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方法论文篇1
关键词:传统道德文化基础教育教育方法
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国民生活中的发展。201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2016两会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道:“应分学段有序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现在就开始着手。”作为一位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发展它。
当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如今不少学生在自身素养方面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不利于他们长期持续发展。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块巨大的宝藏,可以丰富内涵,开阔眼界,巩固知识,培养文化素养,提高道德修养。在将这一巨大的宝藏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授给学生的时候需要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
1.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启发诱导的方法主要用于教师实施教学时,对于本身没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课本,要用积极诱导的方式使学生感兴趣。
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主探索的欲望。在传授有关道德知识的时候,可以运用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或者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这种故事或问题必须贴近儿童的实际生活,能够很容易被儿童体认,这样会使儿童原有的认知结构产生不平衡,然后通过努力将其同化或顺应,让他的认知结构重新达到平衡。这样激发其动机以产生学习行为,最终习得道德知识。这一过程中要让儿童自己发现问题,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老师要更加贴近其生活,提出各种问题和故事,使其内心产生矛盾冲突。这样有利于儿童道德阶段的向前发展和儿童推理能力的发展。
2.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在拥有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沉淀的古国――中国。由于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教授时必须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要按照它应有的次序交给学生,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知识。
循序渐进是由孔子提出,经其弟子孟子继承发展,之后又被朱熹纳入朱子读书法中的。孟轲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进程过于迅速,势必影响实际效果,致使消退也快。他通过“揠苗助长”的寓言告诫人们:必须懂得教学是自然有序的过程,人们应当关注并促进教学过程的实现,但决不能用“揠苗”的方式助长,否则“非徒无益,而有害之”。
十七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在著作《大教学论》中,明确提出教育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他要求教授学生的知识应该是系统的,教学的进行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夸美纽斯要求学校“自始至终,要按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的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指导”。
3.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
从学与行的关系来看,学是手段,行是目的,行比学更加重要。即学以致用,学习如果不能应用,那么学得再多也没有意义。学习道德更应该是这样的,知道社会道德规范,就要体现于生活实践中。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不是抽象的学问,而是需要学生通过学习把它付诸实践的一门学问。其目的在于促使传统文化对社会、个体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潜移默化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要结合行动,将其内容运用于实践是学生深刻理解知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荀子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以行为为最终目的,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追求的是对学习者从外到内的影响。教师在实际教育中应该注重引导学生身体力行,注意发挥知、情、意、行的整体功能,对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使四者相辅相成。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这四者需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有效实施教育教学。要注意儿童在身心发展过程中的顺序性、阶段性、差异性、不平衡性,在选择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时候都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在选择教学方法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师要尽可能营造真诚和谐的环境,充分利用儿童原有的好奇心引导儿童自己主动探索、自主学习、自主解决问题,从而感知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并注意引导儿童把已获取的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间接经验体现在实际生活中。最终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公民。
参考文献:
[1]质本青莲.让传统文化成素质教育必修课[OL].国学教育网,2015.
