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行业概况篇1
就在全国的专业市场洗牌之际，绍兴轻纺贸易中心却悄然登场，造势相当内敛，不哗众取宠，不争强好胜，颇具中庸之道，这与曾经的专业市场出世之举大不相同，反而增添了人们关注的兴趣。立足在绍兴柯北新核心区域，市场以针织、休闲面料为主打，实现一站式服务体系，构建专业性商贸平台，这就是绍兴轻纺贸易中心给人的第一印象。
绍兴有产业之本，有旺市之源，曾经让升级版的联合市场与国际贸易区开市即旺。显然，融汇绍兴市场特色并兼具升级版市场多重优势的绍兴轻纺贸易中心，如果运作得当，自然大有作为，这也让人们对这一市场有着更多的期待。
定位巧合?
绍兴轻纺贸易中心明确定位在针织、休闲面料产品，这一点颇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无疑给自己限定了拓展的空间。但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这一具有鲜明差异化的定位，恰恰是绍兴轻纺贸易中心的价值所在。
绍兴轻纺贸易中心由浙江冠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而浙江冠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冠南和宇华两大股东组建，两家企业都以针织面料的生产经营见长，在绍兴乃至全国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很显然，对于针织面料市场，他们有着独到的认知，这无疑也是他们长袖善舞的领域。如果对绍兴的面料市场详细观察不难看出，尽管市场上面料品种多达数万，但多数以上皆为梭织面料。换句话说，尽管我们不能说针织面料是绍兴面料市场上的短板，但至少可以认定，绍兴面料市场梭织面料份额要远远大于针织面料，选择针织、休闲面料作为主打产品，也正是绍兴轻纺贸易中心与绍兴其它专业市场的错位经营所在。
而更为关键的一点，从行业全局来看，中国针织工业正在经历着犹如铁路大提速式的发展，2006年，中国针织行业出现了一个拐点：针织服装及附件出口在经历了连续3年多的高速增长后首次超过了梭织服装及附件，而且是在出口数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出口金额出现大幅增长，超过梭织服装及附件出口金额12亿美元。2007年这种提速仍在继续，2007年1～9月平均每个月针织服装及附件比梭织服装及附件多出口10亿美元。针织产品单价的提高反映了中国针织企业竞争力和产品品质的大幅提升。同时，由于国际时尚潮流的影响以及国内针织企业为追求高品质、高品位所不断付出的努力，使针织产品及服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休闲、时尚消费的需求。这种市场发展趋势有力地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向针织行业。2007年1～8月针织行业累计投资达到142.27亿元，同比增长47.95％，增幅同比增加8.16个百分点。而且产销情况良好，2007年1～8月，针织行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7.34％，同比增长0.64个百分点产品流动资金的比重为16.33％，同比下降1.08个百分点。2007年1～8月行业利润率为3.9％，同比增加0.18个百分点。
不管是巧合也好，还是专业的研究锁定也罢，仅从绍兴轻纺贸易中心的定位来看，针织行业迅猛的发展势头，让其无疑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
升值空间
专业市场走到今天，功能已经越来越完善，其影响不是以往的总结版，而是未来市场的专业地标。当我们已经疲于专业市场花哨的概念之时，绍兴轻纺贸易中心再次演绎了中庸之道，没有大张旗鼓地炒作概念，只是简明扼要地告诉你它的价值。
绍兴轻纺贸易中心是“中国轻纺城611建设工程”，什么是“611”?这是万商云集的柯桥新的梦想。不久前，绍兴县委、县政府正式决定实施中国轻纺城“611”建设计划，意欲通过实施“611”计划，实现打造“国际纺织之都、现代商贸之城”在城市建设和商业繁荣上的大突破。根据实施方案，“611”计划的目标是，用6年时间，在柯北新城建成100幢左右15层以上或45米以上用于商业、酒店、商务、办公等方面的高层企业总部和现代商务大厦，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到2012年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0％左右。
绍兴轻纺贸易中心占据柯北工业区核心位置，柯北新城将成为柯桥现代城市中心、新一代国际化轻纺贸易中心、完善的轻纺产业链的制造中心和新型居住中心。贸易中心尽管没有什么最大、最强、最好的轰轰烈烈的口号，但结合绍兴的产业和专业市场的影响力，倒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故事：在一条街道上，有三个裁缝店，一家裁缝店打出口号“世界上最好的裁缝在里面”，另一家裁缝店打出的口号是“中国最好的裁缝在里面”，而第三家裁缝店打出的口号是“本条街最好的裁缝在里面”。
永续隆市
绍兴轻纺贸易中心一直在强调其为服务式专业商贸平台。占地117亩，总建筑面积有19万平方米，大约1300多间商铺，同时作为配套有2400多个车位。如此规模的市场，服务则是重中之重。对于绍兴轻纺贸易中心来说，服务的很大价值是体现在设计理念上。整个项目总设计由国际著名设计师BOBBYCHNG完成，精妙设计着实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为商户与住户考虑，大层高设计，超值空间整合，一二楼铺位、写字楼、酒店、公寓的层高均为双层挑高，全loft空间感受，无论是生活还是商务，都更加舒适高效。
在超高空间中，多功能分割，让铺位的空间利用可以随心所欲。挑高空间，可以变成一间铺位内部的办公室、财务室；也可以变成精品布料展示的玻璃屋；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洽谈会议室；也可以变成临时的货物仓储空间。轻盈空间组合，既可以满足小型商家的经济型多功能店面需求，也可以满足品牌商家对店面布置的空间要求，一举多得。
纺织行业概况篇2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著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
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
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1895～1899年日本对中国输出棉纱数量统计单位：捆
年度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棉纱输出量6,383
33,794
94,606
161,748
359,900
注：1.资料来源：清朝海关统计，参见［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2.1捆＝300斤。
