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处罚条例(收集3篇)

时间：2024-10-10 来源：

大气污染处罚条例范文篇1

【案例分析人】张式罕

【案例类型】评价类

【案例名称】中华环保敢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火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主要违法行为】工业废气排放

【违法企业所属行业】制造业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环境损害；按日计罚；惩罚性赔偿

【案例概要】山京省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晶华”）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的制造型企业，该企业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进行投产，二氧化硫浓度和氛氧化物浓度监测值均超标，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中华环保敢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于2015年3月19日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3月24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中环敢诉德州晶华火气污染责任纠纷案。目前，此案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案例启示】该案为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第一起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原旨中环联要求被告德州晶华赔偿损失、赔礼道救的诉讼请求于法百据，但我国对环境损害尚无明确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因此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诉讼，可以更有效地达到预防与遏制环境污染行为的目的。同时，通过运营成本法核算大气污染类案件的环境损害费用，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也为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执法困局提供了有效途径。

近年来，雾霾天气持续不断、水污染事件频频发生、土壤污染超标严重，面对此起彼伏的环境违法事件，2014年4月，“史上最严环保法”出台。新《环保法》提供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执法利器，以刚性的法律力量向环境污染宣战。针对环境行政执法不严、环境违法成本不高的问题，此次新《环保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结合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污染企业形成了行政执法与司法追责相结合的强大合力，通过加重污染违法成本，从制度层面扭转“违法成本低”的困境，真正遏制了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向德州中院提起了对德州晶华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联共提出五项诉讼请求，包括：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赔偿因超标排污所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赔偿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污行为所导致的损失780万元；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涉案企业德州晶华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的制造型企业，该企业共有3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进行投产，二氧化硫浓度和氮氧化物浓度监测值均超标，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中环联通过污染投诉网接到德州当地居民的举报，经现场调查收集证据，发现情况属实，遂于3月19日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次日，德州政府市长、副市长及主要领导约谈了德城区政府以及德州晶华的主要负责人，在约谈中提出四个方面的整改措施，并要求尽快对企业进行搬迁改造，争取2016年7月投产。2015年3月24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决定受理中环联诉德州晶华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并于当天下午向中环联委托律师送达了材料。目前，此案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本案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

作为新《环保法》面世后首例针对大气污染行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本案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案中，中环联共提出五项诉讼请求，除了三项基本诉讼请求，还包括一项惩罚性赔偿诉讼诉求，以及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下面就后两项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可依进行分析。

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可依

由最高院2014年12月，于2015年1月7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是配合新《民事诉讼法》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第一项司法解释。解释的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该条解释明确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为该案“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提供了法律依据。

“按日计罚”条款能否成为惩罚性赔偿诉求的法律依据

为明确按日处罚的具体实施细则，环保部随后制定颁发了《环境保护按日连续处罚暂行办法》，该办法对按日计罚的适用情形、处罚程序、计罚方式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对于解决环境保护领域“违法成本低”的痼疾而言，“按日计罚”条款可谓一剂猛药，可以有效遏制实践中常见的持续性环境违法行为。本案中，中环联提出创新性的诉讼请求，即尝试比照新《环保法》按日计罚的规定，对德州晶华罔顾环保部门数次实施的行政处罚措施，拒不改正超标排污、屡禁不止的违法行为提出了惩罚性赔偿诉求780万元。

作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惩罚性损害赔偿因其具有惩罚与遏制的功能而表现出较强的公法特性，因而有悖于民法领域中以补偿为主的传统思想。正因如此，国内不少学者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存有顾虑，但也有很多学者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有益地探索。如杨立新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有严重恶意的行为，并吓阻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郭明瑞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有利于全面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从局限于填补损害转化为兼顾惩罚、预防不法，同时惩罚性赔偿也符合社会正义观变革的要求”；还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抑制侵权行为发生方面的独特作用弥补了侵权法抑制（威慑）功能的不足，其在侵权法领域的广泛应用更加有效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从立法实践看，近些年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商品房买卖以及食品安全立法等领域，已借鉴、吸收或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近些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与损害频发，在环境侵权、环境损害救济领域，研究与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我国现阶段立法尚未规定对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按日计罚”本质上是行政处罚，其实质是体现环境违法者的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所处罚金最终上缴“国库”，而非用于对所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弥补或救济。因此，在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按日计罚”条款不能成为中环联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的直接法律依据。

案例启示

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诉讼

中环联基于行政处罚的规定提出民事惩罚性赔偿诉求，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恶意排污行为的遏制与打击力度，是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同时也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建议在环境诉讼过程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首先，惩罚性赔偿能够尽可能实现对环境损害的全面赔偿。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是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然而由于环境侵害具有潜伏性、损害范围广、实际损害难以确定等特点，特别是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中，有限的赔偿范围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实际的环境损害，进而导致环境损害难以得到充分救济。此种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可以很好地补充补偿性赔偿适用的不足，起到尽力实现完全赔偿损害的作用。