德育方法论文篇2
江户时代是日本道德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线是武士道教育,它融合了日本神道思想、佛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纵观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内容较少,而且大多出现在对于日本道德教育历史进程的通观研究中。程晋宽的《论日本道德教育的传统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作为日本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是对日本封建文化与道德意识的独特反映,为日本近代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并为现在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历史依据。[2]王凌皓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成、作用及影响》,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历史、特点、作用与影响的阐述,为我们揭示了日本近代新武士道对于世界以及日本本国的消极影响。[3]解娟的《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特点分析》指出,这一时代的道德教育比江户时代之前有着更完整的内容、更正式的教育地点并且融西方思想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4]兰卉的《日本传统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影响研究》,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发展分为江户时代以前、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三个阶段,并指出武士道精神本身内涵并没有错,只是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才导致人们对武士道精神的反感。[5]朱玲莉的《日本江户时期的平民道德教育》从平民阶层角度对道德教育的政治基础以及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一个专题性论述,并且十分少见地提到了对女子的道德教育,对于研究江户时期日本平民的德育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6]王瑞荪在专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7],使用了通观比较和专题比较等一系列方法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评价。饶从满的专著《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8],对整个日本道德教育从时间上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章或专著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介绍、评析,用大量历史事实使我们对江户时代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有人认为军国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产物这一看法。此外,这些文章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及信息,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对这一时期日本的道德教育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大多数停留在对道德教育历史现象的简单罗列,缺乏对其深层本质的挖掘,研究具有肤浅性与重复性。
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维新对于整个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成果的研究,虽然还是以介绍为主,但是相比江户时期,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更加详细、深入,不再只是对历史知识的再现,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辉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演变),张凤莲的《论日本教育中传统道德思想的渗透》[11],孔祥宏的《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2],尹贞姬的《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13]等等,这些文章对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综合以上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启蒙与封建帝国主义的传统并存发展;由学制令向教育敕语的转变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统治需要,成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纲;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从属地位跃居为主导地位;军国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变质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道德标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对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也是我国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时代日本道德教育观念对国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5]第三章第一节,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6]第四章第一节,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17]第十章等,这些专著都对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转向综合,研究视野、范围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入程度与细化程度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特点、现状、环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论文都有所涉及,虽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者们主要从有利于教育对象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说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标的现状。张德伟等人的《从培养丰富的心灵到培养丰富的人性再到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来,道德教育的目标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渐转向注重个性发展以及丰富心灵的培养。[18]王超的《比较德育学》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优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认同,使全体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识。[19]曹能秀的《当代日本小学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评》对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主要有四点:培养忠诚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培养具有基本道德素质和社会公共精神的公民;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20]王丽荣的《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认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实现了从过分强调外延较广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本位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转变,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对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积极影响。[21]饶从满的《关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与中国德育目标虽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利于在社会生存的人格特点,强调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作用,而中国则将其认为道德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浅论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认为,无论在哪个学龄阶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标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态度、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以对心的教育为核心。[23]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大致相同,但实施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史忠媛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国际化教育、劳动教育五个方面。