据上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日本对中国棉纱的输出立刻增长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8倍。1899年的棉纱输入量比1895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近14倍。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同期，日本棉布对中国的输出也在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棉纱的输出。
1894～1900年日本对中国输出棉布价值统计单位：日元
年度
1894
1896
1898
1900
棉布输出量384,000
565,000
554,000
888,000
注：本表引用数据来源于［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7页。
1900年的棉布对华输出值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与棉纱输出状况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生产的水平。棉布生产能力的薄弱与技术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对中国的棉布输出。
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总体情况看，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棉纺织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贸易总体结构的变化。
在中日贸易处于以原料及农副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时期，煤，是日本运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双方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因此将其列入下表，以作为棉纺织品贸易变化的比较和参照。
棉织品、煤在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中所占比重统计单位：％
商品名称
1893
1898
1903
1908
1913
棉布
3.3
2.0
4.3
7.3
13.4
棉丝
0.2
31.2
31.8
18.3
31.8
煤炭
8.6
16.9
14.7
13.6
5.1
总计
12.1
50.1
50.8
39.2
50.3
注：资料来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记录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棉丝、煤炭分别在日本全部来华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数。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战后的1898年，棉布进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为2.0%，煤炭几乎翻了一番，而棉纱的进口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893年只占日本来华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来华商品额的31.2%，提高30个百分点，增长155倍。与煤炭相比，1893年棉纱在日本来华商品所占比重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则是煤炭的近2倍。棉纺织品和煤炭在来华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输入中国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全部棉纺织品中，有94.1%的棉纱和45.7%的棉布被运往了中国。（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还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概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棉纺织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除1908年前后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稳步增长，而同时期棉纱却徘徊不前。棉布在来华日本棉纺织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断减少，棉纺织品的比重不断增加。它反映了日本对华输出中，原料、农副产品地位下降，工业制品逐渐唱主角的发展趋势。
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新的纺织厂大量出现，而原有的纺织工厂则在昼夜加班生产的同时，忙于增添设备，扩充生产能力。1894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棉纺织企业45个，到1899年，发展到78个，5年间，新增企业33个，增幅73%。与此同时，纱锭由530,074个增加为1,189,929个，增加1.24倍；织布机由420台增加为2,869台，增加5.8倍；棉纱的年产量，由292,400捆增长为757,315捆，增长1.59倍。（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2、23页。）
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纺织品数量出现大幅萎缩。以棉纱为例，1899年中国进口日纱359,900捆，1900年骤减为157,177捆，减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日本国内生产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短暂的萧条期，工厂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在中国市场方面，日本产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厂商的强烈抵抗和竞争。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日本棉织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的产品所占领。这其中，中国产品竞争力最弱，市场份额最小，无法与其他外国产品抗衡。作为日本棉纺织品中的主流产品——棉纱，其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印度。请看下表：
