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土壤污染的方法范文篇1
中图分类号:S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土壤污染问题
国土污染现状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对土地资源开发的速度迅速加快，人们在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生产生活的同时，大量排放工业废水、施用化肥农药、遗留矿渣废弃物，造成了土壤的污染，使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恶化，影响植物正常生长，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环境损害以致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频繁发生，研究土壤污染防治已经刻不容缓
（二）土壤污染的相关概念
要想有效地防治土壤污染，首先必须明确土壤污染的相关概念。
土壤一词在世界各民族语文字中都可以找到，在我国的历史中更是源远流长。早在周朝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认识了“土壤”的实质，《周礼》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以人耕而树艺焉则曰壤”。现代土壤学将其定义为：土壤是发育于地球陆地表面的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多孔结构表层。②土壤污染（soilpollution）是一个产生较晚的概念，许多专家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学者认为，土壤污染就是指人为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将对人类本身和其他生命体有害的物质施加到土壤中，使其某种成分的含量明显高于原有含量，并引起现存的或潜在的土壤环境质量恶化的现象。③亦有学者认为，土壤污染是指人类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得资源和能量，最后再以“三废”形式排入环境，进入土壤的污染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影响或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引起土壤质量恶化的现象。④上述几位学者都是从土壤学的角度来分析土壤污染，然而这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的问题，理应从土壤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综合性思考和定义。
基于该问题的复杂性，英国环境污染皇家委员会(RCEP)指出，土壤污染是指人类活动引起的物质和能量输入土壤，并引起土壤结构或“和谐”受到损害，人体健康、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受到影响。土壤一旦被污染，就会通过食物链和生态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危害人体生活健康、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安全，因此，土壤污染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环境污染现象，它应该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危害性的社会现象而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限制和规范，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及其缺陷目前，我国尽管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是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已经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比如《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化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农药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农药防毒规程，正确配药、施药，做好废弃物处理和安全保护工作，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故。”《土地复垦规定》第2条规定：“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用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此外，《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土壤质量标准》、《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也涉及到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然而，上述法律规范中对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范都比较零散且不系统，导致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执法方面，都存在许多缺陷，缺乏可操作性，效果欠佳，远达不到安全、有效防治土壤污染的目的。归结起来，我国目前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存在以下问题：
（一）立法目的模糊
针对土壤污染问题，现有的立法显得目的很模糊，缺乏明确的目标。较之水体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农药污染防治，我国环境保护部门与立法机构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和深入，缺乏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忽视了土壤污染防治对我国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甚至国家稳定的巨大危害性，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行为和后果的规范和限制。如《环境保护法》⑥只是笼统地提出了防治土壤污染的要求，在整部法律中并没有相关章节或条文对其进行具体、详细的规制。此外，在众多的法律法规中没有一部能够专门用于调整土壤污染防治现象。《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⑦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水土保持法》⑧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农药管理条例》⑨为了加强对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农药质量，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维护人畜安全。不难想象，据此对土壤污染防治进行规制，保障土壤不受污染、维护其生态平衡的目的势必难以实现。
（二）法律调整对象范围狭窄
纵观上述立法，就其调整对象和范围而言，其调整的范围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农药化肥、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品，没有考虑到其它可能污染土壤的物质和行为，如城市建筑垃圾、飘尘、酸雨、不合理生产行为等，更进一步分析，立法者没有考虑到土壤污染防治引起的生态失衡及其严重后果。土壤受到污染后，又会通过物质媒介和食物链将污染传入整个生态环境（包括人类社会），因此，对土壤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也必须进行立法调整。此外，当前立法主要是针对已产生的污染进行调整，然而一些潜在污染物虽然眼前没有造成污染，但是在将来可能会爆发污染的后果，现有法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潜在的危害。因此，根据上述立法来防治土壤污染必然会存在漏洞，不足以应对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问题。
