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概念(6篇)

时间：2024-05-30 来源：

人口老龄化概念篇1

关键词：老龄产业；问题；对策

1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关于老龄化国际上的定义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到2000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0.3％，可以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我国人口已经面临老龄化形势。2006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1.4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1％。据我国学者预测，到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3.1亿，占总人口比重20.42％；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高达4.37亿，达到人口总比重的31.2％。“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老龄人口的迅速膨胀以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日益膨大的老年消费群体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老龄产业的发展将不仅有刺于老龄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且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而研究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老龄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严重滞后于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老年消费群体的巨大需求。

(1)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缺少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指导。

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基本制度作支撑。尽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认同老龄产业必须走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但到目前为止，针对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进老龄事业的产业化发展，还缺乏一套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路和行业规划。老龄产业涉及到我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包括生产、流通经营、消费等各个环节，涉及工商、民政、老龄委员会、财政、劳动、社会保障、计委、国税、地税、物价、银行等许多部门，这样就导致在老年保障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政出多门，难以协调统一，缺乏互补与合力的问题。费用征收、银行贷款、财政资金支持等具体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以落实，社会企业、个人兴办老龄产业投资审批手续繁杂，优惠政策不落实，投资者在财税、金融、地税、信贷等方面很难得到相应的支持。政策与资金的双重缺位，造成目前老龄产业发展后续乏力，使当前老龄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规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2)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程度低，覆盖率低，社会养老概念差，家庭养老概念重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老龄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由政府和企业“包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一种低水平的全民福利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它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进展相对缓慢和滞后。因此，尽管改革以来我国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均有显著提高，城镇职工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也随之增长，但由于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一些制度和举措尚未落实并实施，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又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如退休金、养老金的拖欠，医疗费用报销难等)，都无形之中增大了老龄人口的后顾之忧，严重抑制了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使相当一部分现实购买力转化为储蓄，老年人口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且增长乏力，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3)老龄人口消费结构单一和消费需求不足。

首先，我国老龄市场具有其特殊性，老龄人口的消费行为具有平稳化和退行性特征。老龄人口消费模式多为理智型的消费类型，大部分支出是用于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消费支出比较少，因此拓宽老人消费结构是中国老年产业发展的关键。其次，传统观念影响老龄消费需求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消费观念陈旧、落后，消费结构不合理和消费社会化程度低。老龄消费重积累、轻消费。高层次需求不能有效满足，精神文化消费较少；重子孙，轻自身，很多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大部分都用在子孙身上。老年人的消费主要集中于生存资料消费、物质资料消费，而享受性、发展性资料的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生态消费、服务消费比重太小。

(4)老年用品、服务及休闲文化领域发展滞后。

首先，老年用品供给短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生活用品，如老人床垫、手杖、轮椅等以及辅助商品如老花镜、助听器、假牙、假发等，即使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也很难找到老年消费品专卖店，即使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保健型、方便型、舒适型商品也少之又少。其次，在老年服务业领域，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是滞后中的滞后。再者，在老年休闲文化领域，日前我国老年人的娱乐场所主要是在家里、马路上和公园里，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年人闲暇时间充裕，可自由支配收入高，老年人的精神追求和个人文化发展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专门针对老年人休闲娱乐市场的潜力巨大。

(5)养老机构缺少行业规范问题颇多。

①报批程序不到位，便急于仓促上马，留下隐患。②入住率低，经济效益低，亏损面广。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急需老龄机构的扩展，但现在市场供给与社会需求相差甚远；另一方面，老年公寓建好后都大量闲置，造成浪费。更重要的是，低入住率及其他原因造成政府投入的有效回报率降低，投入效益得不到实现。进而迫使许多社会力量撤出或不进入社会福利服务领域，严重影响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③将老年公寓集中在远离人群的偏僻郊区，不利于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及参与社会的发展。许多老年人产生“已被隔离”、“打入另册”的感觉。加上这样的老年公寓价格一般都比较昂贵，一般老人住不起，致使一些已建成多年的老年公寓至今无人问津。④缺少统一行业标准，服务人员素质尚须培养和提高。许多省市的养老机构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对其服务质量无法测评和监督。大多数老年机构的管理和服务人员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或专业技术培训。这在护理老年人，特别是护理生命脆弱的高龄老人时是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3推动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