1894～1896年英、印、日对中国输出棉纱数量统计单位：捆
年代
英国
印度
日本
1894
22,650
353,447
10,368
1895
18,669
352,349
6,383
1896
19,378
487,122
33,794
总计
60,697
1,192,918
50,545
注：资料来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第172页。
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纱总量最小。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应属印度棉纱。英国棉纱在中国市场虽以其品质好质量高著称，但其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销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场份额在减少。印度棉纱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不能称为上乘，但其价格上的优势极大，不仅远低于英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甚至还低于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中国棉纱，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是价格最低廉的棉纱制品。下面是当时上海市场棉纱价格的统计：
1899～1904年上海市场中、印、日棉纱价格统计单位：两/包
年代
中国纱(14支)
印度纱（16支）
日本纱（16支）
1899
68.40
62.65
66.00
1900
72.50
70.50
73.60
1901
78.00
74.00
81.50
1902
83.10
82.65
88.00
1903
90.20
87.00
91.50
1904
92.40
88.00
94.10
注：资料来源，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4页。
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的棉纱价格总体上都在上涨，但日本的棉纱价格涨幅最大。据上表，从1899年到1904年，中国棉纱价格上升了35%，印度棉纱为40%，而日本棉纱上升了43%。印度棉纱比日本棉纱的市场价格一般低7%左右，始终保持着其价格优势。
日本要想在中国不断扩大棉纱市场，就必须战胜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而战胜印度，就必须缩小日本棉纱与印度棉纱的价格差距。为此日本棉纺织厂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国棉花等等。从中国海关的统计看，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
1897～1916年海关所载印、日棉纱进口平均价格单位：海关两/担
1897～1901
1902～1906
1907～1911
1912～1916
印度
20.04
24.56
25.96
25.88
日本
21.73
24.93
25.07
25.07
注：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93)——〈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据上表，1897年到1901年，进口日本棉纱的平均价格要比印度棉纱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从日本进口棉纱的平均价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纱3.4%。另外，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进行促销，吸引当地商人为其推销商品；在产品质量和包装上做文章，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市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纱市场的变化情况：
“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注：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10页，1984年（未刊稿）。）
利用一切有利可图的政治事件，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这也是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就棉纱而言，1907年日本的输入品价值仅为62.8万日元，到1914年上升为608.1万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市场均未出现过高的涨幅，汉口日纱输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长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ウァ书房1980年版，第12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的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控制。（注：据日本“大阪新闻”报道，“满洲的外国贸易正在进展，特别是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纹布30,000匹，细斜纹布20,000匹，棉纱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80%。”见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第1161-1162页。）
