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公示报告篇1
44岁的肖女士和丈夫努力一年之后，终于如愿怀上二胎，但是13岁的女儿雯雯（化名）百般不愿意，相继以“逃学”“离家出走”“跳楼”等方式相威胁。在女儿尝试用刀片割手腕后，怀孕13周零5天的肖女士不得不含泪到医院终止了妊娠。
肖女士的“二胎”计划因遭遇女儿的以死相逼而“流产”，凸显了当下孩子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自私与任性，折射出独生子女家庭有求必应、百般溺爱的教育短板。孕妈的“含泪”打胎，既是对拟要二胎夫妇的有益警示，也为如何正确实施家庭教育的社会话题提供了反面案例。
以“自杀”逼孕妈弃二胎的过激行为，倒逼我们对失当家教的反思与检讨。其一，不能过分溺爱和迁就孩子，要教育和引导孩子学会与人共处、分享爱心；二是不能只将生育二胎视为“大人”们的事而忽视孩子的感受，要把增人添口当作家庭大事沟通协商，尤其要多从为独生子女添“伙伴”的角度向孩子说明道理，多讲好处，切忌罔顾孩子的尊严与感受，一意孤行和先斩后奏。学校教育亦不能袖手旁观。
广告法不能给烟草广告“留口子”
1月19日是《广告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二次审议稿虽与第一次审议稿相比更为严格，但不少控烟专家和法律专家认为烟草广告应该被“广泛禁止”而非“严格限制”，二次审议稿依然为烟草广告留了口子。
事实上，我国早在2003年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7年全面履约。《公约》第13条及其实施准则明确指出：履约国应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然而，直到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对各履约国的烟草广告禁止情况评估显示：中国为零分。此次广告法大修，本应成为我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重要契机。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是预防年轻人开始吸烟、降低全体人口烟草消费量的最佳办法。
立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烟草广告条款的博弈背后，一方是烟草企业的利益，另一方则是公众的健康权益。有关方面必须态度明确、立场坚定。
学“脱衣”民警做“该做的事情”
泰州大妈为避让电动车摔倒在地，民警杨锦鹏立刻脱下自己的警服棉袄，垫到大妈的身子底下。据大妈回忆，“民警脱下身上的警服后，轻轻把我头和上半身抱起来，把衣服垫在我身下，他抱着我的头，拨打了120，还不停地安慰我说120救护车马上就到。”在“脱衣”民警看来，这实在是再平常不过：“这只是我该做的事情！”然而就是这么一件“该做的事情”，温暖的不仅是摔倒大妈，还有所有人的心。
“脱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该做的事情”，无疑也是最崇高的“该做的事情”。这位民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要向他学习，多做、做好“该做的事情”。无论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是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乃至推进社会的文明，这样的“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身体力行。也唯有如此，整个社会的向善向真向美，才能蔚成风气。
7.4%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称，我国201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
270亿通
据北京市网信办的《2014骚扰电话年度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骚扰电话总数高达270亿通。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篇2
不再是无冕之王
1995年，25岁的我心怀梦想背着行囊到美国。在国内，我学的是新闻，干的也是新闻。早就听说，到了美国不管你是学什么做什么的，都得从涮盘子洗碗做起。可是我，舍不得就此丢下我的专业。
20世纪九十年代出国的人比起八十年代的那批留学生在财力上普遍有优势，我是拿了一笔钱到美国的，所以并不为一日三餐发愁，也不急着打工。
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洛杉矶《中国日报》招聘采编人员的启事，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也许是因为有相关工作经验，我很顺利地获得了一个星期的试用期。
那一个星期我每天一大早就逛荡在街头，用中国人的黑眼睛四处捕捉美国人的新闻。
由于业绩突出，到美国不到一个月，我就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新闻小姐。
我很珍惜这种幸运。这家报社不像国内的报纸有一两百号人，各条战线分得很细。这里人员只有十几个，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活。一开始，我主要是做人物专版。
最怕的就是广告员拉回一个广告，广告背后商家希望报纸能配合做宣传，于是报社就指派我去采访。这种人往往富得很空洞，不管你怎么提问，怎么引导，他们的回答总是牛头不对马嘴，除了富还是富。而作为记者，我要凑一个三四千字的版。真是难煞我也。
刚到美国做记者，心理落差很大。国内视记者为“无冕之王”，很客气也很敬重。到了美国感觉就像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只要有钱，谁都能请到记者采访，谁都有机会上报上电视，一个小小记者算什么呢？我经常有被人踩一脚还蹬一下的感觉。
在美国做“倾诉”记者
不久，我又接手了一个专栏“小女人悄悄话”，是一个情感专栏，一个月四期，专门写在美国的华人妇女的情感故事。
头两期我写我自己，写自己一个人在这个陌生国度的孤独和无助。有一天晚上，结束采访时，我才发现我的车钥匙忘在了车上，钱包也在车里。我只有一个人在路边哭。迎面走来一个人很友好地问，需要帮助吗？我告诉他，钥匙在车里了，他递给我一个硬币，让我去打电话。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我连声感谢，并一个劲地说钱我是会还的。