[24]耿华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自身培养、与他人相处、自然和崇高事物、集体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5]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内容呈现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趋势,加强了文化传统和爱国心的教育,注重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6]在中国任教多年的日本学者奥田真纪子在《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中,通过对日本道德文化的变迁、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对牧口学说的赞同,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战后德育课程的改革也是学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个重点,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进及启示》,通过对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特点以及新的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对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28]吴潜涛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其现行改革》认为,日本现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视学校教育地位,在内容上重视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全社会的合力,最终有利于构建终身道德教育体系。[29]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少学者无论在专著还是论文中均有所研究。在专著中,学者往往用单独的章节阐述日本是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玄武的《比较德育学》[30],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等。其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启蒙意识与初级的道德习惯,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儿童;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系统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课程、学科渗透、道德实践的方式融入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三是通过两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即针对大众的普遍性道德教育与针对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在联系学校与家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道德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是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或者与其他国家道德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教育的启示》指出,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与审美情趣。[31]基国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国高校实施德育途径比较及辨证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认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对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有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言传身教法、环境熏陶法等立体多面的方法,比较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34]谢惠莲的《当代中日中小学活动德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活动德育在理论、原则、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比较,强调了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为我国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田静等人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比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径上,日本比中国有着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形成了蓝图,是有计划的,这是中国道德教育所应该学习的。[36]还有学者总结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径方法上与中国道德教育有着共同特点:政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结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与社会化[37]。对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国学者都有所研究。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战后日本德育的特点和启示》,归纳了五大特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配合进行德育,政治化与组织化突出,挑战与缺陷共存。[38]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研究上,主要有王丽荣的《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状况》,通过图表和报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现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积极方面和问题都有,对与我国的道德教育现状比较研究具有参考作用。[39]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环境上,有郑永廷的《美国、日本的德育环境建设》,对美国与日本为构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介绍,指出没有好的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很难成功的。[40]钟启泉《儿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通过对德性及其层级、影响儿童的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儿童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础上。[41]另外,对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道德教育荒废现象以及由此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者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简要评述
德育方法论文篇3
摘要:班主任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力手。是班级德育的组织者与管理者,班主任对班级德育管理的能力直接决定班风与学风,班级的班风与学风直接影响学校的校风。班主任德育论文工作,不仅关系学校德育管理,对各学科教学质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教育工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班主任要搞好班级德育工作,有效地实施素质教育,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班主任如何在日常生活及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用爱心对待每名学生。以身示范
爱是一种尊重,是一种信任,是一种能触及灵魂、动人心魄的教育过程。班主任面对的对象是存在着不同个性差异的学生,这就要求班主任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不能拿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更不能以成绩的优劣来评价他们。只有用爱心平等地对待他们,才能唤起学生心中的爱心。对于能力差、有缺点的学生不能歧视,要用爱的语言鼓励他们;用爱的渴望调动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感染他们;用一颗真心唤醒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做到遵其言、信其行。
二、发挥班主任的人格魅力。以自己树榜样
德育过程既是说理、训练的过程,也是情感陶冶和潜移默化的过程。班主任自身的形象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直接的。班主任管理班级的方法、对待各种学生的态度、仪表、自身的能力,以及讲课时的板书设计、语言的表达、知识面的广度等都可以无形中给学生美的感染,从而陶冶学生的情操。班主任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坚持提前到校,检查出勤、卫生、督促学习,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努力进修,积极抓好班级工作,真诚的关心学生,一视同仁,这样对以后的班级管理,学生的学习工作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分发挥各科任教师的能动性。从各科教材中挖掘德育素材
班主任德育要和各科任教师紧密联系。了解学生,了解教学进度,适时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这样可以结合学生学习的知识,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学生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只要班主任德育论文充分挖掘,是可以选择适当的案例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
四、充分发挥班会的主导作用。直接进行德育教育
主题班会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每周定期召开一次主题班会,使学生在本周按班会要求进行对照,以达到自我提高的效果。主题班会的选材一定要有目的性、针对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班倡导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大力宣传公民道德规范,以此激励学生指导自己的行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事业的合格者。