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
（一）确立科学的立法目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都关系到其国家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发展走向和未来前景，⑩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的前提和基础，而立法目的作为整个法的内在精神与灵魂，统帅和制约着法的具体内容。当前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立法观，已将立法倾向转移到“预防优先”上来，要求立法应具有超前意识，应重视科学预测，突出预防原则，着眼于后代和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以环境生态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对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功效。研究表明，土壤污染的危害是复杂多样的，它不仅破坏经济生产，危害人体健康，加速物种灭绝，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为了安全、有效、迅速地预防和控制土壤污染，把土壤污染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必须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谐观为指导，立足于保护整体生态环境的高度，从维持土壤生态系统平衡、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确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目的。笔者建议，进行《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时，可以将“保证土壤环境质量、维持土壤生态平衡、保障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立法目的，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顺应环境法的立法趋势。
（二）建立统一、明确的监督管理机构
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实行分部门、分级别的管理体制，并建立了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但这种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当前土壤污染防治的特殊要求，例如，土地管理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土地使用审批管理与土壤污染防治分离的体制，土地管理行政部门负责土地审批，环保行政部门负责治理，这势必会造成权利义务失衡和权力横向分割的弊端。所以客观情况要求必须建立一个级别较高的专项机构，负责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从而打破区域、部门的界限，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三）贯彻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制度
环境质量评价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构建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体系过程中可引入该制度，制定具体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制度，通过调查、评价，搞清楚区域土壤的质量状况和污染程度，了解土壤质量的变化趋势，为开展土壤污染预警、制订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我国曾于1995年颁布了《土壤质量环境标准》，诚然该制度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效果不佳。一方面，标准滞后于现实情况。该标准颁布于1995年，经过十多年的变化，我国的土壤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且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对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的标准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评估对象范围狭窄。该标准仅针对农业及自然保护区土壤，城市及工业、矿山土壤环境质量目前是参照农业及自然保护区=2\*ROMANII级标准进行衡量，不能满足我国土壤多样化的特点。
四、结语
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土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物质保证，土壤污染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成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防治土壤污染、保护有限的土壤资源也成为我国当前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土壤污染日趋严峻的新情况，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以规范相关法律行为；同时要立足于国内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防治工作，在危机中寻求解决之道，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骆世明：《农业生态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2001版，第16页
防治土壤污染的方法范文篇2
一、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散在《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等不同法律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不系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
二是监测水平滞后。多数地区缺乏土壤监测必备的仪器和人员，尤其是基本农田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存在监测站点布置过少、监测项目少、监测数据流通信息不畅、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诸多问题。
三是修复技术不成熟。我国现有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大多数仍处于实验阶段，有些还只仅适用于实验室的小规模实验，与工程的实际推广尚有一定的差距。同时，现有修复技术成本较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然依赖进口。
四是防治资金短缺。土壤污染防治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目前主要由政府买单。而政府财力的相对有限性使防治资金的来源受到很大局限。尤其对于无主的污染场地，由于其大多数位置偏远，开发利用价值不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积极性不高，中央资金的杠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同时，目前我国土壤治理修复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社会资金进入相对困难。
二、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和相关建议
