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范文篇1
一、引言
从商周到先秦，齐鲁地区历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已经文化枢纽，有着丰富的人文积淀和自然遗产。作为人文遗产重点省份，山东的三孔和泰山较早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大自然造化与人文遗产的相互作用，使齐鲁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发展特色，为当地旅游资源的形成和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整体而言，齐鲁文化对山东旅游资源的形成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建筑艺术、地域民俗这三个方面。
二、齐鲁宗教文化对山东旅游资源形成的影响
齐鲁区域宗教文化的形成，受到了殷商文化、东夷文化以及周文化的共同影响，进而形成了兼收并蓄、底蕴深厚的文化特色。不同文化类型长期融合渗透，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崇尚自然、追求本真的道家文化，主要以阴阳五行为基础，齐鲁也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山东道教名山是当地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尊享五岳第一的泰山还是道文化悠久的崂山，这些宗教文化以不同形式表现，形成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及具有道家风格的特色建筑，如泰山的碧霞祠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道教文化名胜，是山东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
同时，山东还有着深厚的佛教基础，从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到唐代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随着佛教在山东的传播，一些佛教建筑相继建成，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尤其是依托山东的自然条件，除庙宇建筑外，形成了独特的摩崖石刻以及塔林等佛教建筑，而济南长清则建有灵岩寺，被誉为“海内四大名刹”之一。灵岩寺现已成为旅游者膜拜祈福的重要名胜，对齐鲁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有“大字鼻祖”之称的石峪石刻“泰山经”，以及摩崖石刻《纪泰山铭》，更成为国内外游客争相观摩的重要旅游资源。济南历城区石塔以单层建筑结构闻名，是齐鲁佛教文化的又一特色建筑，深受旅游者喜爱。
同时，齐鲁地区还有着悠久的伊斯兰教文化，1265年伊斯兰教传入山东，并在齐鲁大地得以发展繁衍，并融入当地文化之中。齐鲁区域有著名的济南南大寺、北大寺，德州有北营清真寺，与传统民俗风格迥异的伊斯兰文化同样吸引了旅游者的目光，宗教文化和伊斯兰风格的宗教建筑为当地旅游业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三、齐鲁民俗文化对山东旅游资源形成的影响
民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一特性正是文化旅游进行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形成有着历史的积淀和淘洗，是一个不断丰富、淘汰、精炼、完善的过程。齐鲁文化有着兼收并蓄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加之齐鲁商业历来发达，在商业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齐鲁文化的交流和传统，同时也为外来文化的渗透和融合起到了有效的推助作用。齐鲁文化以泰山文化、黄河文化、儒家文化为代表，这些深厚的文化历史形成了齐鲁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由于受到不同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影响，齐鲁各地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在东部沿海区域，日照、长岛一线以渔业为主，为典型的外出经商特色；而山东东南部的沂蒙区域，则受到黄河文化的影响，在民间剪纸艺术、曲艺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艺术成就。
这些民俗文化为山东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基础，在当前开发的旅游项目中，主要有民俗节庆旅游、农家原生态旅游、渔家风情游、民俗博物馆、齐鲁美食文化游、齐鲁民俗艺术游等多种类型，这些旅游类型极大丰富的旅游者的出游体验。以齐鲁美食文化游为例，这是典型的民俗旅游项目之一，游客可以在农家品尝地道的山东农家饭，享受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在享受美食美景的同时体会当地的民俗风情，放松身心压力。而曲阜孔府的满汉全席更是世界级的美食奇珍，源源不断的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品味。齐鲁民俗旅游为山东旅游资源的的发掘注入了新活力。
四、齐鲁古建筑文化对山东旅游资源形成的影响
山东有着丰富的人文遗产，尤其是在古建筑方面形成了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这些古建筑凝聚了齐鲁文化的智慧，是了解齐鲁历史、民俗文化、地方风情的一扇窗口。在东夷文化的影响下，建筑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这些古建筑不但结构合理、造型独特，而且类型丰富，能够反映出当时政治、文化、军事、民俗等多方面的特点，同时也为现代齐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
譬如著名的齐长城修建于春秋时期，规模宏大气势可观，体现出二千五百年前齐鲁人民的建筑智慧，同时也彰显春秋首霸以及战国七雄的历史雄风，更成为当今旅游者追寻历史足迹、揽胜探幽的好去处。济南长清灵岩寺特色建筑辟支塔，体现出了杰出的建筑艺术，同时又富有深厚的民俗底蕴，辟支塔以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形成了强大的旅游号召力，成为国内外游客赴齐鲁旅游的目的地。同时，齐鲁古建筑还融合了齐国和鲁国的文化特点，反映出建筑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色，不但是中国古建筑领域的一支奇葩，更是开发齐鲁旅游资源、发展山东文化旅游的新途径。
五、结语
齐鲁文化范文篇2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着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范文篇3
由儒家文化的伦理政治类型所决定，齐鲁文化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人本主义、强烈的政治意识、重道轻器、崇尚传统、重视群体关系的和谐调适等几个不同方面的鲜明特征。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通过基本精神得以充分展现，其基本精神与我们整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有很多重叠和相通之处。
齐鲁文化的精神在本质上呈现为以“仁”、“礼”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主要是由儒家思想所决定的。孔子首先创造性地提出了“仁”，提出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原则，其后儒学沿着两个大方向发展：孟子以性善论和“良知”、“良能”的“心性学”发展了“内圣之学”，荀子则提出性恶论，强调“隆礼重法”，拓展了“外王之道”，他们共同铸造了人文主义精神，把先秦儒学提升到新的高峰。
自强不息精神是齐鲁文化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它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思想来源于早期黄河文明，其思想基础主要在于齐鲁思想家倡导的积极而有为的生活态度，人应该像天体运行那样，刚健有为，永不停息。这就是《周易》中的名言警句所表达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齐鲁文化精神的又一重要体现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中大一统的理念及整体至上的集体主义构成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它引导社会全体成员思想呈现趋同性，无论历经千难万险，都不至于瓦解，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国家统一时起着维护统一、防止分裂的黏合作用，在国家分裂的时候起着促进统一、结束分裂、维护团结的纽带作用。著名词人辛弃疾的作品生动地表达了这种炽热的爱国情怀。
崇尚气节的精神构成齐鲁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孔子“穷则独善其身”，强调“志”之于人的重要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早已成为激励仁人志士的名言警句。
齐鲁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6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8名。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土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赞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泰山一带历史上一直属于黄河流域，为齐鲁地区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之一，大汶口文化和传说中的伏羲氏、无怀氏、神农氏等都能在这里找到遗迹和资料。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归泰山的传统习俗，是那一带古民族聚居、文化发达的一个佐证。“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的最高祭典，泰山封禅据有史记载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D0余年间有8帝14次。作为文化名山，泰山仅各类石刻就有22口0处。应劭《泰山封禅仪记》存留，李白《泰山吟》“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等，都十分鲜明地彰显着泰山的人文之脉。
黄河是我们的血脉，泰山是我们的脊梁。如果说黄河文化以其胸襟博大、厚德载物的特质，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柔性之美，那么可以说泰山文化以其刚健雄伟、敢于担当的特质，展现了民族文化阳刚之美。黄河文化、泰山文化，一阴一阳而形成齐鲁文化之道，一柔一刚铸就民族文化之魂。二者与齐鲁文化相融相通、相辅相成，充分而完美地塑造和诠释了齐鲁儿女的钢筋铁骨、博襟与恢宏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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