其次，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制裁具有主观恶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侧重于考察加害人的主观恶性，通过对不法行为人施加更重的、超过被害人实际损失以外的经济负担或赔偿数额，从而达到惩罚与遏制的功能。由于企业持续性排污的环境违法行为屡见不鲜，针对此类行为实施的行政罚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的空白，然而仍有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如前述，行政罚款的本质与目的是实现有序的环境行政管理秩序，而非对环境损害的弥补；从现实执法角度考虑，行政执法不严、执法手段有限与处罚数额偏低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违法成本低”现象，制约了环境行政罚款责任方式的实现。本案中的德州晶华在多次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罚款后，仍继续长期超标排污。如不对长期、恶意违法超标排污行为施加惩罚性赔偿，不仅不能达到惩戒侵权人、使其充分承担环境损害责任的目的，亦无法威慑潜在的环境违法者。因此，无论从行政罚款自身的性质、功能，还是从现实执法的角度考虑，环境行政罚款均无法从功能上替代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损害救济中的作用。

再次，预防功能为惩罚性赔偿所特有，也是传统环境规制手段无法比拟的。虽然弥补环境损害、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是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的与功能，但针对潜在侵权人和潜在侵害行为的威慑及预防亦不容忽视。预防、阻却环境与生态损害的发生，不仅是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与价值追求，更应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体现、运用。在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中，通过加大侵权责任人违法的成本支出，使违法污染环境的责任人意识到抱有侥幸心理、试图规避法律惩罚的违法排污行为不仅无利可图，反而可能会承担加倍赔偿等更加严重的不利后果，进而达到从经济源头上增加违法成本、抑制侵权人试图逃避污染治理责任等违法冲动的目的。

无论是运用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手段，还是采取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制度措施，均无法替代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损害救济领域所具备的补偿、制裁与遏制等作用与功能。面对传统机制在环境侵害规制中的功能缺失及严峻的环境现实，引入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做出合理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

根据运营成本计算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

如何确定环境损害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也是环境案件“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环境损害日趋严重，然而由于缺乏完备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法律制度，无法有效、科学、合理地对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所造成的生态与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致使环境污染受害者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赔偿，更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之功效。同时，由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难，很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根本无法推进。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是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推进环境损害评估与鉴定工作，环保部曾在2011年5月出台《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将生态恢复和污染修复费用纳入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为开展和推进环境污染损害评估与鉴定提供指导。同年，环保部的《环境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1版）》，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备受关注的江苏泰州1.6亿元“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正是按照上述推荐方法制定的检验报告。环保部在2014年10月24日又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对原推荐方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和细化。

最高院“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参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中环联按照德州晶华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投入及运营成本来计算损害赔偿费用，按照1条脱销生产线设备投入成本320万元、每年运营成本50万元计算，被告有2条生产线均未安装脱销设备，并自2000年开始生产，得出损害赔偿费用共计2040万元。由于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大气污染物的流动性、迁移转化性等原因，大气污染这类案件很难通过科学的模型确定出具体的损害赔偿数额，司法解释提出的运营成本折算方式为环境损害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此次，中环联首次运用运营成本折算的方式计算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或许可为大气污染类环境公益诉讼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以缓期抵捆、环责险等制度创新赔付金额履行方式

环境损害往往造成多种权益受损，除环境要素被污染、生态遭到破坏，往往还造成公民的人身、财产的重大损失。一旦发生索赔，许多排污者无力承担，从而导致企业破产以及受害者的损失无法弥补。尽管我国一直在努力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但这两项制度在实践推行中仍面临诸多困难。本案中的德州晶华近几年一直面临企业效益低下的困境，拖欠职工工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问题时有发生，接近3000万元的索赔额很可能使德州晶华走上破产之路。

最终的巨额索赔并非真正的目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能动的司法实践、环境诉讼过程，起到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补强与监督作用，对被侵害公众的环境利益进行救济，从根本上唤醒企业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和环保维权意识。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索赔数额中，泰州中院审理的常隆农化等6家企业污染案中，原告提出的1.6亿元索赔，是迄今为止赔偿额度最高的。二审中，江苏省高院创造性地设计了促进企业守法与改进的“缓期有条件抵扣”规则，“一方面允许企业申请延期一年缴付40%的赔付资金；另一方面在实地踏勘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引导企业自行实施技术改造，如果技术改造产生实际效果，可以凭借环保部门的守法证明、技改验收意见、技改投入财务审计报告，在40%额度内抵扣赔付金额。”在赔付金额的履行方式上，这样的设计可谓神来之笔，既能引导和鼓励企业主动实施环保技术改造，从而有效降低环境风险，也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在进退有据的实现方式上得以彰显，对于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判例性意义。或许江苏省高院的做法可以为德州市中院所借鉴。

