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篇1
根据广州市城管委主任李廷贵之前的承诺,该委将于11月23日针对广州垃圾处理方式和番禺拟建垃圾焚烧厂广泛征集民意。
当日8时,数名番禺区会江村的村民赶至市城管委门口。9时30分,陆续赶来的上访居民逾千人。接访中,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表示:“垃圾焚烧厂铁定要建,不但要建,而且要多建。”如此强硬的表态激怒了等候已久的民众,在高呼“领导下来”无果后,众人转移至百米外的广州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队伍与防暴警察无过激行为。
当日15时,在警方干预下,上访民众全部离开市政府门口路面,进入相邻的人民公园。参与群访的一位市民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秩序井然,一点垃圾、纸屑都没有留下。”
位于广州“南大门”的番禺,在由番禺县变更为番禺区后,逐渐发展为广州新兴的大型社区。因与广州大学城仅一江之隔,知识分子大都栖居于此。
据了解,番禺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十年前即已启动规划,2002年由区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2006年8月初步确定选址――项目单位是“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场”,选址“番禺区大石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规划占地365亩。
广州市城管委称,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背景,是番禺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面对每日2000多吨的生活垃圾,现有的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疲于应对,预计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
当地政府认为,由于番禺区土地资源短缺,山体少,已无法找到可以建设大型卫生填埋场的地方,所以只能选择焚烧发电处理方式。因此将大石简易垃圾处理厂升级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目前最优之选。而年初番禺区政府工作报告亦指出:“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管理水平,争取垃圾焚烧厂上半年动工。”
然而,垃圾焚烧厂新址周边,坐落着祈福新、华南碧桂园、丽江花园等十余个超大型居民社区,常住人口突破30万。在这些社区的内部论坛上,业主们纷纷发帖列举因焚烧垃圾可能导致污染的大量证据,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可能产生一级致癌物“二恶英”(Dioxin)。
10月25日下午,番禺数百名业主发起一轮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抗议活动。11月5日,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对垃圾焚烧厂八公里内的12个小区展开调研,在回收的155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厂。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研究员赵章元表示,垃圾焚烧会产生数百种有毒物质,即使最先进的焚烧技术也会产生几十种污染物,其中广为人知的“二恶英”目前尚无技术可以处理。
66岁的赵章元现已退休,但一直是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人物。他表示,国内现有五六十座垃圾焚烧炉,没有一座能够正常运行,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焚烧成本过高,焚烧不划算,二是出于成本考虑,焚烧程序往往被简化,“这样比正常运行污染排放更高。”
据介绍,国家“十一五”规划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垃圾焚烧项目。因规划明年到期,不排除地方政府抢时间套取财政补贴的冲动,此乃广州甚至全国垃圾焚烧厂大量上马的根本原因所在。
11月23日群访当天,近百名业主代表受邀与番禺区区长楼旭逵对话,楼承诺:“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我再补充一句,绝大多数群众反应强烈也绝不开工。”次日,番禺区官方网站消息称,“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篇2
北京西郊的颐和山庄小区会所里，赵章元正在给居民们上课。“如果有条件，就离开这里，把家安在远离垃圾场、化工厂、加油站这些大型污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着垃圾场和加油站的北京城区示意图摊在讲台上，引起了屋子人一片哗然。
退休前，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自从去年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专家论证会上对组织者事先拟定好的专家意见书表示异议，并拒绝签字之后，他就成了六里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从1999年开始，六里屯就成了海淀区生活垃圾的填埋场，北京市政府还打算投资7.5亿，依托填埋场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是市政府在落实《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前解决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奥运会开始前完工，但现在，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地。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成了笼罩在居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文化衫，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12日责令该项目缓建，进一步组织论证，听取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会上的冲突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陷入停顿至今。北京市政府虽然并未重新组织环评，却也没有放弃继续建设这座焚烧发电厂的努力，去年11月7日，北京市颁布了新制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焚烧厂厂界距离居(村)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黄世平说，300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300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几十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5大项，20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300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述了一遍。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5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出现300米标准这条。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当“科学”遭遇民意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