自上个世纪以来，美国、丹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围绕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检测、治理、防控、资金、惩治等诸多环节，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和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如美国设立了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并以这一基金为核心，制定了全面有效的污染土地管理框架。针对责任方建立了“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即不论潜在责任方是否实际参与或造成了场地污染，也不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潜在责任方都必须为场地污染负责。丹麦在2000年就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土壤污染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设立了土壤检测点，对土壤进行长期实时监测，进行动态管理。英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制定了详细的土壤污染指导性标准，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基于风险的污染地块管理框架体系，有效地保证了土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现状，建议：
1.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并相应配套各类法规细则，构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为土壤污染防治和治理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2.全面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普查，摸清底数，并建立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3.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明确各级政府和机构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并根据不同区域土壤环境状况，按照轻重缓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4.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列为常规环境监测内容，建立起完善的土壤监测网络，制定科学的定期监测制度，长期、动态、实时地对土壤及其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并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5.拓宽防治资金投入渠道。一是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土壤污染实行永久性的污染责任追溯制度，土壤污染者除了要承担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外，还应承担土壤修复费用。二是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资金保障机制，成立类似美国“超级基金”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主要用于解决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能力的土壤污染的管理和修复，保证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来源的稳定。另外，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土壤污染治理的科研开发、企业的清洁生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资金扶持力度。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土壤治理修复。
6.加强防治技术人才支撑。一是制定土壤修复企业准入制度，引导行业有序规范发展。二是加快相关人才培养和设备研发。一方面在各大高校增设土壤修复等方面的专业，加大专业土壤防治人才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相关科研部门要加快土壤污染治理设备、原料等研发的步伐。
防治土壤污染的方法范文篇3
摘要我国目前土壤形势不容乐观。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等特征、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构成重要威胁，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问题与挑战，总结了发达国家治理土壤污染的经验，并提出了深化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土壤污染；污染防治；国际经验
有土斯有民，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开发、利用、保护好土壤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的数据，全国16%的土壤环境超标，其中，一些地方土壤污染严重，工矿业废弃地和农业耕地土壤污染问题突出，重点区域八大类土地（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地、采油区、采矿区、污水灌溉区和干线公路两侧）均有相当程度的污染，“毒土”“毒地”等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威胁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我国土壤环境污染预防、控制和修复，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本文旨在分析国内土壤污染成因，借鉴国际经验，探求国内土壤污染防治途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土壤环境也迅速恶化，污染呈现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六大特征，表现出由点到片，由城到乡，由单一到复合等发展态势。造成我国土壤环境恶化的原因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土地资源禀赋低。我国土地资源具有绝对数量多、相对数量少且质量不高、环境压力大等特点。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水平的43%，我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除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珠江中下游平原与汉江平原、成都平原外，耕地质量不高，无法耕种的中度、重度污染耕地有5000万亩，全国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部干旱地区，后备资源开发存在生态难题。
二是土地污染源多面广量大。土壤是各类污染物的最终归属。我国30多年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土地成为了一个“大垃圾箱”。工业“三废”排放，使污染物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并积累于土壤。全国有11.23万座矿山，1.2万座尾矿库，每年60万吨石油跑冒滴漏，固体废物堆放占地面积达200多万亩，有害废水污灌污染耕地3250多万亩，有害废气随雨水沉降到土壤中。农业生产存在“农药、化肥依赖症”，化肥产量和使用量占世界1/3以上，非降解农膜残留量达12万吨．“白色污染”严重，导致土质下降，危害人体健康。