3.1建立并不断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

从国际经验看，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都起着扶持、指导、催化作用，建立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老龄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完善的立法规章制度，必将为老龄产业顺利发展提供法律依据。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制订相关的法律文件，为集体、个人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组织及个人在我国国内兴办为老服务机构提供政策依据，也使负责这项工作的老龄或民政部门有章可循，便于操作。

同时，应在调研、试点基础上，尽快制订统一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实施办法，为各地方制订和实施老龄产业政策提供参照依据。政府有必要在老龄产业发展初期，根据老年人需求的成熟状况和老龄产业领域的发展特点，将老龄产业的发展加以正确定位，分阶段适时出台有关政策和措施，制定出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使得老年人的大部分需求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

3.2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口的购买力

制约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基本障碍之一，就是老年人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购买力有限，“未富先老”。老龄人口收入的增长有赖于老年人口保障水平的提高和老年人口保障机制的健全，提高老年人购买力水平的一个根本举措就是要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保证并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障水平，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加大对老年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把商业医疗保险定位为对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重要补充，多元化运作医疗保险基金，发展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加快经济发展，协调好代际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尊老敬老的精神文明建设，保证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得到合理的经济赡养，解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3.3加强消费教育，引导老年人转变消费观念

老年人消费观念更新与否，也关系到老龄产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要促进老年人消费观念转变，必须让老年人意识到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适度消费是必要的。今后不仅要加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力度，还要扩大老龄产品和服务的宣传范围，积极引导老年人更新消费观念；同时应加强消费教育，提高老年人消费能力。其中包括：第一，加强基础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和终身教育，提高老年人自身文化水平，如开办老年大学等。第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帮助老年人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增强维权意识，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第三，通过多种形式，向老年人普及消费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消费。

人口老龄化概念篇2

关键词：风景园林；垂直农场；老龄化；养老模式

中图分类号：TU985.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中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中期，环境资源瓶颈效应突显，城市的新一轮发展迫切需要转入内涵式、集约化的轨道，城市中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垂直农场”成为一种相对可能的选择。“垂直农场”是一种将农业与建筑结合的特殊形式，它打破了农田与城市景观对立的传统观念，将生产性景观引入城市，为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绿色空间。[1]由于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使我国在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大。现阶段我国有大量的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而该机构在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人文关怀方面提供的服务相对欠缺，容易使老人的身心健康受到负面影响。如果将“垂直农场”的理念引入到养老院的建设中，景观结合生产，将会创造出绿色、健康的新型养老空间。

一、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问题

老龄化是21世纪三大世界性难题（全球变暖、全球反恐、全球老龄化）之一，人口的快速增加和老龄化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之内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和过程”[2]。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老龄化省份已达26个。到205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超过4亿，即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3]

据中国城市老人养老意愿调查，目前我国老人普遍接受的养老方式有居家养老（61%）、敬老院养老(14%)、社区养老（12%）、老人公寓（10%）和异地养老（3%），其中居家养老最受欢迎，包括与儿女同住、夫妻二人居住和孤寡老人独居等几种形式。然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计划生育政策后遗症的逐渐显现，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越来越暴露出不少弊端，比如独生子女夫妇同时赡养小孩和双方四个老人，无论在精力上或经济上压力都很大；而老人独居在季节变换和有突况时安全存在很大风险。

养老院作为继居家养老之后的第二种方式，也陷入难以推广的尴尬境地，主要有养老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等方面的原因。另外，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子女把老人送往养老院的行为意向。