正是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改进和积极的市场竞争，日本棉纱对中国的输出开始走出低谷，输出量增加，市场扩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日本与印度在中国棉织品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中国进口的日本棉纱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印度，达到920,589担，印度为627,832担。1913年，日本棉纱的进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272,983担，印度只有656,649担，是印度输华棉纱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成为中国市场上棉纱第一供应大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很快转入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各类军需品，为战争服务而无暇顾及远东市场。整个战争期间，输往中国的商品大量减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海关统计，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战前的1913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近40%；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幅为61%。（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这种对外贸易地域结构的变化在棉纺织品市场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试以本色棉布的进口为例。
1913～1918年中国进口英、美本色棉布数量统计单位：1,000匹
国别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英国
11,705
10,472
7,591
5,453
4,397
2,634
美国
2,281
1,040
637
413
71
100
注：资料来源，［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口》，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9-100页。转引自《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英国对中国输出本色棉布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点——263万匹，仅为战前的1/5。美国减少得就更多，输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仅为1913年对华输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当时英、美两国同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的整体情况基本与本色棉布的情形相类似。
上述变化对中国棉纺织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一）船只缺乏，致货不能畅行；（二）货价大贵，致华人改用中国货。即如布匹一项，今华人多改穿土布，以其价廉也。”（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市场上棉纺织品货物的紧缺及价格高腾，为日本商品的大量输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棉纺织品贸易格局。“至欧战前棉纱之输入，则日本与印度相伯仲。布匹输入，英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国甚远。及欧战起，英国棉货来数既减，印度棉纱以多供本国织布之用，输入之额，亦逊战前，日本棉货遂一跃而居首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上述变化，也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欧美棉纺织品输入的大量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长期形成的重压，而市场商品的骤减及价格的腾升，又极大地改变了其困难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建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这一时期（包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国纺织厂及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请看下表：
1913～1922年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纺纱厂及设备数量统计
年代
纺纱厂数
纱锭数（枚）
织布机数（台）
1913
21
503,852
2,316
1914
21
503,104
2,566
1915
22
519,996
2,966
1916
26
578,240
3,456
1917
26
576,552
3,860
1918
29
669,608
4,260
1919
29
715,324
4,010
1920
36
842,894
4,540
1921
51
1,238,882
6,675
1922
65
1,632,074
7,817
注：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页。
据上表，在10年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纺纱厂的数量增加了200%，纱锭数量增加224%，织布机增加了237%，均增长了2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棉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大增。
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生产技术水平仍然与欧美诸国及日本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差距。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棉纺织品中，在棉纱方面，以生产20支以下的中粗纱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产品质较低的粗布。在高级棉织品领域，其生产能力仍然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在中国棉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天津和东北的棉布市场为例。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东北市场，外国粗布的输入，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或美国的产品，其数量普遍都在减少，而其中日本减少得最多，减幅分别为85%和73%。同期，中国产粗布却大幅度增加，两个市场分别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绫木棉布的生产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属粗布范畴，因此其市场情况也与粗布相类似。但在细绫棉布领域，情况正相反。外国产品输入增加，其中虽然英国和美国总体处于减少状态，但外国产品的总量在增长，天津增长了10%，东北增长了178%；而中国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天津的增长为0，东北虽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与外国输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随着中国粗纺能力的增强，外国产品正在该领域失去往昔的优势。