五、将德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如今,单纯的说教已越来越不被新形势下的学生所接受。怎样才能既让学生愿意接受,又能达到教育目的呢?将学校德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就是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当前很多学校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虑,不愿组织社会实践活动,把学生束缚在学校中,单纯地追求教学质量。实际上,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久而久之,将会使学生产生消极、厌学情绪。学校应该本着让学生全面发展这一总体原则,适当地组织一些有益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体验复杂多变的社会道德情境,尝试进行道德抉择。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实践,实际操作。学生在与人交往中体验情感,在克服困难中磨炼意志,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履行道德行为。这样促使学生学会分辨、积极思考、增加体验、积累经验。
六、创造良好的班级环境。让学生在环境中接受德育
学生学习和活动所处的主要是在学校和班级中,其道德认识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学校和班级的环境中形成的。因此,校风和班风是—个特定而典型的道德环境,对学生是一种异常活跃的教育因素,它对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行为习惯等,多会产生直接而且巨大的影响。所以,对于—个班主任来说,能否经过努力引导学生共同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班风,关系到能否为学生品德的培养创造—个健康的道德环境。良好的班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教育影响作用,是因为在这种良好的道德情景的陶冶下,可以使学生具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对来自各方面的影响,能明辨是非美丑和善恶荣辱;同时,这种良好的道德情景中有健康而公正的集体舆论,这种舆论对每个学生具有某种威慑作用,可以使学生的道德行为不断扩展与发扬光大,使错误的道德行为受到谴责、抑制甚至消除。因此,班主任德育论文要创造良好的班级环境,让学生在环境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德育。
七、小结
班主任只有把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才能顺利的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为国家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接班人,也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班主任要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拥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和完善的人格的合格人才,争取让学校德育工作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参考文献
德育方法论文篇4
关键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5-142-03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方法的研究
鲁洁从深层次对道德教育进行了全面探索。探讨了道德教育的人学基础,道德教育与当代人之生成、个人品德形成的基础,道德教育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境遇等问题,以求探寻与发现德育的新路向。檀传宝以德育对象道德人格与生命质量的提升为终极目标,以道德学习主体性充分发挥为基本追求,逐一对德育范畴、德育的本质与功能、德育对象、德育目的、德育过程、德育内容、德育课程、德育方法、德育主体、学校德育的社会环境等德育原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更多学者以论文的形式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法、原则、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谢登斌指出灌输教育的核心是强制和服从,而不是创造和自主,是一种无视学生主体,目中无人的教育。当前西方各派德育理论,其主旋律是反对道德灌输,尊重道德的主体性和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主张学生通过自己的理智活动和实践获得道德上的成熟;对道德需要作溯源性研究,认为实践过程本身就是创造需要的过程,道德需要源于道德实践,并建构出新的参与式道德实践的德育模式。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问题,申淑征指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面对青年学生这样一个抗风险力偏低、处于塑造期的群体,如何才能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着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有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调动一切有生力量,探索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各种有效途径,构建全员育人的思想教育体系,是当前正确应对形势、解决存在问题的出路和捷径所在,阐述了全员育人这一观念,但作者没有对这一体系如何构建进行相关阐述。何婉平在《论传统教化方法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实启示》一文中强调要注重“传统教化方法”,它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有益观照,其榜样示范、践履笃行、寓道德的自觉性于道德实践中,突出生活化、社会化的特征值得借鉴,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正确认识“灌输”方法,充分发挥实践的育人作用,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和生活化。还有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家庭教育,强调学校应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才能把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更好,如张莉、黎静文、骆风、王巨章等都提出必须更加注重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的研究著述也颇多,主要有刘洋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解析了经济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梳理了经济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论文直面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经济全球化诸多挑战,特别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分化并逐渐解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全球性的问题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这些情况使得加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任务日益迫切和艰巨。
冯静在《经济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介绍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情况,加深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第二部分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使人们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部分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着重从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载体创新、机制创新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毕红梅《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全球化概念为切人点,通过阐述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多义理解,凸现了西方和我国关于全球化的论争。对全球化含义、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和再认识,拓宽拓深了全球化的研究。提出只有把交往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相结合,找出二者的内在关系,并探究交往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将二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实现更高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整合,从而把握当代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
三、网络信息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梁丕恒分析了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给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难得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针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对网络时代如何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初步探讨。
曾长秋在《论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分析了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机遇与挑战,着重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网络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以达到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扩大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功效的目的。
