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篇1
關键词：语言学转向；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论；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024—05
在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语言哲学一直把消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澄清语词的意义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或者是构造人工语言，试图把语言大厦构建在没有歧义的逻辑原子基础之上；或者是从分析日常语言本身人手，澄清我们理解的具体语境，以试图使我们达到无歧义、无误解的交流目的。而在这些理论尝试中，维特根斯坦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他一生创立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理论，分别影响了分析哲学中的两大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分析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比较其前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贯穿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过程之中，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背景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相關背景。19世纪末，认识论哲学面临重重挑战，许多哲学问题用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方法已不能解决。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哲学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哲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哲学的价值何在？等等。这些讨论实际上意味哲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思，以期寻找到哲学新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反思奠定了“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条件。
“语言学转向”作为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它体现了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理论表达必须借助语言，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理论。对理论的探讨往往同对表达理论的语言所进行的分析相联系，合理的哲学思考必须以正确的语言运用为基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其次，哲学中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往往是同语言的表述与解释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语义上溯”，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先用统一的语言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以求理解上的一致，以避免那些无意义的争论，这显然是一种有利并且必要的策略。因此，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哲学思维的彻底否定，而仅仅是要对传统哲学中由于语言误用而失去意义的问题进行清理。应该说转向后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研究的对象上是一致的，都涉及本体与认识论问题，这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表现得最充分。“语言学转向”的变革之处在于对哲学研究策略的建构：既然哲学对命题意义的分析如此重要，就不能再认为哲学的目的与其他科学一样是为了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应将哲学看做一种活动的体系，即发现与确定命题意义的活动体系。由此，把哲学视作分析活动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代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是导致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弗雷格与罗素所创立的现代逻辑提供了一种系统而科学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对哲学概念、哲学命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为解决哲学难题奠定方法论基础。具体来讲，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对日常语言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哲学概念进行分析描述，例如通过符号化逻辑系统，可以对存在、必然、可能等哲学概念进行精确的逻辑分析，将其内在的深刻哲学涵义显性化，同时还可避免由语言的含混和歧义所导致的理论混乱。另一方面，现代逻辑所倡导的是一种演绎推演的数理方法，它强调思考的严密谨慎以及论证的科学性，这有别于传统的哲学思辨与经验分析方法。现代逻辑分析方法融入哲学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要解析诸如有關世界与认识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必须从精细分析基本概念范畴人手，确立分析讨论的主体间性，才可能寻求合理的答案。因此，哲学研究不再从分析追问一些形而上的抽象问题人手，而将重点集中于基本概念范畴的分析上。注重语言分析成为现代主流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将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对哲学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科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理论与经验之间存在一种间接联系，科学理论并非都直接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之上。因为实在并不仅仅表现于直接可观察的现象中，还表现在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中，这些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微观与宏观世界是无法直接用感官观测的。我们要达到对这些领域的认识，需要科学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成为把握实在的關键，如何描述科学理论便成为人们關注的重点。科学理论通过特定语言系统来描述解释客观实在，正如奎因所指出的：“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科学语言的合理构建将推动科学理论发展，而语言内在结构存在缺陷就会制约科学理论的进步。语言分析在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哲学。
总之，20世纪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从關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關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体现了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
二、前期哲学思想及其转变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转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前期语言观有缺陷，导致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少有的關注本体论的语言哲学家，正是发现了自己前期哲学的本体论存在缺陷，促使他改变前期哲学的本体论，进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
前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逻辑原子主义者，理想语言的理论困难促使他的语言观发生转变。根据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理想语言是一种逻辑上完善、具有确定意义的语言。一种语言要成为理想语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句法要求，并且具有确定的意义。在语言图像论中，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一般命题，原子命题包含名称词，名称词意义在于对简单对象的指谓，原子命题的意义在于与原子事实的一一对应關系，一般命题则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由此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的图式。然而，这样的一一对应關系真的存在吗？虚构的名称词，如“贾宝玉”与什么对象相对应？有的命题在不同的情况下描述不同的事实，如“树上有一只啄木鸟”，能说它与哪个事实一一对应？显然，逻辑原子主义的意义理论所主张的一一一对应關系不存在。