三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尚无针对土壤污染的专门法。2015年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虽对土壤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仍缺乏细则。虽然不少地方专门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的规范性文件，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法律体系，约束力和系统性不够。
四是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不完善。我国有60类共3246种土壤，不同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平均降雨量、地下水埋深等影响基准推导的重要参数具有较大的变异性。截至目前，我国已及正在修订的土壤质量标准有60多个，在数量上比较少，管理也不明晰，分属于10多个不同部门。此外，《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于1995年实施，2009年开始修订，至今仍在修订过程中，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标准等级全国采用统一的标准值，没有区分土壤背景值的差异。此外，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环境质量，从人体健康和生态风险的角度考虑不够；主要针对农业用地，对工业、商业和居住用地考虑不够。
五是土壤环境监测能力不足。我国土壤环境监测工作起步晚，技术落后，尚未形成全面的监测体系，部分地方能力有限，难以精准掌握各地区土壤污染的状况。
六是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薄弱。由于污染土壤面积大，污染程度深浅不一，自然条件复杂多变，对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和工艺要求极高。国内市场上现有的修复技术往往手段单一，科技含量低且修复成本非常高，修复设备与药剂大部分仍依赖进口。
七是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缺口大。国外的绿地建设中，土壤费占总投入的50%。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中仅有30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用于修复污染土壤，且主要是对城市投入，对农业生态环保投入不足，远远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需求。
八是土壤管理体制不顺。我国长期以来多部门分散治土，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造成权利义务失衡和权力横向分割的弊端。虽然2013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中提出：“建立由环境保护部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参加的部际协调机制，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但仅靠部际协调机制难以解决多头管理的问题，常常会因部门利益影响工作效率。
九是土壤保护意识淡薄。由于土壤污染更具隐蔽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公众土壤污染防治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往往将土地利用的功利性和经济性摆在第一位，忽略土地本身的生命支撑价值、生态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历史价值。大部分农村居民对环境污染表现淡漠，也缺乏依法维权意识，只要环境污染没有直接影响到自身的生产生活，大多采取漠视的态度，增加了土壤环境保护的成本。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经验
建立综合防治的法律体系
西方国家普遍将土壤作为一个独立的环境要素来进行立法保护，形成了从基本法到综合性法律再到专项立法的三层法律体系，用以调整和规范各类生产、生活活动。
美国从危险废物管理着手开展立法，颁布《土壤保护法》《资源保护回收法》《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超级基金法”）和《小企业责任免除和棕地复兴法案》（“棕色地块法”）等法律法规，在建立土壤环境保护区、农田保护、土地管理政策、土地利用、污染场地修复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加强对水、化学品等污染的控制和立法。德国制定《联邦土壤保护法》《区域规划法案》《建设条例》等，对土壤污染清除和修复、土地开发、限制绿色地带开发作出规定。日本通过《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为农用地以及“城市型”土壤污染的治理提供了专门法律保障，而《大气污染防治法》《二?英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法则从不同途径为土壤切断了污染源。法国虽没有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工业法、废物法和民法，规定土壤污染者的相关责任，达到土壤污染防治目的。
强化土壤污染风险预防
发达国家将土壤环境风险评估贯穿土壤环境管理全过程，指导污染土壤的环境调查与监测，确定土壤污染风险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值得关注。英国认为预防土壤风险与修复污染土壤同等重要，建立了污染土壤暴露风险评估导则，率先提出污染地块可持续修复管理框架。德国一方面重点排查了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土壤并进行了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制定方案并组织实施了重点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当前发达国家普遍基于风险评估，划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并制定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美国颁布旨在保护生态受体安全的《土壤生态筛选导则》以及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筛选导则》，此外还制定污染土壤初始修复目标值，许多州据此制订各自的土壤质量标准。英国在考虑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原则制定土壤指标值。加拿大则以其保护生态土壤质量指导值和保护人体健康土壤质量指导值两者中的最低值作为最终土壤质量指导值。荷兰在《荷兰土壤质量法令》中设立了土壤修复的目标值、干预值及部分污染物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指示值。日本在制订土壤环境标准时，特别设立浸出液标准。
全面准确开展土壤监测
西方国家普遍深入开展土壤调查，尤其是利用高光谱遥感与无线传感器网络等新技术进行土壤监测与评价，摸清底数，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欧盟实施土壤环境评价监测项目，设计欧盟范围内可比的监测标准和指标体系，建立评价土壤现状的资料参考中心，对部级土壤监测数据进行有效统一管理。德国根据土地用途对全国土壤实施监测，了解土壤特性变化，以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共设立监测点800多个，并建立污染土壤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法国建立污染土地的数据库，信息包含现存的污染地和已被修复的污染地。美国相关部门向用户免费提供很多土壤基础信息，例如分辨率低于30米的遥感资料，从而为新技术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分类治理的防治措施