周飞在《试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体系的构建》一文中认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延伸和创新,必须不断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构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体系,建立和完善保障机制,从而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顾海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导论》一书中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宏观管理的理论阐述和微观管理的经验总结、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制定的背景反思和高校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体验密切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探讨了近十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阐述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独到见解,论述深刻,思路创新,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梁金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着重指出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互联网发展、市场经济环境等新情况,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汲取人类先进文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包括接纳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如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等。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狭隘的、固执的甚至是偏执的思想观念和做法,要在开放的体系下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马小佼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通过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拓展教学手段、丰富实践教育、进行行为示范性教育、丰富精神教育、积极探索网络教育法等对策。
此外,不少作者从各个层面研究高校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的新形势下,如何针对大学生思想成长特点,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手段加强当代高校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
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与实践
许多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希望从国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获得更多的借鉴。
如陈立思在《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导言阐明了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意义,论述了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特征和趋势、理论研究状况和组织管理状况。并对美、英、法、德、苏联/俄罗斯、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八个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现状、特色、经验、问题和走向进行了论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使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使自己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活力。”
王杰在《西方近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的探究及其启示》一文中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理念、特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通过对西方近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发展的历史考察,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势。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对西方近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方法发展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阐述了西方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主要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和方法;二是总结了西方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沿革的特点及其趋势,结合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的现实,分析西方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的发展对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三是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改革的取向提出建议。对改进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杨稣在《当代国外思想道德教育方式及启示》一文中在分析和借鉴国外思想道德教育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提出了其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认识、本质、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工作启示。吴琼在《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一文中也作出了类似的研究。
葛立娟的《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张玲的《美国的家庭学校教育运动初探》、林海玲的《中美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比较》等文也分别对俄、美等国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特色做了研究探讨,并展开相关对比研究。
郑永廷的《论当代西方国家思想道德教育方法》、王妍的《中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等文章也分别对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道德教育进行分析研究与对比,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借鉴。
六、有待加强的研究方向
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学校层面如何采用新形式、新内容开展相关教育,大多数并没有跳出学校教育这一局限谈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没有对整体体系构建有过多的涉及,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恰恰又是一个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除学校这一因素外,还有家庭、社会、各种社会机构与民间团体等,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实际中更需要综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一种实践性的教育,脱离物质实践谈思政教育是不全面的。
在研究对象上,专注于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其他青少年群体。大学生是青少年群体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部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加强都不为过,但我国的国情同时决定,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以外的学生及非学生青少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把青少年这一整体作为对象进行研究。
研究大部分针对某一具体方面的对策,比较零散。不管是对网络环境下,还是全球化背景下,或是学校层面,或是家庭层面,可以看出对体系构建的研究颇少,特别是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的研究有待加强。
我们首先应充分重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人的素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次应深层次地了解中国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再次在充分调动国家、社会、家庭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如何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如何制定出完善并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来保障和促进青少年思想健康成长,使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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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方法论文篇5
关键词:学校德育;中西方比较;启示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社会领域的急剧变迁,引发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学校道德教育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通过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找出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借鉴西方先进的德育经验,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德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西方学校德育的差异分析
1.德育概念上的差异