理想语言的另一个困难是，即使我们承认命题是事态的图像，真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即把命题与事实的關系看做一种投影關系，用这样的投影關系来解释命题中思想如何描述世界，但这种意义上的图像關系仅在原子命题层面上可以考虑，却无法在量化命题与事实之间建立图像關系。前期维特根斯坦将量化命题处理为最大析取或者合取式。也就是说，一个量化命题在逻辑上等值于它的原子命题的最大析取或合取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析取或合取式就要穷尽具有相同性质的一切个体。但经验论告诉我们，当个体有无限多时，我们是无法穷尽它们的。因此，试图通过理想语言得到普遍事实是不可能的。构造理想语言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成为维特根斯坦彻底放弃前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用理想语言来彻底解决哲学问题的企图是不切实际的。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前期哲学本体论中的缺陷。他对本体论哲学的特别關注使他不能容忍这样的缺陷，因而需要进行哲学改造。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建立的本体论思想包含两层内容：一是以事物的存在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事物对象的存在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为命题中含有事物对象的名称，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的事物对象。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获得世界的逻辑结构。世界的逻辑结构可以概括为：事物对象构成事态，真实的事态构成事实，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语言则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对应，因而世界是语言的本体论基础。显然，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本体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
基于这样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力图划清可说世界与不可说神秘之物间的界限。这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以及结尾中都说得很清楚：“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主要之点是關于命题——也即语言——可以表达的（也即可以思的）东西和命题不能表达而只能显示的东西的理论。我相信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尽管维特根斯坦自己没有作更多说明，但从他对“可表达东西”的讨论可推知，所谓神秘之物中首先有由人自身构成的世界，包括人的行为、人的心智等等。神秘之物不可说是因为基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论，我们还没有语言工具能有效地对其进行描述，这并不意味着神秘之物可以被忽略。我们甚至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建立世界本体论将世界划分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其目的是要保护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的地位。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的实现了没有呢？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划界只达到了将世界与神秘领域划分开，并未达到保卫神秘之物的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的世界，运用现代逻辑技术进行语言分析，从可说世界的角度限定了世界的界限，划分出了神秘之物。那么，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间有何關系呢？由于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凿界的角度来划分世界界限的，因此他主张的本体论只包含了可说世界的本体论，神秘之物不包含在可说世界之中，并且与可说世界对应的语言也排斥任何有關神秘之物的表达。因此，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之间缺乏可通达關系，没有联系，可说世界甚至排斥神秘之物。这样，以可说世界为基础的本体论不仅不能保证神秘之物的存在，还完全可以将神秘之物当作累赘消除掉。
另一方面，从哲学实践的角度看，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更注重逻辑与科学的作用，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传承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人总是抛弃了维特根斯坦關于不可说的神秘之物更重要的观点，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反对将神秘之物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实证主义认为我们能说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另外，“神秘主义毕竟与逻辑——语言分析没有必然的联系，采取这种方法并非只能通向神秘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与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得到启发，用类似分析的方法来论证一种世界观，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一点神秘色彩。”这意味着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立场上不可能修改理论以适应对神秘之物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这种由狭隘的本体论造成的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矛盾，通过修改原有理论难以化解，这迫使维特根斯坦抛弃其前期本体论观点，从而使整个哲学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建立了语言游戏说，在语言游戏中消除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他力图真正实现事实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统一，以解决前期本体论中隐藏的内在矛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不仅仅是对前期哲学的批判，更是在深层次上对前期哲学的补充与完善。
三、后期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思想的批判是颠覆性的，涉及的内容广泛。在此笔者着重阐述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不同观点以及本体论基础的转变，来说明他前后期哲学思想的特点。
维特根斯坦首先放弃了构造理想语言的主张，转变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维特根斯坦构建理想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解析语言内涵的世界图像，以排除语言的混乱。然而，图像论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用语言来说明什么，但它也是有害的，因为语言能够使我们产生错误的图像。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难以摆脱那样的想法，即认为使用一个语句就意味着要对每一个词都要想象一样东西。”然而，当“我们用词进行计算，操作，并且随着时问的流逝，我们把它们转换成时而这种时而那种图像”。如果以为图像是语言的本质，这实际上是用图像把我们禁锢起来，图像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用理想语言构建图像论实际上是用语言的部分功能替代语言的所有功能，它并不符合人类对语言的运用实际。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维特根斯坦正是在分析人们日常使用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
基于语言游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是活动，其任务在于分析语言，清除语言的混乱，解析其内涵的世界图像，因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却认为：“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它不可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所持的“语言图像论”，否认命题与实在同型同构。对于哲学的性质，他指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的考察，“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这种描述是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光明，也就是说，得到它的目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观点也颠覆了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看法。
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转变还体现在他对逻辑和数学的看法上。前期维特根斯坦给予逻辑很高的理论地位，他认为逻辑提供了理想语言，借助理想语言可分析出自然语言的本质结构，进而分析出语言所内涵的世界图像。对于逻辑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说：命题借助逻辑的脚手架来构成世界；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情况的图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演算，他认为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前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否定了逻辑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数学对哲学有巨大作用。他分析指出，数学虽然是用特殊语言构造的系统，但它的表达式也只在系统定规则下才有意义，因此它同一般语言构建的理论系统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因此，哲学让数学保持现状，任何数学的发现也不能推进哲学。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一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语言表达式的用法来排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他把这种研究称为“语法研究”。他说：“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消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这些關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还是由于不同语言领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其中有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式的替换加以消除，可以把这称为对我们的表达式形式的一种分析，因为这个过程与把东西拆开的过程有所类似。