根据土壤的不同功能，西方国家坚持区别对待，积极推动土壤污染分类整治和管理。美国防治土壤污染关注范围从农业用地逐渐扩大到工业用地，通过一系列法律及修正案对“棕色地块”进行有效治理。建立危害分级系统，根据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和土壤4种污染迁移途径来评估场地的污染状况，有针对性地治理。德国通过一套颜色指标体系明确土壤治理要求，分别用绿线、黄线和红线表示应采取预防恶化、发出警告或必须清理的措施。日本和韩国在土壤污染调查、整治责任承担、费用负担、管制方式等具体制度中，对“农业型”土壤污染和“城镇工矿型”土壤污染区别对待。俄罗斯在《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针对农业生产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制剂的控制与监督管理做出详细规定。
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
国外土壤修复主要采用两大方法（原位及异位）和五类技术（工程措施、物理修复、化学／物化修复、农业生态修复和生物修复）。1982-2005年，美国超级基金一共进行了997个土壤修复项目，采用异位修复的项目约占53%，固化／稳定化及焚烧占异位修复项目的69%，土壤蒸汽抽提占原位修复项目的53%。欧洲各国因工业历史和污染类型不同，污染场地特征不同，土壤修复技术也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采用原位及异位修复技术的比例相当。目前，绿色修复技术既可降低修复行动的环境足迹及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又使修复行为的净环境收益最大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污染者付费”基础上的市场运作
在政府提供专项治理资金的同时，激励社会资本加大土壤治理投入。美国通过征收专业税，建立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土壤修复“超级基金”，由其兜底全国范围内污染场地的修复。英国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最初向土地排污的企业、个人或知情并容许排污发生的人为第一级；当前土地所有者、业主为第二级；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由第一级承担，但无法找出原始污染者时由第二级承担。日本采用“原因者负担”和“受益者分担”双原则并设立专项基金治理污染土地。具体方式是：先对污染土地展开调查并制定治理方案，然后对该土地进行收购和治理，在治理完成后将土地卖给企业，最后按基金出资比例对获利的5%进行分配。对于无主土地的治理，德国采取政府先垫钱修复，后调查确定最终谁付费的治理方式；而对历史遗留的污染场地治理，政府给予补贴。
综合防治土壤污染的建议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土壤环境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的成本可以发现，三项成本的基本比例为1：10：100。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必须重视预防，并坚持防、控、治一体化，分类施策、分区防控，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路子。
建立土壤污染防治联合机制
土壤污染情况复杂，涉及部门多，治理和协调难度大，需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中央部门的责任及中央相关部门的职责。环保部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牵头部门，应加强综合协调，完善法规标准，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与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耕地面源和农村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农业部承担；与工信部、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等成立“国家城镇和工业用地污染防治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工作可由住建部、环保部共同承担。协调跨区域水土协同治理，统筹土壤、重金属和化学品、固废、危废污染防治工作。
建立健全法规和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其配套规章制度，加快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修订、完善与土壤污染相关的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等关于土壤保护的内容，形成科学、合理、系统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严格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涉重金属企业废水、废气、废渣等处理情况的监督检查，规范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和处理处置活动，严控农药、化肥、农膜的乱用滥用问题，加大对造成污染后果行为的处罚力度。建立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加强源头控制
坚持绿色化发展，大力推进清洁生产。严格项目准人，关闭、淘汰和搬迁小冶炼、小化工等企业。健全排污许可制度，改造环保设施，严格控制排污量和浓度。打击非法采矿，促进矿山集约化开采和废水、废渣集中排放和处理。划定生态红线，严格监管农田和重要农产品基地，严格控制污水灌溉，加强对农药、化肥及其包装物以及农膜的环境管理，提高农业补贴标准。实行保护性耕作和轮休耕作制度。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土壤环保考核指标。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政同责制，明确地方党委及其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
加强土壤监测
联合多部门共同建立长效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机制，开放监测市场。制定统一的监测规范，构建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预警监测、应急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建立全国土壤环境监测数据库系统，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可靠数据。
实施分类防治
对工业、农业和住宅用地分类施策；划定优先保护区域进行分区防控；按照受污染程度开展分级防治。启动“土壤环境保护工程”，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完善“以奖促治”“以奖促保”政策。建立土壤修复技术默认清单制度。
加强科技支撑
搭建土壤环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注重引进、吸收、消化适用于国情的国外先进技术。搭建土壤污染治理与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平台，自主研发关键技术、设备。
健全资金投入机制
借鉴重庆污染土壤治理模式，加快以土地经营、批租为支撑的财税、金融模式改革。继续探索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污染责任险等经济措施。对严重污染的耕地，要调整种植结构，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并进行生态补偿；定点收购被污染粮食并补偿费用。建立相关的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基金。对积极开展土壤污染保护和治理的地区，加大资金奖励支持力度。发展土壤修复相关产业，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开展PPP模式，推进第三方监测、治理。
加强土壤保护宣传教育
提高企业和公众土壤环境安全意识和土壤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课堂宣传土壤环境保护知识，并为一线生产者提供专业培训。
国际合作和履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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