同时，我国也应当积极推行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实施以强制环境污染责任险为主，任意环境污染责任险为辅的模式：一方面，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重点行业及领域执行强制环境污染责任险；另一方面，对于污染较轻的行业实施任意环境污染责任险，企业自愿决定是否投保，国家通过激励措施，引导企业积极发展。

以环境公益诉讼促进环境行政执法

环境执法主体主要指环境行政机关。然而，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认为，行政执法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公权机关。按照法律实施的主体，我国环境执法主体也可分为公力实施与私力实施法律。环境行政机关通过日常的环境监督管理与执法活动，执行和实施环境法，是公力实施的最重要主体。然而由于执法技术与能力、成本、效率、手段等诸方面的限制，面对复杂多样的环境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单轨制”的环境法实施机制已力不从心。作为环境权的重要主体，公众既是良好环境的受益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他们最了解、关心其生存的环境状况，也是推动环境法实施的最根本的动力来源。因此，以公民个人或环保组织为主体的私力实施环境法，可以有效弥补公力实施的不足，并与公力实施结合形成“双轨制”的环境法实施机制。

大气污染处罚条例范文篇2

立法的必要性

《条例（草案）》说明中提到，现行《北京市办法》（简称《实施办法》），自2001年实施以来，为本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持。本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不断下降，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但居高不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及不利的地理气象条件、周边地区区域传输等，使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2013年国家实施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与新标准相比，本市有5项污染物超过标准，其中PM2.5超标一倍多，与国家首都、宜居城市的地位存在很大差距。采取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已成各界共识。特别是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为全面落实国务院要求，本市也及时制定了《北京市2013年—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以更大力度推动大气治理工作。

《条例（草案）》说明中指出，目前，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入了以治理PM2.5为重点的新阶段，在人口和机动车数量持续高位增长、工地开复工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大气污染治理难度不断增加，并已成制约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现行《实施办法》的相关制度措施却难以满足新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尚未与大气污染防治有效结合、机动车污染防治制度滞后等。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立法完善上述制度。

另一方面，《实施办法》所依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修订中，短期内不能出台，且国家法针对的是全国情况。鉴于此，本市迫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对独立的地方大气污染防治立法，解决大气污染防治中具有地方特色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制定新的地方法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替代现行的《北京市实施办法》。

立法的主要思路

《条例（草案）》说明中指出，要着重构建政府主导、排污单位具体实施、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在制度构建上，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以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为主线，以控制PM2.5污染为重点，将大气污染防治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由注重末端治理向注重源头治理转变，由浓度控制为主向浓度与总量控制并重转变，由注重企业治理向企业治理与区域、行业治理并重转变。特别是近期“国十条”的出台，及《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制定，涉及许多新的政策措施。在立法条款的设计上，《条例（草案）》充分考虑了与国家相关政策措施的对接，力求使本市的大气条例更具操作性，为大气环境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此次立法过程中，《条例（草案）》着重从可操作性上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把握大气污染的形成原因、对应措施、治理目标的关系；二是理清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政府、企业、民众、第三方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是注意对相关制度进行综合考量，争取做到目标科学、结构合理、内容适当、效果可控；四是理清社会关系和技术手段的关系，通过规范社会关系，促进技术手段的进步和使用。

立法的重点和亮点

《条例（草案）》共八章96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大气污染防治责任。构建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体系，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主体相互关系。政府负总责，制定环境质量和污染减排的目标、政策和标准，明确不同部门的管理职责，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管。企业和社会主体承担减排主体责任，负有减排义务，采取各种污染减排措施，落实减排任务。社会主体有义务保护大气环境，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减少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二是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条例（草案）》明确提出对主要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并规定了总量控制的主要制度和措施。一是确定总量控制的基本内容和原则。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机动车数量实施总量控制。二是核定企业排放总量，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三是明确总量指标来源渠道，确定排污交易制度。规定已建成项目通过环保部门核定取得，新建项目可通过市场购买或企业自身减排取得。四是实施建设项目总量控制前置审批制度。规定新建项目的总量指标取得办法由环保部门制定，改建、扩建项目的总量指标必须在环评审批前取得。同时规定环保部门审批环评文件时，必须遵循减量替代原则，即企业取得的指标量大于实际排放量。五是实施区域限批制度。对未完成总量控制任务的区域和行业暂停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是针对不同污染物来源，设定相对应的控制措施。针对固定污染源的特点，规定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一是工业企业集中治理。《条例（草案）》规定，新建工业项目应按照规划进入相应的工业园区。二是控制燃煤总量，消减燃煤总量。继续规定对燃煤实行总量控制，通过划定和严格管理禁止使用燃煤区，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等手段控制燃煤增量，减少现有燃煤存量。三是逐步淘汰高污染企业。规定制定高污染行业调整、工艺和设备淘汰名录时，应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和本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针对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特征，加强对使用行为的监管。一是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在密闭空间或设备中进行。二是对石化和加油站等企业和单位，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泄露和挥发。三是着重强调了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的使用情况的记录。