“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西方国家的“德育”的确指的是道德教育,而我国则认为这只是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等等。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的规范是浑然一体,融于习俗之中的。西方“德育”一词(拉丁语mores)原意即近于习俗,因此道德教育最初即为“习俗教育”,也即“社会意识教育”。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生产领域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渐次分化,形成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后,一方面同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并存,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的成分,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中国则不然。我国古代就以“道德”囊括各种社会意识,近代社会意识虽在分化中,但分化不充分,传统影响甚大,以致至今仍以“德育”包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
2.德育内容上的差异
应该肯定,中西方学校德育内容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中国重视家庭伦理教育,而西方重视社会公德教育,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
在中国,“家庭”“宗族”的地位特别突出,而“社会”意识却非常淡薄,人们往往把“社会”等同于“国家”或“家庭”,甚至把“家”与“国”也等同起来。家庭生活道德规范与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相通而融为一体,因此,中国德育的内容中家庭伦理成分多一些,“家庭伦理外化”、“社会公德弱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而西方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地位比家庭和宗族的地位要高,所以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3.德育方法上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德育传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学校德育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并强调学生自身的“内省”和“了悟”,因此,在德育方法上比较常用说服教育、榜样示范、情感陶冶、实际锻炼、修养指导等。而西方社会由于受民主、自由、尊重人格尊严等价值观的影响,在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等指导下,更加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道德敏感性的培养,从而比较推崇道德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价值澄清等德育方法。
二、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1.合理界定“德育”概念
德育即道德教育,扩大德育的外延,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法制教育、心理教育都纳入进来,这对以上各方面的实施都是不利的。品德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政治觉悟的提高、法制观念的明确、心理的发展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过程与机制相差甚大,不能以一样的手段、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样的原则来实施。如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被冠以“品德问题”处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相对而言,道德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理论建树也比较多,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概念上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既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也不利于道德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国使用的是“大德育”概念,而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小德育”概念,这也不利于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不利于我们充分地从西方国家的德育研究成果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2.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无论是海内外新儒家,还是阿尔多诺·汤因比、赫尔曼·卜尔等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文化能够促进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新儒学的勃兴,除了本身在理论上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富于儒家文化血统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而使新儒家在论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经济现代化起促进作用时,获得了最有利的证明。李光耀在总结自己治理新加坡40年的经验时指出,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他们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的个人主义;他们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因此都主张培养子女,让他们接受训练和教育。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凝聚力更强的社会,培养了技术和知识与日俱增的人民,有了一批最富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参政治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有秩序、犯罪率低的社会,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致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使新儒家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新的论证材料。新儒学思想由海外波及国内,并同国内新儒学思想彼此呼应而风靡全国,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顺应了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振兴经济的大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儒家经典作为幼儿道德启蒙教材,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已重新受到青睐并有重振雄风之势。
3.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德育理论、方法、模式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西方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吸收到民族道德文化结构和民族道德心理结构中去。西方是在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政党和多元化信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尊重、法制、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稳固道德价值体系的。虽然道德教育理论派别林立,虽然也有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但这个体系始终没有被冲垮。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中对我们有用之处,才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稳固的德育体系。
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设计出具体的操作模式。例如柯尔伯格等人主张围绕道德两难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讨论以促进学生道德判断力的逐步提高;拉斯思等人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帮助儿童价值澄清;麦克菲尔、诺丁斯等人主张尊重儿童人格,引导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他人、学会关心,动之以情地开展道德教育;谢佛提出要形成一种与儿童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气氛;纽曼设计的社会行动模式以培养学生作用于事物、影响他人和开展公务活动的能力。
总之,当今学校德育的重心应从单纯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训练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转向注重培养适应当代价值多元特点的道德判断力、道德敏感性、道德行为能力,从重视直接的道德教学转向强调间接的道德教育,从封闭的学科性教材转向开放的情景性教材,从以教师的教导、说服、劝诫为主转向以学生的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社会实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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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方法论文篇6
关键词: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德育教育方法中学生道德教育
根据科尔伯格的研究结论:0―9岁儿童属前习俗水平;10―20岁,多属习俗水平;20岁以后,一部分人向后习俗水平发展,但达到该水平的人数很少。我国中学生基本处于10―20岁之间的习俗水平。这一阶段的是道德认知水平发展的重要阶段,是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生活的快速变化,中学生的道德观相比以往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而我国的德育教育手段并没有与时俱进,德育教育形式、方法、内容过于单一,从而导致出现中学生道德教育效果不明显,与社会期望差距过大等现实情况。本文旨在结合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探索有益于提升中学生德育教育水平的方法。
