法军则仅有2100人伤亡。即使是一场战争胜利了，面对强大的对手，其后的战役中也难保最终的胜利，同时即使是这场战争战胜后也没有实力作为底气在谈判桌上向列强提出更高要求，因为稍不留神谈判的“和局”便有可能因为谈判条件成为下一个“战局”的导火索，因此乘势见收才是恰当的决定。1885年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①李鸿章始终认为，只有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局面，清朝才有机会稳定下来发展实力，最终实现军事实力的建设，才有机会为后来的战争取得胜利，为战胜后有底气、为最终的和平提供基础。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还秉承1861年恭亲王奕D等人奏准《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情拟章程六条折》，即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的“按照条约，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秉承政府基本准则不逾矩，是处理外交事物较为安全的选择。李鸿章即使有挽救变局的抱负，但是必要的自保是其底线。他作为官僚的一员，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的晚清朝廷，秉承朝廷准则办事一方面体现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和忠诚，另一方面，追责对他压力较小。
他的外交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诚信”的外交思想，“诚信相交论”成为其外交思想的基础。曾国藩对于外交事务的看法是，“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②李鸿章同曾国藩谈到对外交涉，曾又说：“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或不至过于吃亏”。③李鸿章继承曾国藩衣钵，认为不必要过多计较琐碎，而应该与外国推诚相见，争取到和平的环境，加速自强的步伐。
李鸿章是身处外交活动、洋务运动第一线的实干者，外交思想基本立足于“弱国”、“和戎”两个方面，对于时局有着更加清楚和现实的把握，对于战局和和局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思想的背后是谨慎的考虑。但是如李鸿章一样与列强打交道的官员实属少数，对于列强有清醒认识的人在整个清朝也不占多数。
然而他思想也存在着缺陷和矛盾，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客观环境以及身处官场事务繁重，李鸿章对于列强的判断，对于复杂的国际政治不可能获得完全深刻的了解，使其在运用“和戎”思想在外交事务当中，他的求和思想被列强所利用，列强以战争作为恫吓要挟，李鸿章高估列强的实力，常常示之以弱，导致在外交中出现误判和失败。1876年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讹诈，李鸿章在谈判中对态度蛮横的英使威妥玛尽量迁就以图“了事”，为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约定下基调。
李鸿章外交基础的诚信相交论，体现中国接受国际法原理和国际生活准则，但是由于其过分相信国际法的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均势”的现实局势，即弱肉强食的本质，同时相信外交中的“友谊”，希望通过联络加深外使得私交来影响该国外交政策。体现出李鸿章对于外交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着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一方面，但这在李鸿章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下来看确是能理解的。
二、清流派的“反ν仔，对外主战”
清流派是由朝廷中一部分不掌实权的言官组成，大部分是缺乏与外国直接交流，未曾参与洋务运动，缺乏对外战争经验的京官，他们对于国际局势的认识相较于李鸿章模糊许多。每当交涉事起，清流派必争相上疏或联名奏章，形成一时“尊王攘夷之论糜漫全国”，成为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清流派外交思想的主体是由抨击卖国行径和妥协论调、坚决主战、积极备战等成分所组成，它全面反映出清流派在其外交思想中坚持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这一特征。④
清流派强硬外交立场的思想核心之一是“反对妥协”。儒家的传统思想也是其根基，他们的思想表达来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族精神，也体现出这一特殊时代抵御外侮的社会共鸣。1879年10月，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同意与俄国签订了《利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骇然，舆论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在朝中形成，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允约徐图补救”，认为“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提出对条约“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因此主张批准条约，再用立法与用人来“徐图补救”⑤。而清流派李鸿藻、张之洞则认为应当修改条约重治崇厚罪。他们一致认为《条约》必须废除，斥责李鸿章等人为崇厚辩护“实摄于俄人恫吓，英法居间”，无非苟安求和，这体现出了清流派坚决主战御侮的思想，体现出外交上为维护国家不向强敌妥协的强硬立场。