等我走到公用电话亭前，才发现，我的电话本也在车里。那时的感觉真是绝望。突然我想起，在电影里看到过，警察都有一把万能钥匙。于是我就站在黄线上，拦下了一辆警车。那个大个子警察告诉我，只有警察局长才有万能钥匙。在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法打开车门后，深夜里，我们拨通了警察局长家的电话。等待的过程中，正赶上电影院散场。人群围了过来，纷纷议论：这个女孩子一定是没有身份证，说不定是卖的，也许是色情女郎―――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可是我无从辩解，只有委屈的泪水一行行地流下。
车门终于打开了。在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发现后面有一辆警车相随，一直到看着我用钥匙打开自家的房门。他们怀疑我是坏人吗？还是有意护送呢？这个问题我至今不得而知。而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和无助令我永生难忘。
面对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独在美国的中国女人，除了迎头而上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和我的许多倾诉对象共同的感受。
随着见报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来找我讲她们的故事，讲到情深处，我就陪着她们一起落泪。
在我主持这个栏目的时候，我也见过许多和我一样独在美国的女孩子，因为独在异乡的寂寞或者无力养活自己，匆匆地把自己嫁掉。嫁给一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美国老头，或者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爱的人。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发自内心地升出一种悲哀，同为女人的悲哀。同时，我也一次次坚定地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功利地随便把自己嫁掉。
人在异乡，对爱情的渴望也更浓郁。特别是我长得还算漂亮，追我的男孩子也不少，有美国的、台湾的，也有大陆的。但我一直没有遇上合意的人，所以，到了29岁，我还是孤身一人。
每次母亲打电话，都问什么时候寄张男朋友的照片来看看啊？那时我已经兼任着一个电台的节目主持和两三个报纸栏目的撰稿，收入并不是问题。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对于婚姻也就掌握着更多挑选的自由。所以，单身异域的我活得还是很自信。
把自己留给最好的人
一次周末聚会上，我遇到了来自上海的男孩谭健飞，当时他已经是职业操盘手了。他那沉稳中不乏刚毅的神情很像我在国内的哥哥。不知不觉我们就站着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他经常看我的文章，很欣赏，只是没有想到会见到我。我想，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八个月以后，我们到拉斯维加旅行结婚。那天，正是他的生日，他对我说，要照顾我一生一世。那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把自己留给最好的人。孤独了那么久，我终于嫁给了自己真爱的人。
很快就到了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像一个普通同事一样邀请我共进晚餐。我也和他卖关子，“不行，今晚有约了。”电话那头，他马上紧张起来：“谁呀？”“我老公呀！”
下午，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雨。我想我们的爱情是风雨无阻的，就是下刀子我也会赴约。不料，我很快接到了他改期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傍晚，他空着手回来了，和往常一样换衣服。眼看着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就要过去，他却一点表示都没有，不禁让我有些心灰意冷。
他让我去他车后座看看，说忘了一件重要的东西。男人怎么都这样？我耐着性子打开了他的车――
天哪！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大打鲜红欲滴的玫瑰。当我抱着那些玫瑰进屋的时候，玫瑰映红了我的脸。
这是结婚四年来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玫瑰。以后每逢情人节或者重要纪念日，我都要提前警告他：千万别买玫瑰。因为那时的玫瑰总是不可思议的贵，虽然我们有钱了，可是作为女人我还是觉得钱要花在该花的地方。我们之间的爱情已经越来越不需要玫瑰来证明。
有时候，我也会拉着他的手到超市买一束以假乱真的布玫瑰放在家里。因为布玫瑰，永远不会凋零。
女人的幸福源于独立
婚后第三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虽然我心中还有许多梦想，可我觉得当前我的首要任务是相夫教子。我辞去了在《中国日报》的工作，只是偶尔为一些专栏写稿。
女儿的降临给我们带来了凌乱，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我喜欢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抱着女儿泡温泉，如果这个时候恰好他也收市回家了，那就是再美也不过的一家三口欢乐图了。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篇3
［内容提要］本文对虚构性传播语境和非虚构性传播语境中女性话语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当代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普遍受压抑状况。这源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现实，更反映出中国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和主动认同取悦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文化心态。［关键词］女性话语男权中心主义转换性话语领域后殖民现象一．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中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虚构与非虚构已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自身的一个局限。