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转变是他后期所持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详细论述了有關语言与世界具有本质结构的论点：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相同的逻辑结构，语言能够描述世界，世界能被语言言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由此，语言与世界是同型同构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语言观。但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他的语言游戏说根本否定了有所谓语言本质东西的存在，他的“家族相似”概念否定了语言与世界之间有结构对应關系。他提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相關，而语言的用法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充当语言的本质。因此，哲学只能从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着手，逐步澄清哲学的混乱。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语言观并不否定语言有指谓的功能，它反对的是把语言指谓固定化，反对有“语言本质”那样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运用的语境相联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语言意义具有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辩证法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關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用法规则相關论述中提出语法规则中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区分，尽管他并没有对二者的区分作具体说明，但却启发了乔姆斯基，后者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开创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乔姆斯基革命。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极大地影响了芬兰哲学家辛提卡。受语言游戏说的启发，辛提卡试图建立一阶逻辑的游戏（博弈，Game）语义模型。沿着这一思路，辛提卡提出模型系统概念，使知道、相信等认知概念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解释，奠定了现代认知逻辑的理论基础，辛提卡因此被尊为现代认知逻辑的奠基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对现代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研究》是研究语言哲学必读的经典。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篇2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wWw.133229.Com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赤裸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精神分析与哲学范文篇3
关键词：存在主义存在心理学影响
存在主义是把人的个人存在当作全部哲学的基础、出发点的生存哲学、人生哲学.它起源于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廓尔,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它主张研究个人的存在及其基本状态,强调个人的独特的个性、生命与本能,注重人的主观经验,重视现实人生,并以此作为人的出发点,由此逐渐成为20世纪的一大重要哲学流派。
存在心理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起源的,五十年代后逐渐传入美国。它是把存在哲学的观点运用于精神病学后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学观点,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精神分析为技术前提、以心理治疗为手段,主张人能通过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来增强和超越自我,通过自由选择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心理学研究和治疗方法。
由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存在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潮,为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相同
存在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德国,很快流行于法国,50年代后流传于欧洲各国,60年代又流行于美国。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当时传统哲学比较空泛,社会动荡不定,文化剧烈变迁,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两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社会萧条。通货膨胀、工人失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等社会问题加深了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导致人们悲观、痛苦、烦恼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迅速增长的社会经济和人性丧失的战争恐怖面前,人们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找不到自我生活的中心和价值,找不到自我生存的意义。这时人们不可避免地开始思索人存在的可能性,人的本质是什么,探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
存在心理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起源的,与存在主义哲学都是欧洲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欧洲社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各种危机,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们丧失了安全感,丧失了自由和尊严。他们感到了人情的冷漠,孤独,空虚,人的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各种心理疾病也纷至沓来。精神病医生发现弗洛伊得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不能很好的理解在病人的存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他们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以存在分析为基础来研究病人的生活史,这样存在心理学开始萌芽并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思潮。
2二者都以人及其存在当作研究对象
我是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怎样实现我的价值？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存在主义和存在心理学家们共同研究的主题。克尔凯郭尔首先提出,哲学应当把人当作研究对象,应当研究孤独的个人,研究个人的存在,研究个人存在的基本状态,通过个人主观的心理体验达到与上帝的联系,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提出,哲学应当追问“在者”的“在”以及它为什么“在”、怎样“在”等等有关“在的意义”的问题。“追问存在意义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史上被特别作为问题提出来并得到了发展。”(陈嘉映,1995,第31页)
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是欧洲存在心理学的先驱,他曾是弗洛伊德早期的追随者。在他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后,从一个精神分析的崇拜者逐步转为存在心理学家。他借助于海德格尔关于人类存在结构的研究,对精神病人的内部经验世界进行了重新建构。把精神分析、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概念加以综合,试图用存在主义哲学对精神分析重新解释,提出了存在分析的心理治疗方法。
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为了探寻人生存在的价值,也主张通过对人及其存在的探索和理解,研究“人的本体论存在”,来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的心理结构,使所有的心理治疗体系都能建立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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