1914年、1922年天津、东北市场部分棉布输入量统计
（单位：1,000码）
粗布
绫木棉布
细绫棉布
天津
东北
天津
东北
天津
东北
中国2280
3080
1880
360
日本3700012668054680
17360
880
5800
1914年英国2000
1200
4
120
5400
14360
美国14840
7440
2640
2320
240
中国183204756015040
5200
160
日本556034320
3840
12960
6240
51680
1922年英国1640
360
80
920
4240
美国6360
3200
440
600
80
注：资料来源，［日］桑原哲也：《企业国际化史之分析——战前日本纺织企业的中国投资》，森山书店1990年版，第181、182页。
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发生的上述变化，日本很快调整了其生产和销售战略。在生产方面，削减粗纱、粗布的产量，扩大细纱、细布的生产。以棉纱的生产为例。
1909年、1923年日本部分品种棉纱生产量百分比统计单位：％
年代
16支纱
40支纱
42支纱
1909
28.8
1.7
3.5
1923
12.6
5.0
5.3
注：资料来源，［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252页。
16支粗纱的生产在日本棉纱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幅减少，而40支以上细纱的生产比重则在不断增加。在销售方面，将过去主要面向中国的粗布输出，转而向印度及经孟买输往中亚细亚；与此同时，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增大细纱、细布的供给。1914年日本输往中国的细绫等细布约为0.27亿码，1919年时达到2.98亿码，5年间增加了10倍多。（注：［日］桑原哲也：《企业国际化史的分析——战前日本纺织企业的中国投资》，森山书店1990年版，第223页。）正是由于采取了以市场为核心的灵活的生产和销售政策，使得日本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遇到当地产品激烈竞争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其输入不断增长和扩大的趋势。
纺织行业概况篇3
关键词：纺织机械产品；可用性设计；研究；应用
中图分类号：TH122文献标识码：A
我国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就是纺织机械制造业，虽然其发展态势良好，但是仍旧难以进入一个优越的发展环境，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纺织机械制造业也面临着转型的风险与挑战，由于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也有了质的提升，不仅仅要求其质量与使用功能达到要求，还对其附加属性以及外观等可用性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传统的纺织机械产品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因此本文首先对其发展现状以及可用性的内涵进行分析，再具体提出其可用性的实际应用。希望能给广大从事纺织机械制造产业的工作者提供参考。
1.我国纺织机械产品的现状
我国的纺织机械产业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存在于我国大部分产业中的共性问题，即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没有生存的力量的，在现代，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源泉，我国的纺织机械产品大部分还是仿造国外的高新技术制造而成的，只模仿而不进行再创造与超越是使纺织机械产业发展有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投入使用的高端机械产品只依靠进口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是一般的纺织机械产业的产品没有标识度，几个不同的厂家生产的纺织机械产品无论是在外观上还是内部结构以及使用功能都相差无几，这种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使得厂家不能顺利地发挥品牌效应，不能加深用户的印象，从而失去了潜在的市场；纺织机械产品的价格设定不合理，从前两处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的纺织机械企业的发展水平都差不多，生产的产品也都大同小异，那么在这样质量较低的市场环境下，为了提高自己的销量，只能通过降价来实现，这种恶劣的价格竞争，导致纺织机械产业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收入，就没有充足的生产资金，制造的产品质量也越来越差；最后一点就是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包括其在进行升级技术后使用功能变得更加复杂，削弱了产品的可用性。
2.可用性的内涵
在进行可用性研究之前我们必须先掌握可用性的相关概念，产品的可用性在其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属于商品的固有属性，可用性是基于对考虑用户的感受而提出的概念，一个产品的可用性包括：用户在进行使用时，是否容易掌握使用方法，是否容易对其进行记忆，使用的效率是否科学，使用过程中的操作错误现象是否被有效控制，以及用户是否对产品满意，这都是基于用户体验提出的，可用性作为一种科学概念与许多学科相关，与人机工程学、产品语义学、设计心理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加强纺织机械产品的可用性能够有效地帮助其改善当前的不良发展状况，提高产品的受欢迎度与满意度，帮助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发挥品牌效益。
3.可用性的设计与研究
3.1纺织机械产品的特点