圾场的选址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事实上，早在1995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电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总是相对容易些。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500米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lO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高新企业。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曾表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太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100米之外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1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
去年，当居民们闹得最激烈时，市政府终于做出反应，并拨了7000多万到垃圾填埋场，加强管理，改造工艺，专门解决臭味扰民的问题。“这个月终于好点了没那么臭了。”黄世平说，“可是，几年下来，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上，政府可谓失尽民心。以前的填埋场都搞成这样，现在你就是把焚烧厂说成一朵花，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篇3
各类生活垃圾堆积成山、不堪入目，小巷子里到处可见废旧家电被“开膛破肚”。这是几年前美国一家电视台在广东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画面中的城中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脏的村庄”。垃圾，正困扰着“美丽中国”的梦想。
“垃圾围城”日益严峻，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占地较大的垃圾填埋场越来越不够用。此前曾引起争议的垃圾焚烧发电，重新受到各界关注。
8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肯定垃圾焚烧发电，提出到2015年，中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要达到每日87万吨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
受政策春风的刺激，今年以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全国各地密集上马。业界测算，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
“旱涝保收”争补贴
目前，中国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速度正明显加快。但与过去不同，这一轮密集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地区已不仅限于北上广等大都市，许多二三线城市也在加大垃圾焚烧项目的审批和建设。
南宁市投资10.8亿余元建设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公开招标工作顺利完成；总投资8.13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广东四大垃圾焚烧电厂的环评、建设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室主任俞海对媒体表示，出现垃圾焚烧项目集中上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从长远看，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另一个原因则是垃圾焚烧属于环保产业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想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大小城镇面临“垃圾围城”困境；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对城市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武汉城管部门最新统计，仅武汉中心城区每天生活垃圾量约为7000吨，预测每年递增4%。未来数年间，随着武汉城市人口向城乡接合部扩张，生活垃圾量也将急剧增长。
业内有关专家还指出，垃圾焚烧项目上马快，是因为可以从国家拿到补贴，而且企业投资垃圾焚烧项目的利润稳定。
2012年4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布《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规定：“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的每千瓦时0.65元上网电价。”
除了享受电价补贴之外，垃圾焚烧发电厂还能享受到垃圾处理费、优惠信贷等多重政策。据悉，大多数垃圾焚烧厂难以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政策补贴还是会按合同发放到位。可以说，垃圾焚烧厂的盈利模式就是靠这些补贴，“旱涝保收”。
然而，巨大的投资冲动面前，垃圾焚烧产业的突破口关键在于技术提升。
《意见》提出，在垃圾处理方面，要大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重点发展大型垃圾焚烧设施炉排及其传动系统、循环流化床预处理工艺技术、焚烧烟气净化技术和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等，重点推广每日300吨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及烟气净化成套装备。
配套法规有局限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作用，中国的垃圾焚烧工程正提速扩展。
9月3日，武汉市陈家冲生活垃圾生态处理项目在新洲阳逻开发区内投产，意味着武汉的生活垃圾处理即将迈入“全焚烧”时代。“这个项目的投产让武汉的生活垃圾处理水平迈入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深圳等城市。”武汉市城管委建设处负责人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武汉，在中国，几乎每个省市都在建设或准备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
广州是一座被“垃圾围城”困扰的城市，番禺垃圾焚烧厂却曾遭遇争议。2009年，由附近居民发起的反垃圾焚烧运动持续了近3个月之久，项目因此一度搁置。