1.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概述
科尔伯格从杜威的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中受到启发,以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论为基础,提出了“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该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第一水平,前习俗水平。
这一水平的道德认知特征是,只着眼于自身行为的结果或利害关系(即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需求的满足,不考虑社会习俗)。前习俗水平按道德发展水平的高低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服从与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发展的特点是,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观念,对行为对错的判断,以行为产生的后果为导向。后果产生奖励的行为,则判定其为对的行为;后果产生惩罚的行为,则判定其为错的行为。
第二阶段是相对功利主义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发展的特点是,判断好坏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导向。对自己有利则为好,对自己不利则为不好。
1.2第二水平,习俗水平。
这一水平的道德认知特征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开始以社会为中心,认为按照社会所期望的去行事就是有价值的,而不管它所产生的后果。习俗水平按道德水准的高低分为两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人际和谐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道德判断标准以是否符合社会“好孩子”标准为依据,凡是讨人喜欢的,对他人有帮助的,受到表扬等行为都被视为好行为。
第四阶段是维护权威或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道德判断标准以服从权威为导向,认为对权威表示尊敬和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好行为。
1.3第三水平,后习俗水平。
这一水平的道德认知特征是,不再以世俗的法律与权威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而是本着自己良心及个人的价值观进行是非善恶的判断。超越了习俗水平的以社会为中心,更加注重个人价值观的判断。同样,该水平按道德水准的高低分为两个阶段。
第五阶段是社会契约的道德定向阶段。道德发展到这一阶段,判断标准不再以单一的以社会法律或权威为准则,而是开始从道德、法律等多角度判断,认识到法律、道德准则仅仅是一种社会契约,是可以改变的,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第六阶段是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这是道德发展的第六阶段,至此道德判断的标准已不受外在的法律和规则的限制,更加注重普遍的伦理道德。依据自身建立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道德事件判断时强调真理和正义的一致性与普遍性的信念。这时道德判断是合乎理性的、内化的。
2.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的德育教学方法概述
科尔伯格在“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两种德育教学方法。
2.1道德讨论法。
道德讨论法也称为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老师通过讲述道德两难故事(例如海因茨偷药故事),让学生在两难的故事情节中作出自己的选择,然后大家一起交流,通过各种不同观点的阐述,得出各种道德观点,最后由老师分析总结。老师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道德水平的情况,在高出学生一个认知水平的基础上提出点评,从而使学生们产生“我为什么这么想,他为什么那么想,老师分析的理由为什么更充分、更合乎道理、更合乎道德标准……”的想法,这样低道德认知水平阶段的学生就会认识到自己道德认知上的不足。道德认知上的冲突有利于学生逐渐形成自我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水平也就会相应地提高。道德讨论法的使用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认识到――道德水平的提高要靠学生的自我认知,把道德这个学生本身的问题交给学生自己去思考。因为只有使学生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知、自己道德水平的低下,才能产生提高的欲望;才能积极向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样做同时也是尊重学生,充分体现学生在道德学习中的主体性作用的表现。
2.2公正团体法。
公正团体法是指根据集体教育原则形成的,旨在影响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发展的道德教育方法。主要是把中学生个体置于集体中来开展道德教育,通过创造一个好的共同体或好的环境来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水平。这说明了个体不能离开集体,集体在个体道德教育中具有巨大的作用。这种方法既能提高道德水平个体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又看到了个体的道德发展受环境的制约,要使青少年的道德水平得到提高,还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道德本身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把学生放在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即在师生的民主参与的团体氛围下,来实现团体成员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目的,才会更有利于学习道德知识,提高道德水平。
3.科尔伯格的理论对培养中学生道德感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对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但事与愿违,德育教育的成效并不是十分理想。中学生德育教育水平不容乐观,道德素质参差不齐。面对这种情况,在对中学生的德育教育中,我们应该参照科尔伯格道德认知理论,结合德育教育法,改进中学生道德情感教育方法,进一步提升中学生道德水平。我认为,对于中学生道德情感培育,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3.1健全德育教育体系。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并不只是依靠学校教育而可以培养的,它必须充分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等手段,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各类复杂关系,道德建设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的道德教育体系过于单一,忽视了中学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家庭等其他领域的道德教育。按照科尔伯格的研究结果,中学生所处的道德认知特征是,认为按照社会、团体、家庭所期望的去行事就是有价值的,而不管它所产生的后果。可见,对于中学生德育教育社会、家庭等其他团体作用重大。我们应通过弘扬健康向上的社会公德,让诚实信用、礼貌待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社会美德填充在中学生道德教育的每个角落;在家庭中,借助浓厚的亲情关系使“仁、爱、礼”等传统美德围绕在他们身边。
3.2改进德育教育方法。
一直以来,对于中学生德育教育我们总是采取灌输式教育方法,以开设德育课程为主要手段,而忽略了其他渠道、其他方法,导致德育教育效果不明显。我认为,第一,应采取因人而异的德育教育方法。参照科尔伯格“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认知理论,我们应该了解讨论中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和心理状况因人施教。对于不同的学生,他们各自的心理和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并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是有所差异的。对于这种情况,教育部门和德育教育者应该深入了解中学生所处的德育认知水平,采取个性化的德育教育方法。第二,应采取逐步引导式的德育教育方法。柯尔伯格指出:“灌输既不是教授道德的方法,又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目前,我国的德育教育方法以灌输式为主,缺乏必要的引导教育。科尔伯格的道德讨论法就是一种开放式的、逐步引导的教育方法,通过大家的讨论交流,获得不同的观点和信息,学生可以自己判断,有利于学生慢慢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提高自己的道德判断水平。第三,应采取融合式教育方式。在德育教育方面,我国一直以来只是开设专门的德育教育课程,采取的教育形式过于单一、独立。而科尔伯格及其追随者们认为,德育教育是不能够整合成为一门道德教育课程,它们只能通过渗透在语文、历史、常识等课程领域来推进学生的道德推理的发展。德育教育不应该只在一门课程中,而应该体现在中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在其他课程的学习中也应贯穿德育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需要教师自身德育素质的提高,不仅仅局限于专业课程的教育。第四,应创新载体。充分挖掘各种德育资源,广泛应用广播、影视、橱窗、板报等载体,也可运用辩论赛、论文竞赛、戏剧小品等方式,激发青少年思考、升华,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3.3丰富德育教育内容。
在改进德育教育方法的同时,德育教育内容的丰富也不容忽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德育教育内容也应与时俱进刻不容缓,加强德育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刻不容缓。
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德育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总之,我国中学生德育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应将社会、学校、家庭三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统一协调的教育体系,产生德育教育合力,推动我国中学生德育教育水平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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