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要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简言之，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风骚，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她当知青时被人强奸，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荡妇，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自强的。这表明西方社会现实传播主要是男性视角。那些虚构性的女性形象既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又反映了当今时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影响，也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审美特征和趋势。而在中国，虚构和非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基本上是同步的，观念、行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可见，与西方相比，中国虚构性传播中女性话语压抑更严重一些，似乎绝对地显示为一种男性视觉。四．在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受压抑，一般而言是因为男权中心主义的结果，如果结论如此简单，那我们只要打倒男权便可以使女性话语得到独立解放。要完成这种打倒只要实行政治权力的颠覆便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是女王伊丽莎白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专制，仅女人掌权，并不能解决女性话语的自由独立，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在当下的中国，一般地说来男性不能公开地压制、虐待女性，这样公开地歧视女性不仅将遭到女性的强烈反抗，男性也会有很激烈的反对行为，道义声援将不用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女性话语还处于压抑状态呢？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以普通的女性命名为例，从非虚构传播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罗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贤、美、佳、丽、艳等等，这都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构造，因而离不开贤惠形象，或取悦于男性的心理，追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夫为妻纲的结果。这种命名权来自男性而文化历史积淀久远，女性便习惯了这种香软温柔的名称，主动接受贤惠（心理意识）而拒绝那种刚强勇猛的名字符号，这种主动认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种殖民的心态。再如女性的一些行为与道德准则，女性的羞耻感也是从男权意识出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认为女性是红颜祸水，守节乃是传统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历史积淀中对失节等性话语通常表示极大的抗拒。《情满珠江》中的淑贞青年时代遭强暴一直成为她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度都认定自己终生不嫁。无论在虚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都把那种红杏出墙的现象视为不道德。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女性话语影响至深，甚至比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女性影响的力量还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较隐蔽，因而女性要克服来自文化的局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视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个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要重视文化的力量。有一种说法：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脉。⑦针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变革，文化或许不是一种直接的动力。如果我们从潜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渐成因素，价值观思想体系而言，文化的确是一种隐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构成行为动因，促成话语论争，应该视为一种力量。只不过它的表现方式不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直接冲突罢了。在女性话语的发散过程中，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因素。①[美]卡勒著：《论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②陈崇山：《妇女媒介检测网络在行动》，载《新闻记者》1998年第5期③④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主要报纸有关女性报道的内容分析报告》，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⑤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载《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3期⑥《辞海》第20页“三从四德”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⑦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篇4
1965年8月1日，战友文工团举行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首场演出。《长征组歌》的词作者为肖华。1985年8月12日，肖华死亡。王新兰系肖华的妻子。肖雨、肖云、肖霜、肖露、肖霞系肖华的子女。