不过，广州并没有放弃对垃圾焚烧的研究。争议渐渐归于平静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日前，广州市城管委组织专家、媒体赴台湾考察垃圾焚烧项目。在考察报告中，广州市城建委认为：广州建7座焚烧厂不会过量。
报告还分析认为，以台北市为例，全市12个区456里9545邻，人口约262万，建有3个垃圾焚化厂，日处理能力4200吨；推行垃圾分类10多年，成效显著，但每天仍有约1800吨垃圾需无害化焚化处理，也就是说每天人均约有0.7公斤垃圾需要焚化处理。
广州市城管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支点》记者，报告是根据广州目前约1800万人口进行推算，认为广州在若干年后若和台北一样，能实现人均每天只产生0.7公斤的生活垃圾，至少需要建设日处理能力为12600吨的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广州规划至2015年建设7座资源热力电厂，处理能力为15000吨，完全符合城市发展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需要”。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台北市实施垃圾费按袋计量政策，为政策能执行，设立了多项重罚措施，比如：伪造专用袋可判7年以下徒刑，往街头行人专用垃圾桶排放家庭垃圾罚款6000元新台币的措施，等等。
目前，广州虽然制定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因各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人口结构不相同等客观原因，以及区、街的推广力度、措施方法等主观原因，虽然98%的人支持垃圾分类，但自觉参与垃圾分类、且相对投放准确的不到30%。
各区、街推行过程中，特别是在法规制定、推行方法、保障措施等方面，广州相对于台北还有很大差距。“创新精神不够强，没有很好地探索适应本街道、本社区的垃圾分类模式”。
对于台北垃圾费按袋计量所辅助的重罚，上述广州市城管委人士指出，广州市立法上限只能是行政处罚、罚款，没有刑事立法权，难以照搬。
根据《广东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对公民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的罚款不得超过100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5万元。因违规成本低，广州制定的规章最高罚款难以发挥台北相应法规的效应。
自主技术待推广
生活垃圾、餐饮垃圾及各种金属垃圾等互相混杂，给垃圾处理带来了难题。
日本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在日本，聚居区每一个门栋前，都摆放着多个垃圾桶，分别贴着可燃、不可燃、可回收、不可回收等标识，周一和周四是倒“可燃垃圾”的日子，周二倒“不可燃垃圾”，周五则倒旧报纸、瓶瓶罐罐等“可回收垃圾”。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也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然而，全球各个城市的垃圾量都与日俱增，仅仅依靠企业来完成垃圾分类的难度明显加大。
一位在湖北荆门长期从事环保事业的企业家呼吁，政府要加大对垃圾处理企业的补贴，吸引更多有资质的企业投身其中。他认为，做垃圾处理需要有门槛，一定要做到无害化。
“无害化、资源化和减容化是垃圾处理的三大目标。”华电武汉天和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宏对本刊记者说，垃圾焚烧要做到无害化，才能全面推广，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等离子体气化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不仅能“吃掉”生活垃圾，还能变废为宝。
在天和技术的实验室，记者看到了工作中的大功率等离子体火炬装置。“火炬是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核心。”张志宏介绍，若将火炬运用到垃圾处理环节，通过电弧产生高达5500摄氏度的等离子体，能迅速使垃圾中的有机成分裂解气化，经过急冷、提纯等环节后，气体中的二恶英等有害成分会被彻底脱除，最终成为洁净的富含一氧化碳和氢气的合成气。
“合成气可用于发电、供暖、制油或制造化工产品；无机成分形成玻璃体态，无重金属渗出，可以回收再利用，加工成建筑材料等。”张志宏说。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盛宏至告诉本刊记者，等离子体气化技术不是传统的焚烧技术。该技术处于国际前沿，其二次污染排放几乎为零，适用于热解生物质、城市固体废弃物、医疗垃圾、有机高分子聚合物等；熔融飞灰、石棉、电子产品、核废料等各类高危废弃物。
如今，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国约10余家垃圾处理厂运用了该技术。中科院及国内一些企业均在加紧研发，旨在打破技术封锁。
“长期以来，国内很多项目只有经济考量，没有环保考量。”张志宏告诉记者，等离子气化技术的产业化投入比建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发电厂要高，但对环境的损害却可以降到最低，这也是他苦于公司拥有技术却常常拿不到垃圾处理权的一个原因。
据悉，天和技术研发的“一种等离子发生装置及方法”等已获得4项国家发明专利，“舱室点火装置”等已获得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系列相关专利正在申请中。
张志宏表示，公司正与其他企业合作破解垃圾难题，致力将这一全新的自主技术推向产业化。天河技术除了在荆门、黄石等地建有垃圾处置项目外，现阶段已开始在广东等地开拓市场。
争相上市引资金
国内投入运营及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众多技术优势企业争相筹划上市。
“集团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上市。”该公司的董秘告诉记者，在等离子点火的细分市场上，天和技术的实力和规模排在全国前列。记者看到，在公司今年的业绩表上，正在执行的等离子改造项目有30多个。
记者还了解到，二级市场上，专业从事垃圾焚烧的企业非常少。而在IPO迟迟未能开闸的情况下，一些环保企业迫不及待地赶赴香港市场准备上市。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动力”）就是其中一家。今年以来，这家企业赴港上市的步伐明显加快。该公司一位项目负责人对外表示，一方面，上市环保核查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拟在A股上市的公司排队太长，绿色动力经过考虑认为在H股上市可能较快。
今年1月，绿色动力提交上市环保核查申请，当时其将上市地点选定在A股。5月，绿色动力向环保部提交首次环保核查申请报告。时隔3个月，8月26日，环保部宣布，绿色动力上市环保核查进入公示期。
按照该人士的说法，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支持力度大，产业政策也较明确，整个行业发展很快，绿色动力一年可以签约几个项目，因此资金需求较大。
赛迪投资顾问业务总监黄武俊表示，对主营业务为垃圾焚烧发电的公司来说，政府资源尤为重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期间利润率一般在20%到30%左右，因而，政府补贴和垃圾焚烧发电营收对公司收入的影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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