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的重要性范文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
与城市文化相比较而言，“非遗”一般来自于文化相对封闭、落后，经济发展滞缓的地区。值得思考的是，从非遗概念提出之时，就预示着其赖以生存的原汁原味的生态土壤已被人为地介入和干涉，即对非遗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行政措施和商业驱动等。由此，人们必须正视非遗传承因人为的介入性保护所带来的双重后果。一方面，非遗因介入性保护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使非遗传承的原生性遭到无意识的改变和破坏。
一、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汁原味的传承之路
（一）原汁原味的非遗生存环境消失
只有在具备生存环境和活态族群这两个先决条件下，才能称为原汁原味的非遗传承，才能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按照历史流变的规律以其该有的姿态延续文脉。因此，满足非遗传承原汁原味的先决条件是维持其赖以生存的农耕经济的纯粹性和封闭的村寨环境的独立性，以确保非遗传承土壤不会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成为现代信息和大众传媒的接收地和交流场所。然而，伴随着非遗传承保护的不断深入，任何形式的中介作用，包括政府行为、调查者和研究者行为、商业行为等，都作为一种人为介入的形式不断渗透到原生态的封闭环境中。非遗赖以生存的环境、族群、个人因外界信息的不断渗入而受到干扰，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变着其原生性。国家发起非遗保护的初衷源自于其濒临灭绝的困境，是一种保护、抢救手段。同时，介入性的保护措施势必造成对非遗原生性的干涉，政府强力的行政主导和商业利益的驱动在一定程度上使非遗母体的纯粹性变得模糊和难以界定。因此，非遗传承保护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循环圈，即各种形式的介入性保护措施，同时也是对其纯粹性进行消解的过程。纯粹的原汁原味的传承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笔者提出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汁原味的传承之路这一概念，是对这一矛盾的正视，也是对非遗保护中传承与发展这一目的的强调，更是对非遗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积极回应。
（二）保持非遗原汁原味的传承方法
第一，要提高公众对非遗的保护意识，特别是培养当地百姓的自觉和自信，使其积极参与到非遗的日常生活应用中，从而建立起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自觉意识的可持续发展的非遗传承群体。同时，加大对传承人群的保护和培养力度，给予传承人必要的生活保障，改善其生活状态，以保障传承人尽快走出生存与坚守之间的困境。非遗项目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如说唱艺术“莲花落”被认为是门“要饭”的技艺，传承这样的艺术形式被当做“不务正业”，普通群众瞧不起，传承人也不愿意学，造成了这种寓教于乐、淳化民风的方言说唱艺术濒临灭绝。鉴于此，政府可以给予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名誉，这样既能鼓励身怀绝技的传承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非遗的传承之中，又能激励和促进非遗的多样性发展。当然，在鼓励政策和保障机制的推行过程中，难免有部分传承人受利益驱使或商业影响，在传承过程中有粗制滥造、应付公事等消极行为。因此，适时、适度地推出相关监督管理政策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2016年，为帮助非遗传承人群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鼓励传承人群积极参与当代文化的学习和交流，增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由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即是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培训模式和范例。第二，专家的介入和倡导也是最大限度保持非遗原汁原味的方法。在偏远落后的农耕社会和村寨环境中，老艺人、老工匠虽有精妙技艺，但由于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加之语言差异，导致非遗传承的障碍和局限。专家的介入可以弥补非遗因口传心授而无完备文字资料记载的缺陷，可通过充分搜集和整理非遗技艺最核心的文化资源，为其建立详实可靠的档案，从而将非遗传承落实到具体、科学的方式、方法上。同时，专家介入还可以在最大程度保留民俗精华的基础上，对非遗传承的工艺、工具进行科学分析和改良，赋予其新的形式和时代内涵，以此更加有效地保持技艺的本真性，从而达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
二、适度地创新发展之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和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提倡保护非遗的同时，强调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要保持创造力和活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要求传承人群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实现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因此，把握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物客观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流程来看，如果一味地注重对非遗本身稳定性的延续，以及对非遗样式一成不变地保存，而忽略唯物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就会割断非遗传承的文脉，使非遗传承偏离其宗。因此，要正视非遗的历史流变性，正视其在不同阶段的传承和变化。那么，今天的非遗传承如何既不辱其传承使命，又能保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价值？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贾京生提出：“要分清传承与创新的界限，要创新就不能叫非遗，而只能叫‘非遗创新’。因此，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应‘两条腿走路’，传承和创新都要重视，但不能彼此混淆，否则就乱了。”
（一）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创新发展之路
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本身就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生产力”，有着明确的生产目的和实用性。传统技艺只有在动态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得以继承和保存。非遗作为人类创造力的载体来自于生活，有着强大的使用价值和明显的功利性特征。因此，在尊重传统、立足当下的基础上，为了让非遗重新走进生活，可以通过适当的创新手段将传统技艺导入现代生活中，采用“生产性保护”的手段，继续发挥其经世致用的生产能力，使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效的传承和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马文辉曾提出：“我们要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非遗传承人要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进行创意提升，然后再进入市场。”生产性保护要求以服务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对传统技艺进行适当的转换和创新。在实践中，为防止生产性保护质变为产业化开发，应提倡手工制作式的重复生产，反对以数量、规模化取胜，要求以“为日常生活需要而生产”取代“为赢利目的而生产”。因此，这种生产方式规模较小且比较灵活，无需高精尖的技术投资，只需利用当地天然的原材料和本土的生产技艺进行生产制作。这种小规模、物美价廉的生产方式，不仅可以聚集当地松散的劳动生产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地人口的就业问题，并且推动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在生产过程中要明确生产目标，针对现代社会的消费人群从原有的生产目标中转化出来，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要；要确保手工技艺真正融入当代物质财富的创造中，从而使非遗项目达到生产性自救的目的。非遗只有服务于日常生活，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实现活起来、传下去。