我国的纺织机械产品虽然存在问题，但并没有止步不前，一些纺织机械产业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已经为自己企业的转型做好了准备工作，包括培养创新型设计人才，投入到创建自己的品牌的工作之中，在建设过程中，积极引入新型科技力量以及新型环保绿色材料，以往的纺织机械制造产业只注重内销，而现在的纺织机械制造产业将目光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虽然竞争力比较弱，但是这是一种好的意识，也是进步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还要学习国外的注重用户体验的销售理念，保证质量的同时也注重售后维修的相关工作。
纺织机械制造产品外形庞大，给用户的感觉是笨重又繁杂，事实上，其内部构造的确复杂，随着产品的不断发展，其功能也越来越多，不仅给开发与设计人员的工作带来了难度，同时，还给使用人员更难以学习使用产品，给产品的可用性带来了一些影响与阻碍因素。
3.2可用性研究
针对纺织机械产品的可用性的几个大方面，我们可以逐一地进行研究，人们对纺织机械产品的操作主要通过按钮来实现，因此设计人员要注意将每一个按钮的功能都标注好，使其一目了然，一些比较重要或者比较特殊的按钮可以设计成醒目的颜色，以区别于其他的一般性按钮，可以使用红色或者绿色。
为了使用户便于记忆，纺织机械产品的一些设计标准已经有所规定，一般的急停按钮都是机械上的凸起按钮，并且搭配颜色为红色与黄色；显示器是帮助用户记忆的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进行操作时，会存在一些复杂又繁多的参数数据，有了显示器的提示，用户就不用费心去记忆相关的参数了。
为了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纺织机械产品在进行按钮设计时，减少了按钮的数量，进行一些相关联的操作时，只需要通过一个按钮就能实现，另外还可调整按钮的排列顺序，使功能相互对应的按钮设计在一起，既方便记忆又能提高操作的效率。
由于纺织机械产品的功能多，操作方法比较复杂，用户在对产品不熟悉的情况下进行操作，是非常容易出现操作失误的情况的，这是对于错误的反馈以及提示就非常重要了，可以在纺织机械产品上设置指示灯和警报，一旦出现错误操作，就及时提醒，常规性按钮的设置在一般位置上，急停按钮的设置要注意容易被用户发现，以便在出现错误时，能够马上进行急停，除了位置，还可通过鲜明的颜色与显眼的形状来进行区分。
用户的满意度主要来源于其造型设置、颜色以及使用方式等，由于纺织机械产品的造型比较大，复杂的操作步骤使其具有危险性，设计师可以采取清爽或者温暖色调的颜色来调节这种危险性，在设计安装程序时也要尽可能地简单化。
3.3设计原则
可视性原则：纺织机械产品功能的可视性越好，用户对于产品的使用就越方便。对于纺织机械产品来说，功能的可视性主要体现在操作界面上，按钮上清晰的图标显示明确地表明了按键的功能，机器上显示屏同样可以很详细的显示机器的功能运转情况。
反馈原则：在纺织机械产品中，反馈信息主要表现在指示灯与显示屏上。用户通过指示灯显示的颜色来确定机器运转状况，不同的颜色表示了不同的信息，用户通过指示灯与屏幕可以检测操作是否有效、操作是否完成。显示屏上显示的信息可以使用户确认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否正确。
简化操作原则：在机电一体化，大型机械智能化的背景下，将纺织机械复杂的操作过程进行合理有效地整合，使得一些原本需要人为操作的步骤让机器本身完成，从而让纺织机械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
考虑出错和处理方式原则：纺织机械操作相对复杂，设计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用户在使用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尽量避免错误的发生。在错误发生后，应当让用户及时地发现错误，并且可以容易取消错误。
结语
可用性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纺织机械产品上，其他的电子类产品保持高度的可用性也很重要，由于纺机械产品自身的特点使其对可用性的要求极高，而这也恰恰是被我国的纺织机械产品的设计者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关于这种产品的可用性研究还不充足，提出这种理念的时间还很短，还比较缺乏理论支持与实践证明，因此相关设计人员要积极为之付出努力，设计出使用户更为满意、更容易操作的纺织机械产品。
参考文献
纺织行业概况篇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10年间，加入WTO将使中国GDP增长每年约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而国外的研究机构则认为，加入WTO可能使中国的GDP增加2个百分点。不久前，世界银行对中国进入WTO后商品贸易自由化进行了评估，其中有以下结论：一是加入WTO后，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将从1995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6.3％；二是中国惟一能从市场准入中获益的只有纺织品和服装品出口，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将提高到43％。
由此可见，尽管加入WTO对宏观经济是长期利好，但对不同行业来说，入关所带来的影响差别很大。首先，入关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上市公司将受益匪浅，主要包括纺织、服装、外贸、食品、家电、机电、资源等，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将会如鱼得水；其次，国际化程度较低、受到较高保护的农业部门、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部门，如汽车、仪器、建筑、畜牧业、仪表、棉花、小麦等产业将受到巨大的冲击，相关上市公司将受较大程度影响。再次，一些垄断型行业将受到更剧烈的冲击，如金融、保险、证券、电信、铁路、医院等。因此，产业升级、行业整合逐步将成为一种潮流，各行业将面临着重新洗牌。