二、构建以“垂直农场”为依托的新型社区养老模式

由于当前的养老环境存在种种不足，笔者提出一种全新的以“垂直农场”景观构建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模式（图1）。该模式将“都市托老所”、“垂直农场”等新理念应用其中，灵活地重组老人、子女、社区养老机构与志愿者之间的关系，重新加强老人与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纽带，创造了绿色健康的养老空间。每日适当的耕种活动又能让老人重新收获社会认同感，是一种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表现。

“都市托老所”类似于幼儿的“日托所”，在老人日托所里，子女可以早晚接送，既解决了子女白天外出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后顾之忧，又为老人提供了相对熟悉的居家养老环境和伙伴。叮嘱老人按时吃药、听老人倾诉心中的苦闷、甚至调解家庭纠纷都是托老所的日常工作。老人在身体得到护理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慰藉。

随着网络版“开心农场”的风靡，北京丰台区、重庆荣昌县、济南长清区等地的养老院纷纷开辟了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农场里种满了瓜果和蔬菜，而养老院里的老人正是农场的打理者，实现了回归田园的梦想。但毕竟此类农场都在偏远郊区，离城市路途遥远，满足不了大量老人的需求。“垂直农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城市中大多数老年人的此类诉求。“垂直农场”的概念在199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学家迪克森（DicksonDespornmier）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移入高层建筑，以减少对自然土地侵占的技术。[4]垂直农场的特点可概括为“集约、高效高产、环保、安全”的特点。[1]笔者将生产性景观与垂直的农场概念融合在“都市托老所”的建设中，在为老年人提供新颖、健康活动场所的同时，又能提供安全、新鲜的食品。

图1以垂直农场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模式“都市托老所”与“垂直农场”的结合，不仅满足了老人休闲娱乐的需求，也是其与家人、与社会交流情感的平台。老人平时可以带家人前来，共享田间劳作的乐趣；在丰收的季节，更是可以共同采摘果蔬，下厨烹饪，享受天然健康美食和天伦之乐。同时该模式尝试建立以学生志愿者为主的志愿服务模式。学生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还可在“垂直农场”里劳作，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而言，得到了学习农业知识的机会。这也是让老人发挥余热，利用他们的农业知识和生活的阅历对下一代言传身教。“垂直农场”成为传统农耕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

三、都市托老所的营建——以南京南湖社区为例

人口老龄化概念篇3

2005年下半年，香格里拉酒业和北京龙徽酒业也分别推出70年老树葡萄酒和30年、20年、15年树龄葡萄的中国红葡萄酒。

在笔者看来，在葡萄酒行业以概念炒作的的宣传并不鲜见，年份酒、单品种酒、产地酒、庄园酒在当今国内葡萄酒市场上轮番坐庄流行，当今年的“长城假年份酒事件”让葡萄酒行业“很受伤”之后，行业的鬼马人士开始酝酿新一轮概念炒作，不过，这次是推出云南红在去年炒作过的“老树”概念。

关于“树龄”概念，怀来的某个酒厂也搞过，大概是见证30年树龄什么的。但是笔者不禁要问云南红35年树龄的老树到底有多少，年产葡萄有多少，这样的酒他做了多少？龙徽中国红的30年老树葡萄有多少，年产葡萄有多少，这样的酒又做了多少？对于香格里拉，我只想问70年树龄的老树葡萄有多少？恐怕中国很少有葡萄园的葡萄树龄能达到30年吧，更别说70年了。某葡萄酒专业网站的总编辑更是笑言：“70年？有吧，不过几颗葡萄藤而已，能产多少酒？至于中国红30年树龄的葡萄园又有多大，他（厂家）可以告诉我吗？或者你认为标了几十年树龄是否都是用这些树的葡萄原料？”

无可否认，树龄的大小跟酒的质量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树龄越大的葡萄树，产出的葡萄质量就越高，也就是说葡萄酒质量越好。因为树龄越大的葡萄树，它的根系越发达，它就可以从地下吸收到更多的物质，拿法语来说就是TERROIR。不过随着树龄的增大，产量也就一直下降。为什么说30年左右的葡萄树比较好，那是对葡萄酒生产者来说的，因为这个时候，生产者既能有很好的收成，又能酿出很好的葡萄酒。