清流派另一核心思想是“主战”，这是当时爱国潮流的产物，也是出于外国侵略的愤懑，但他们鲜知国际形势，极力主张保卫国土，却缺乏实际的经验，曾国藩曾评论：“自宋以来，君子好痛低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①此言切中清流派对外思想的要害。在许多对外交涉实际问题上，清流派通常“力主攘夷”，但所提出来的议论常常是大而空泛，没有克敌制胜的具体建议，缺乏实际意义和说服力。他们的主战的思想与李鸿章的“和戎”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虽然有所冲突，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虽然清流派缺乏国际局势认识，但是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对敌强我弱这一形势的估计，和李鸿章是相同的，清流派不是单纯的主战，只是反对李鸿章等人对外不做积极抵抗，单纯维持和局，也正因为他们明白李鸿章的才能，他们在许多涉外事件中屡屡奏请重用李鸿章，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在奏折中，认为李鸿章“威望素重”“持重闳深”，建议他与刘铭传一起，防御“京畿门户”天津。②清流派主战的做法，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清廷内部妥协派的滋长，也使李鸿章等人才得重用。但是另一角度来看，他们在涉外问题出现时主张积极抵抗，在具体执行上却推出另一派李鸿章等人完成，事败之后又将责任怪罪在李鸿章身上，清流派的这样做法不得不说有其推卸责任、狡黠的一面。
虽然在对外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外交手段上，双方则有一致的意见，即是“以夷治夷”，在面对诸国对华的问题，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对付某一时期的要敌，把握外交上的主动权。两者都注意到了在外交上灵活的策略和手段，但是却忽略了虽然各国间虽然有着矛盾，但是对于侵华的态度上是一致的。
清流派是身在朝野当中、置身外交事务之外的评论者，其对外思想顺应的爱国的潮流，遵循儒家传统的民族思想，由于缺乏直接涉外的经验，鲜知国际局势，内心固有的“天朝上国”的理念，使得他们对于外交思想上强硬主战，但是又由于置身事外，其思想大而空泛脱离实际，没有事实作为支撑。尽管历史上对其评价不高，但是并不是说清流派的思想就是毫无意义的。清流派的存在使得李鸿章的“和戎”思想更加具有条件性，而不是单纯地求和，如同一种警示，让李鸿章等实干官员在处理涉外事件不一味妥协，更加客观地分析对手实力，不被列强的恫吓和讹诈所蒙骗，使得国家和利益不会那样轻易地交出。同时，清流派的爱国情怀也引导着社会舆论，虽然官员和人民处于列强带来的灾难之中，但不应因此丧失应有骨气和尊严，对于国家应有自信，这样对国家前景才抱有希望，对于国家的建设发展才有积极性和动力，在列强入侵时也敢于斗争，列强才不会那么轻易地在华攫取利益。
三、结语
李鸿章和清流派的外交思想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产生的思考，各自有其长处和短处，李鸿章“和戎”思想的立足现实实力，恰恰弥补了清流派脱离实际的短处，而清流派强硬的精神，恰恰弥补了李鸿章思想下一味妥协带来的问题，而两种思想产生的作用阵地也是不一样的，李鸿章的思想主要作用于实际的外交事务当中，清流派的主要发挥阵地在于人们的精神引导的方面。两者两者可以说是互补的关系，并无完全的高低之分。
林则徐提出“驭夷宜刚柔互用”的观点，清流派的外交思想还是李鸿章的“和戎”派思想一刚一柔，虽然同时存在，但是没有使晚清政府在外交方面取得好的进展，究其原因，是两派的思想始终站在对立面，却没有逐渐融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统一的综合的流派，因此在应涉外事件，往往双方争执不下，不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政策意见。
两个思想未能融合统一，首先是李鸿章和清流派所长的职责没有互通，一方是置身事中的实干者，另一方置身事外的评论者，两方职责过清而无交叉，使得双方不能在对方环境上思考，难以取对方之长，意识到自身之短；其次是，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被列强打开大门，中国对于世界局势的信息仍是闭塞的，传统抱有“天朝上国”的保守的顽固派仍然大行其道，阻碍了统治集团了解外事的积极性，对于国际局势和列强信息掌握的不全面，使得无论是李鸿章还是清流派的外交认识都有所缺陷，易遭列强所利用。在朝鲜问题、东北问题中李鸿章都试图借用沙俄之力制衡日本，可是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段更多结局是俄国的背叛收场，根本上还是对于列强的没有深入的了解带来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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