就B股市场来说，入关将为他带来新的机遇。首先，在3至5年后，国内金融证券行业将对外开放，B股作为国内股市对外开放的窗口，相对B股来说，其价格优势对外资更有吸引力，相比A股增值潜力更大。其次，随着入关3至5年后人民币兑换外币条件的进一步放宽，以及更远的将来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未来A、B合并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大量资金必然选择更为便宜的B股，对B股形成长期利好；再次，入关对相关受益的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的利好。例如，加入WTO将对纺织、服装等板块带来如下机遇：一是配额取消带来出口增长。多年来我国纺织业出口受到配额限制的严重束缚。2005年取消配额限制后，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空间将被空前地拓展。据预测，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将增长82％，服装出口增长93％；二是有利于改善出口环境。目前发达国家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设置了重重障碍。入关后，多边最惠国待遇意味着我国可以得到世贸组织内100多个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具体到B股上市公司中，茉织华B、帝贤B、雷伊B、鄂绒B、鲁泰B等以出口为主的纺织服装类B股公司将会从受益匪浅。此外，入关对深赤湾B、招商局B等港口业的发展是实质性利好，由于进出口规模的扩大而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纺织行业概况篇5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着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
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
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1895~1899年日本对中国输出棉纱数量统计单位:捆
年度18951896189718981899
棉纱输出量6,38333,79494,606161,748359,900
纺织行业概况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产业链，转型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4年经济工作，提出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他指出，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要认识到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纺织工业作为绍兴市的支柱产业，为绍兴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纺织行业的自身特点，造成了能源、水资源的大量消耗，并产生了大量的污染，这对建设“两美”绍兴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新常态下，纺织业实现绿色发展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围绕纺织业发展模式、纺织业的发展趋势、纺织业低碳化发展的必然性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绍兴纺织业低碳化发展策略。
一、新常态下纺织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纺织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环境、人居和谐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我国的纺织业在全球纺织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总体上来说，纺织业还处于粗放式增长阶段，缺乏核心技术，产业附加值低。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是OEM工厂，对外依赖性较强，国际市场的变化都会严重影响国内的纺织业发展，我国纺织业已显示出利润增长的疲软态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品国际分工不断深，我国纺织品对外贸易依存度升高。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纺织业出口也困难重重。国内工资上涨的预期强烈，纺织业中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这对我国纺织业的发展构成的重大挑战。
二、低碳化是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CO2）和二氧化硫（SO2）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新概念，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
纺织业作为国家低碳发展规划中的重要行业，必须适应低碳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纺织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就业、平衡国际收支、稳定人民币汇率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配额制度的取消，中国纺织业必须保持竞争优势。所以，低碳化已成为中国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低碳发展模式是我国纺织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大机遇。
三、纺织业低碳化发展的必然性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非关税贸易壁垒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而绿色贸易壁垒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最新的研究显示，我国服装纺织业全过程能耗约为4.84吨标准煤/吨纤维，其中，织造行业能耗为0.95吨标煤/吨纤维，服装行业能耗1.05吨标煤/吨服装，印染行业在2.5-3.2吨标煤/吨纤维之间，印染行业约占全行业能源消耗的58.7%，成为纺织服装业节能的重点。此外，我国纺织服装业大多以化学工业为支撑不少产品因损害环境和质量不合格而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目前，在多数低碳专利被西方国家掌握的情况下，我国纺织业要突破以低碳为载体的知识产权壁垒，需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碳关税是一种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即把碳关税作为一项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辅助手段加以利用，已成为了目前各国热议的话题。所谓碳关税就是指一国针对进口产品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税。