说到30年老树葡萄，我想不得不说明一下：一棵葡萄树要长到30多年，要经历很多风雨是非，现在土地是交给农民种的，不是说你让他留着葡萄他就愿意留，他们也要考虑吃饭问题，考虑经济收入问题，当然这个影响很宏观了。现在以我所了解的沙城地区的一些地方而言，多数葡萄长到7～8年就已经不能结果了，必须铲掉补种。这就是种植问题了。

当然，我也并不否认树龄为葡萄酒带来的增色。比如法国也有以“老藤”作为产品亮点的，如DomaineComteGeorgesdeVogue的Musigny，都是近百年的劳滕，并在酒标上标出老滕字样。但是，是其心态和目的绝对与炒作无关，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老滕！体现的是一种庄主对自己老滕葡萄酒品质的肯定、信赖和绝对自豪，以及彰显其个性和特色。

其实不论是年份也好，庄园也也好，亦或产地、品种、树龄都不是单一构成佳酿的惟一条件，并不是这个年份好，葡萄也就好，得看树龄是否达到最佳生长年龄，比如5年以上的葡萄才是酿酒的基本要求，即使当年年份再好，但是树龄不够，也出不了好酒。因此，就单一概念而言，对于葡萄酒而言绝对是个模糊的印章。

不论是香格里拉还是中国红，就应该把这个印章清晰化，让所有的消费者都消费的明白，与此，厂家乃是任重而道远！

人口老龄化概念篇4

1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人口老龄化在概念上指的是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中，因为年轻人口的数量降低、年老人口的数量相对的增加而引发的老年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增加的一种动态过程。在1956年联合国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结果来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表示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而在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也确定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征

2.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我国是人口数量众多，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2012年，我国六十岁以上老龄化人口数量，已经高达1.67亿人，其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1/8，已经是高于联合国制定的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1/5。这个结果是，我国已经成为当下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化人口超过亿的国家。2013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2014年，根据调查，我国国内人口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人口数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

自从我国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以来，社会人口已经呈现出老年人口的基数过大大、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老年人高龄化、失能化以及空巢老人数增长趋势明显的形势特征。我国不仅已经明显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十分严峻。

2.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2.2.1呈倒三角人口结构，老龄人口的数量十分大，而且还呈现出明显的高龄化趋势

因为我国一直以来的人口基数相对较大，而且在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冲击，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提升，国内的人口平均寿命有了较大的延长，因此也带来了老龄人口的每年增加。

2.2.2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发达，未富先老

在普遍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在社会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发达的时期才会出现，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已经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但是，我国却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下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带来的问题会越加严重。也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发达，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所需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条件，因而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2.3老龄人口在城乡、地区之间分布不均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明显的二元性特征。我国城市老龄化发展进程快于农村。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城镇老龄化比例为7.3%，农村为6.3%；而近年来，伴随着农村中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出逃农村，涌入到发达地区的城市中，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比例下降，但这种情况却是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

另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其人口已经是进入到了老龄化阶段。特别是，北京市、上海市等一线城市，其老龄化问题的程度更是超过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而与东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则相对较低。

3人口老龄化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降低人力资源供给量，影响人力资源年龄机构，影响人力资源质量，减少优质人力资源，对劳动力市场和未来的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种种效应直接扩散到微观的企业层面，难以避免地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乃至于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3.1颠覆旧式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

过去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强调的是责任、承诺、执行、自我激励和管理，这些在老年员工身上都不难实现。老年员工的问题是时间、智力、体力、关怀和宽容度等方面的管理。而在这些方面，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工作已经与逐渐老龄化的员工年龄结构不匹配。随着人口老龄化，企业里中老年员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年轻员工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员工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倒三角形，员工队伍整体的能力、需求、长处、缺点等各方面将逐渐发生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应该随之改变、更新，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适应逐渐老龄化的员工年龄结构。