（二）非遗设计文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非遗设计文化创新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肤浅理解，而是将非遗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正视非遗存在的时代语境以体现其时代特征。通过对非遗文化精髓的提炼，从审美内容、象征寓意、文脉传承、教化意义等层面进行适当的创新设计，既可以是观念上的创新，也可以是形式上的创新。通过提炼产品的民族文化特色来体现非遗的历史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凸显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再现传统文化底蕴，满足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精神或物质需要，以达到提高社会效益和教化公众的目的，从而使非遗无形的文化价值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良好的保留和传承。在非遗设计文化的创新上，如刺绣、云锦、髹饰、雕镌、织染、烧造等，较多采用生硬的“拿来主义”，忽视了非遗的人文取向和人文内涵，为获得短期经济利益而肢解民俗、迎合市场。在艺术形式的创造上，随意嫁接大量传统的、流行的、外来的元素，进行生硬的删减和随意的拼凑，丧失了非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消解了能够体现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艺术元素。因此，设计师必须在考虑当代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从艺术、技术、使用等层面创造性地展开设计，使民族文化特色和现代设计手段相融合。在艺术上，注重多层次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和文化需求，强化产品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民间艺术情趣；在技术上，将现代科学知识融入非遗的研究开发，以严谨的科学数据弥补一般经验传承上存在的不足；在非遗使用上，既要培养本土消费市场，又要扩大使用人群，开拓海外市场。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传承和发展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农耕社会快速消亡、封闭的村寨环境遭到破坏的今天，追求原汁原味的非遗传承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因此，在农耕经济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唯有通过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协调发展，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才能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才能保障非遗在当代社会得以活态保存和常态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其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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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的重要性范文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护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78-02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特定的专业术语逐渐进入国内学术界视野。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中明显存在盲目性、机械性、片面性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进一步对国内诸多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为其探寻出路。
一、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cultural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又被译为“无形文化遗产”，就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它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集体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大众或民间文化。它们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关于“非遗”的内涵，国内学者白云驹做了广义和狭义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广义的“非遗”除特定的口头文化外，还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文化。而狭义“非遗”则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希望予以保护的文化范畴。张春丽和李星明将“非遗”的内涵界定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非物质形态”的“非遗”，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物质形态”的“非遗”，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器具、工艺品等；文化场所（或文化空间）全面总结了“非遗”的研究领域与保护范围。而刘玉清在列举了“非遗”的各个具体实例后，认为“非遗”应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文化，以民俗形式出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意义和功能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非遗”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概念和内涵不是很清晰，这不利于我们对“非遗”制定相关的具体保护措施，所以对“非遗”的特征、价值及功能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理解“非遗”。
王宁对保护“非遗”的难易度方面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他总结出：高度的个性化、浓缩的民族性、传承的经验性这三个特点。贺学君沿“生命”本性深入考察，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生态性是他归纳出的特征，他强调，“非遗”只要还继续存在，就是生动鲜活的，“有灵魂的”是“非遗”的本质表现。而费安玲从法律性质将“非遗”的特征理解为：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利益性和传承性。
“非遗”的价值、意义及功能方面，同志在全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优良传统与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
而韩基灿则从历史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谐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八个方面研究“非遗”的价值，并将其意义总结为四个“有利于”。刘魁立从人类视角出发，认为“非遗”具有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等重要功能与价值；而从旅游者角度出发，“非遗”可以承担认知历史、认知世界、认知特色文化的需求。朱祥贵认为，“非遗”的价值不止是工具性价值，应该在保护深层次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使人作为传承主体承担对“非遗”相应的生态义务和责任。
三、国内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国内学者对于“非遗”的发展现状有持乐观态度的，同样也有否定批判的。
刘魁立在以分析的态度对待“非遗”时表示，提高全民珍视和关怀“非遗”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张晓雁则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存消极态度，她认为由于传承、利用措施不落实，以及人们对“非遗”的忽视，我国“非遗”名存实亡。乔晓光也认为，我国“非遗”现状不容乐观，尽管文化遗产比较丰富，但也消失较快。其原因是整个社会对“非遗”的认识不够，缺乏智能资源、法规措施和抢救保护资金，并且传承渠道不畅，民俗流变冲击大。
而李春霞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做出的成绩，又指出了“非遗”的发展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1）对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够；（2）非遗保护人才青黄不接，研究民族文化的人才短缺；（3）过度的建设和“保护”开发行为，对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4）许多地方与企业表面上热衷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旅游开发之实，而以保护“非遗”为名。
时吉光和喻学才从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角度出发，认为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将“非遗”转化为物质化的东西，纳入旅游吸引物的行列，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做到实处，也是国内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
（二）我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理解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不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
1.保护主体
保护主体在有效、有序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占有不可缺的重要作用。王文章对保护主体的界定是指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保护任务，但是工作目标却是一致的，只有各级保护主体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工作才能顺利开展，王文章认为的保护主体主要有以下三个：国际组织、国家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当中则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商界、新闻媒体是保护主体，书中认为保护主体是由政府主导，他们处于传承圈之外，虽与传承无直接关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
与王文章不同的是，苑、顾二人将商界和新闻媒体也归为保护主体的范围，尤其是对商界的肯定，会牵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前景。
2.传承主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建立“人类活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中提出：实际上，创造行为是没有物质形式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间断，“人”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
所谓传承主体，王文章认为，是指民间文化艺术的优秀传承人，即掌握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技术，并且具有最高水准的个人与群体。他同时认为，保护“非遗”就是要保护好传承主体，他分别从传承主体、政府、领导干部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保护好传承主体。