世界银行报告预测，一旦实行碳关税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将减少20%，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出口额将减少8%。纺织业是15个工业生产部门中受碳关税影响产量下降比例最高和就业岗位减少比例最高的五个行业之一。利用动态CGE模型分析，纺织业在30美元碳关税率时产量下降1.60%，在60美元碳关税率时产量下降3.18%；在60美元碳关税率下，纺织业和服装皮革羽绒制品业第一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5.48%和5.10%（见表1）。即使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不会真正出台硬性“碳标签”政策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但越来越多的国外订货商却早已悄然开始选择了能证明所制造的成衣是符合环保生产标准的供货商。
加入WTO以来，我国纺织业受到了关税壁垒之外的冲击，但这也为我国纺织企业以及代工企业寻求新的出路提供了思路。发展低碳经济模式是主动应对碳关税等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战略。
四、绍兴纺织业发展低碳经济模式建议
绍兴纺织业发展低碳经济模式，不仅有利于绍兴纺织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其转型升级。但是对绍兴纺织企业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存在不少困难，如技术、政策、企业管理、公众意识等，尽管如此，面对低碳化浪潮，政府、企业和个人也难以置身其外，必定要和世界接轨。
（一）政府要完善宏观管理，鼓励低碳技术研发。
在低碳成为新的绿色壁垒趋势下，地方政府应联合国家相关部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双边谈判以及其他制裁措施进行规制，为绍兴纺织业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同时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激励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模式，并承担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日本纺织业转型为借鉴，政府应介入纺织业的转型。政府应鼓励企业基于企业外部环境分析和内部拥有的资源，以其已有的能力为基础，通过企业重组和加强技术研发，进一步提高、强化、扩展和延伸进入产业或在原产业内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此外，政府应该关注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权力的获取，不只是研发，要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专利，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引入其中。虽然碳关税的提出有违公平原则，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应对发达国家低碳技术壁垒的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
（二）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由于竞争全球化、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的不断连续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产业边界日益模糊，技术溢出效应增强，这为衰退产业中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在“微笑曲线”中一端是研发、设计，另一端是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一般而言，处在两端的产业利润率在20%-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利润只有5%，甚至更少。企业只有不断往附加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纺织业的低碳经济模式，是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其关键是自主创新。纺织企业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和意识并为之行动，需要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尤为重要。实现技术创新，才能使纺织业尽快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三）企业要把低碳经济模式提升到战略高度。
纺织企业必须结合自己的总体发展战略，在战略层次上对低碳经济模式进行总体设计规划。纺织业发展低碳经济模式是大势所趋，但是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承受能力。纺织业的低碳发展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低碳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研发，因此纺织业要进行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应该是盲目的，生存发展应该并重。绍兴纺织业需要深入厂家，做细致调查，确定估算方法，计算出产品准确的碳排放数据，确定发展途径。然而，纺织业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还有其他途径，比如在生产环节引入节能环保的新型材料、使用新能源、减少化学制剂的使用等；同时减少库存，避免浪费也可减少碳排放，从而实现低碳发展。
（四）加强纺织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完善产业链。
纺织品市场的竞争正处在由中低档纺织品向中高档纺织品转变、从价格向品牌和技术转变的过程之中。因此，绍兴纺织业发展低碳模式，要坚持信息化为主导，分析并建立全球采购和供应信息系统，以寻求竞争优势。重点从完善产业链、发展专业市场、加强物流等配套措施入手，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提升竞争实力，实现低碳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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