2005年5月，王新兰及肖雨、肖云、肖霜、肖露、肖霞向一中院提起诉讼，称其系肖华的继承人，享有《长征组歌》歌词的著作权。1996年10月21日，王新兰作为词作者肖华的继承人代表，与曲作者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共同作为甲方，和乙方战友文工团签订《关于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协议》，约定乙方可以不经甲方许可，以演出的形式无限期地使用甲方创作的1975年版的《长征组歌》。战友文工团在营业性演出的情况下，应当至迟在演出后的十五日内将演出事宜告知甲方，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甲方支付报酬。
原告认为，现在被告已营业性演出多场，但始终未按约向原告履行告知义务，也没有向原告支付报酬，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请求法院判令修改该《协议》，并判令被告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25万元和诉讼支出1.2万元等。
被告战友文工团则认为，1996年签订《协议》时是由词作者肖华的继承人王新兰、曲作者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等共同签署的，词曲作者作为共同权利人以甲方名义签字。原告王新兰不是协议中的甲方，不享有该音乐作品的完整著作权，无权独自对该音乐作品提起著作权许可使用诉讼。其他原告亦不是合同签约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能作本案的原告。
为了证明战友文工团曾经多次营业性演出《长征组歌》，原告的律师在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进入新浪上海、千龙新闻网、网易网、山西日报、中国当红网、人民书城网及上海之窗等网站，内容显示战友文工团在北京、重庆、上海等地多次营业性演出《长征组歌》及相关演出的售票价格。原告认为战友文工团近年来演出400多场《长征组歌》，有的单场收入近百万元，考虑可能存在的公益性演出、演出场次及单场收入的误差和差别、应付场地费等费用，原告提出的著作权许可费为25万元。
一中院认为，肖华作为《长征组歌》的词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肖华死亡后，肖华的妻子王新兰及肖华的儿女肖雨、肖云、肖霜、肖露、肖霞均依法享有《长征组歌》歌词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包括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王新兰作为该歌词著作权继受者的代表签订《协议》，该协议的效力应及于王新兰、肖雨、肖云、肖霜、肖露、肖霞等共同权利继受者。
《长征组歌》的曲作者、词作者的继承人代表与战友文工团签订的《协议》是有效的。根据《协议》约定，战友文工团在营业性演出《长征组歌》后应告知词曲著作权人，并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报酬。目前已有证据表明战友文工团多次举办《长征组歌》的营业性演出，但无证据表明战友文工团按约告知了词曲著作权人并支付了报酬，故战友文工团违反了《协议》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词曲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系可分的财产，故《长征组歌》的词曲著作权人均有权单独提起诉讼要求战友文工团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篇5
日前，瑞典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甲壳类节肢动物扁虱体内一种过去被公认为对人体无害的微生物可引发脑膜炎。
据瑞典《乌普萨拉新报》报道，瑞典研究人员在对一名患有脑膜炎的中年妇女进行病因分析时发现，扁虱体内的一种立克次体引发了她的疾病。在染病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这名妇女自诉感到疼痛和不舒服，但医务人员并未在她体内发现任何常见的脑膜炎感染源。
参与研究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遗传病理学教授尼尔松说：“过去，医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微生物对人体无害，这是在世界上首次证实这种无处不在的微生物也能引起脑膜炎。”
美国因食品污染每年损失超千亿美元
日前，美国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食品污染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0亿美元。报告呼吁美国国会通过更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律，以保证民众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
负责此次调查的美国乔治敦大学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说，这些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以及人们因染病而导致的工资损失和生产力损失等。
报告指出，这一数字要大大高出美国农业部此前的估计。当时，美国农业部的调查只涉及一小部分由食品污染引起的疾病．没有考虑人们染病后受到的长期危害，如生活质量降低等。
报告说，近年来美国食品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被污染的食品涉及花生、墨西哥胡椒、菠菜、牛肉等。食品专家指出，日益严重的食品污染现象暴露了美国食品安全系统出现的漏洞。
英国开发出鼻子形状的身份识别系统
英国研究人员日前称，他们开发出一种基于鼻子形状的身份识别系统，可以方便快捷地确认目标对象的身份。
英国巴斯大学公告说．该校研究人员利用西英格兰大学等机构研发的脸部三维成像技术开发了这一系统。在获得目标对象的鼻子图像后，系统会分析鼻梁长度、鼻根宽度和鼻尖宽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并据此建立数据库，在需要时通过对比识别目标对象的身份。目前对36人进行的测试显示，这套系统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
参与研究的巴斯大学博士阿德里安?埃文斯说，鼻子是人脸部最突出的器官，但在身份识别上对它的利用还很少。与眼睛虹膜识别等技术相比．鼻子图像更容易获得。因此这套技术可用于对那些不愿合作的对象秘密进行身份识别。由于不用分析整张脸的特征，鼻子识别也更为快捷。