陈映婕、张虎生在《完善之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中提出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的传承主体有差异也有共性，并以民间类文学传承人为例阐述了传承问题正是现在“非遗”保护的瓶颈与难题所在。现已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认定传承人，并规定了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将其不断细化深化。
（三）我国学界对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法概述
面对我国“非遗”消失和濒危的现状，2003年党中央要求文化部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保护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在对于如何保护的措施上，我国学界的观点难以一致，就以王文章为例，他提出七点，其中，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是立法保护，只有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序进行。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基本物质保障，应不断加大财政收入，加强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此外，还应将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
与之相对应的是苑利、顾军的观点，他们认为保护方法也有七点：（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2）开展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登记制度；（4）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5）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6）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制度；（7）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据库。同时，林秋朔以昆曲的保护为例，指出要积极推进民间“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适当鼓励以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产业开发。
四、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途径理论概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纯保护很难实现，单纯保护不但会缺乏资金支持，客观上也很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展现。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要引入商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明确指出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商业化经营，二是产业化开发。二者并不相同，“商业化经营”指的是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作为商品而进行的商业化营销；而所谓的“产业化开发”，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现代化技术和企业化管理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规模化生产或整体性开发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能否进入市场，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作者认为决定于该遗产原有的生存方式。至于产业化开发，作者并不反对商业社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元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的产业化开发，例如将民间传说改编成电影。作者表明保护与开发必须要“分别实施”和“同时并举”，只有这样，才可为今后的产业化开发创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非遗传承人的重要性范文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运行机理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100—6
引言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活态文化，不仅蕴涵着华夏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更承载了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它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由此前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逐步走向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强烈冲击，依靠口授身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精湛的传统技艺濒临灭绝；大量极为珍贵的实物与资料遭到严重破坏；滥用滥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经常发生。同时，由于没有完全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运行机理，对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主体、客体、载体、路径等方面含混不清、认识模糊，因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机理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实务工作中，有两个主体，即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传承人掌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呈多元化，如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商界人士以及一般民众。其中各级政府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主体，没有政府的主导，非遗的保护工作必将寸步难行，同时学术界如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关专家学者的参与对非遗的保护也起到积极作用，他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和政策研究，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保证。此外，新闻界、社会团体、商界及民众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参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广泛舆论和资金支持，这也符合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应该遵循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原则。总之，多元化的保护主体能综合运用其行政、经济、媒体、专业技术等资源，在政策、融资、舆论、法律以及学术等各个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支撑。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客体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非遗传承的对象和非遗保护的对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象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即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是指非遗的传承对象和非遗传承人，二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同等重要，有效地保护非遗传承人实际上也是在保护非遗的传承对象，在实务中往往由于忽视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而最终导致非遗传承对象的灭绝，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巨大损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最大区别在于传承的载体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人为载体，具体来说是各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该族群全体^们，是满足广大人们大众需要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大众性。非遗是传承人对精神文化的延续和传递，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传承，载体与对象是分离的，传承过程是人与人的精神交流，即口述、身体示范、观念及心理积淀等形式进行的。因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被称为“人类活财富”、“人类活珍宝”。非物质文化是以“活的形态”出现，与人本身是密不可分，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或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智慧与情感的活的载体，是活态的文化财富。_旦这种活的载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便失去了传承渠道，其传承链便发生断裂，依附于人身上的这种非物质文化就随之消失。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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