针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特点，实行从生产到报废全过程监管。一是把好新车准入关，明确汽车生产厂商对新车的质量保证责任。规定了汽车生产厂家在本市销售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新车准入的环境保护标准，并保证在规定的耐久性期限内稳定达标，对不能达标的，取消其在本市的销售资格。二是确保在用车达标排放，规范定期检测等行为。明确了机动车检测机构、机动车所有者和使用者在定期检测中应承担的义务、遵守的规范。三是减少高排放车辆，淘汰老旧机动车。规定对超标排放、不符合在用车强制性规定的车辆，应当依法强制报废。四是增加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规定。规定了在本市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控制制度。

针对扬尘污染特征，实施行为控制。一是明确扬尘控制范围，将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河道整治及建筑拆除等施工工程、物料运输等活动均纳入控制范围。二是细化污染控制措施，按照来源，分别明确了各类产生扬尘的活动应当采取的措施。三是明确建设单位在防治扬尘污染中的责任，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工程承发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防治扬尘污染的责任。

四是完善监测技术体系。环保部门负责统一监测、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排污企业必须自行监测，排放量大的企业还必须安装在线监测并自行污染物监测信息。环保部门组织监测网络进行监测，并公开监督监测的数据信息。

《条例（草案）》分三种情况分别加大处罚力度；一是针对现行规定罚款额度过低的问题，对上位法没有规定的行为，提高了罚款额度，最高可罚50万。二是对需要立即停止排污的，规定了查封排污设施的措施。三是对屡犯不改的情形，规定了加倍处罚制度。

《条例（草案）》说明中说，《条例（草案）》与现行实施办法相比，理念有所转变，制度有所创新，更加符合本市新阶段大气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一是针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的现状，设置总量控制专章，明确了对机动车数量和燃煤总量进行控制。二是针对颗粒物污染突出的实际，细化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定，增加防治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的防治内容，专章设置“污染物扬尘污染”。三是针对违法成本普遍偏低的现实情况，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处罚额度，增加加倍处罚、查封等措施。

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十方面意见和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认为，《条例（草案）》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以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为主线，将大气污染防治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由注重末端治理向注重源头治理转变，重点规定了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并针对燃煤、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工地扬尘等不同污染源，设定了相应控制措施。《条例（草案）》基本成熟，突出了首都特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以下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是关于基本原则。市人大常委会认为，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两者兼顾，如不能兼顾，应明确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原则。此外，部分专家提出，应当增加“污染者担责”和“公众参与”的原则。在防治方法上，应对污染物排放实施从源头到末端全过程控制。

二是关于政府职责。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保障。本市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老旧机动车淘汰等，均需要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应当在法规中增加保障财政投入的内容。

三是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市人大常委会认为，为使环评制度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切实发挥作用，确保建设项目符合本市大气环境要求，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明确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其他行政许可前置条件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制度刚性。

四是关于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市人大常委会认为，为了保护居民身体健康，应对重污染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本市应加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制定应急预案，增加土石方作业和露天停工等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完善应急预警和应急管理相关内容。

五是关于总量控制。市人大常委会认为，要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实施总量控制，是本市实现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应对相关内容予以完善，增强可操作性。在调研中，部分专家学者提出，应明确实施总量控制的主要污染物种类。有专家学者还提出，总量控制制度作为本市大气污染防治基本制度，其具体目标、要求和排放总量指标取得途径，应向社会公开，并应明确逐年减少排放总量的要求。

六是关于防治固定源产生的大气污染。建立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制度是本市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燃煤总量的重要措施。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等规定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可通过法规予以进一步规范和固化。《条例（草案）》规定了本市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对高污染行业进行调整。市政府相关部门建议，调整的高污染行业范围应与国务院有关文件相协调，增加禁止新增炼焦和有色金属冶炼项目的规定。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对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大气环境的原料和产品进行源头控制，可降低末端监管的成本，有利于促进企业达标排放，应充实挥发性有机物产品标准的相关内容。

七是关于防治机动车排放污染。调研中有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提出，《条例（草案）》规定的机动车数量调控政策，应当单列一条。同时，调研中还发现，本市目前仍有1.9万辆在用高排放黄标车。据测算，每辆黄标车的排放量相当于14辆达到国IV排放标准机动车的排污总和。市人大常委会认为，为落实国务院统一部署，应在条例中明确本市将限制高排放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规定。

八是关于防治扬尘污染。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中规定将施工扬尘违法行为纳入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作为招投标的重要依据。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应予以固化。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监督管理，应要求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系统，杜绝道路遗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