阿德里安?埃文斯说。这套技术显示出良好的应用潜力和前景。研究人员计划将建立更大的数据库，进行更加贴近应用的测试，同时进一步改进系统的分析能力，确保准确识别目标身份，包括区分相貌极为相近的亲属。
日本刷新有机超导材料临界温度世界纪录
日本冈山大学教授久保园芳博率领的研究小组近日发现了新的有机超导材料。这种新材料刷新了有机化合物超导l晦界温度的世界纪录。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新材料是由芳香族分子与碱金属原子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有机材料在零下253摄氏度时进入超导状态。
据介绍，当环境温度降到一定程度时，一些材料的电阻会突然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超导。如果输电线路能够在超导状态下工作，输送电力时的损耗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目前困扰超导技术的关键是超导材料临界温度过低。如果能够提高超导材料的临界温度，使其接近常温，这种材料投入使用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保加利亚贫困人口日趋“女性化”
保加利亚独立工会联合会近日发表的一份题为《经济危机下的保加利亚女性》分析报告指出，保加利亚贫困人口中女性数量日益增多，贫困人口日趋“女性化”。
报告指出，保加利亚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失业人口中女性也占大多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处于领导岗位的女性人数明显少于男性：而在家庭暴力、贩卖人口等事件的受害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篇6
该法授权美国国务院确认哪些国家违反了新闻出版自由原则，认定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参与、提供便利或容忍这些侵犯行为，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保护记者安全以及媒体独立的措施进行评估，并形成报告。
(来源：青年参考)
美国官员表示将考虑对网络攻击做出军事反应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詹姆斯?米勒5月12日表示，在美国遭遇网络攻击的情况下，五角大楼会考虑做出军事反应。
米勒认为，目前还不好界定网络空间的战争行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存在很多灰色地带”；网络空间的敌对行为涵盖范围很广，但很多行为如网络间谍等不代表全面战争。
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为应对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美国已成立T网络司令部，参议院已经同意由陆军中将基思?亚历山大担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来源：新华网)
谷歌电视：从电视上浏览网页
据英国《泰晤士报》5月21日报道，谷歌最近公布了新的“谷歌电视”计划，将实现用户在电视屏幕上自由切换电视和浏览同页功能，只要轻轻按下两者之间的按钮即可。
谷歌电视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包括谷歌浏览器，它们可以同时帮助用户搜索网站和电视节目，比如登录Facebook网站，并在YouTube上看电影以及电视节目。这种新产品将于秋季在美国上市，2011年开始在海外市场出售，目前还不知道定价。
(来源：国际在线)
《花花公子》杂志推出3D版
据报道，知名杂志《花花公子》推出5D版6月刊，并同时为该月刊提供5D眼镜。
《花花公子》创始人HughHefner认为3D杂志能够给予用户区别于电脑图片的不同体验，用户可以手持阅读或者放在其他地方保存起来，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在杂志中加入5D图片的想法。他也承认，《阿凡达》掀起的5D热湖加速了他们推出5D版《花花公子》的进程。
(来源：驱动之家)
日本第二大报《朝日新闻》10年首度亏损
日本朝日新闻社5月24日发表的2009财年年报，显示主营业务盈亏状况的营业利润，2008财年为盈利3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亿日元)，到了2009财年却变为亏损40亿日元(约4400万美元)。这是朝日新闻社自1999财年开始公布企业合并报表以来，首次出现亏损。纯利润方面也出现33亿日元亏损，连续两年报亏。
这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广告收入减少等因素造成的。集团营业收入为4702亿日元，比上年度减少了12.5％，已连减五年。新闻社单独财报的纯利润也亏损了51亿日元。
2008年，《朝日新闻》每日日报发行量超过800万份，排行为全球日报发行量第二名(第一名为《读卖新闻》)。
(来源：搜狐IT)
科技杂志wired通过iPad发行一天超2万份下载
据外国媒体报道，通过iPad发行杂志，不但是零成本，而且深受iPad用户欢迎，下载量非常可观。
文章称，时尚杂志GQ在过去的6个月里通过Pad销量5.7万份电子杂志，而最近一款科技类杂志“Wired”通过iPad发行，当日就创造了2.4万份销售量。
据悉，Wired杂志在iPad发行价格与印刷杂志价格一样，均为4.99美元一本，其印刷版每月销量为8.2万册。
(来源：DONEWS)
微软游戏嵌入式广告业务开始获利
据CNBC报道，去年6月首次推出Bing搜索引擎之后，微软在一系列游戏中打击了竞争对手谷歌。微软公司表示，游戏嵌入式广告首次曝光后，游戏玩家在Bing的访问量和搜索量提高了108％。首次访问并看过游戏嵌入式广告之后，有2／3的玩家访问了Bing。其广告回访率高达71％，有60％的玩家在游戏中看到广告后给出了积极评价。
尼尔森的一项研究发现也为游戏嵌入式广告的效果给予正面支持。
(来源：网易科技)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6篇) 】相关文章：
教学质量教学工作总结范文(整理7篇 2024-09-04
工作总结范文(整理10篇) 2024-08-26
幼儿园教师年度考核个人工作总结范 2024-08-14
售后客服试用期工作总结范文(整理4 2024-08-02
小学学校工作总结范文(整理5篇) 2024-06-19
季度工作总结范文(整理4篇) 2024-06-11
转正工作总结范文(整理10篇) 2024-05-21
大学生安全预案(6篇) 2024-09-05
独生子女公示报告(6篇) 2024-09-05
化学品暴露评估(6篇) 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