3.2人口老龄化会带来技术传承问题

人口老龄化使得员工年龄结构逐渐变化，当企业内员工年龄结构呈现倒三角形时，即老龄员工所占比重大，青年员工所占比重小，则可能存在技术传承的问题。不少年轻员工仅仅具有知识上的储备，缺乏实践经验，工作胜任能力不高，尤其是一些依靠多年磨炼的技术性工作。对于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年龄结构倒三角形明显的员工队伍，往往由于众多资深老龄员工的陆续退休而大大影响甚至中止了对年轻员工及新进员工的技术指导和经验传授，尤其是那些需要长年培养、磨炼的技术性工作。

3.3影响企业的组织行为

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行为。企业领导者的老龄化将使企业以更稳健更保守的方式应对市场的变化，这会使企业稳步发展，但弊端同时存在。由于领导阶层的老龄化，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往往比较弱、比较迟缓，这很可能会使企业错失改革的良机或者在改革上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自身和企业内部的阻力。领导者的思想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组织文化的取向，而当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有更加长远的目光看待老龄化出现在企业中的问题，建立起一套具有良好运行人力资源模式，这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

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4.1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特点及员工队伍具体情况，积极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与时俱进，积极适应逐渐老龄化的员工队伍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只有让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及策略与员工年龄结构相匹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4.2灵活设置工作内容及工作方式

以更大的弹性安排工作，灵活对待年长员工随着年龄和资历的增长而增长的不同需求，以更大弹性的制度去适应年长员工工作生活方式的变化。

相对于年轻员工，年长员工体力、精力较不充沛，而具有成熟、丰富的技术经验。企业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水平、不同工种的员工的不同需求、不同能力、不同特质，提供灵活的工作机会、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使得不同的员工在工作中有更大的选择性，将有利于他们更加高效、更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长处，从而促进企业员工队伍整体工作效率的提高。

4.3实行弹性退休政策

弹性退休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员工老龄化的问题。企业在允许劳动者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与收入等方面采用具有某种弹性的较为灵活的退休政策。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实行弹性退休政策，具有以下方面的有利影响：

人口老龄化概念篇5

人类社会迈入长寿时代

很多人曾认为，人老了就不中用了，就要等吃等喝等别人照顾了，所以老人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这种认识对不对呢？环顾四周，无论本土还是海外，年长者确实越来越多，不再是“人活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以上，甚至活到九十岁、百岁的都大有人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到了从未经历过的长寿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曾提出一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而30年过去，全球近1/3的国家已经达标并且向深度老龄化发展。预计到2030年，多个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超过1/3的人口将是65岁以上的年龄群体。2050年之后若干年，中国也将进入这一行列。年长者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社会的主体人口，这样的时代亘古未有。如果提出一个全球进入长寿时代的标准，如65岁以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的1/3或1/4。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都将进入长寿时代。

人类文明的早期，即前工业时代，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很低，均不足30岁，中期即工业时代，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而当全球进入信息时代，许多国家的人均寿命都超过了70岁，日本超过了80岁。21世纪内，医疗技术的进步有望将人类寿命延长30%或更多。可见，科技和制度的系统化、全球化的演进与全球社会中人类寿命的普遍延长有着因果关系，普遍长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寿时代相对于短寿时代而存在，它将人类的历史以普遍长寿与否划界，在未能达到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一个旧文明时代，在达到了普遍长寿的时代是人类的新文明时代。

新概念挑战老思维

用长寿时代这个新概念来替代老龄社会的旧概念，必然发生一些重大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变“老年人”的定义

迄今为止，定义老年人只有一个“年龄”指标，尚无“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的指标。目前的医疗卫生技术可以度量出不同年龄段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平均水平，如果用这个平均水平来衡量，某些八十岁的年长者仍然具有四、五十岁的人的平均智力水平、记忆力和体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四、五十岁的人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都已经衰退到平均六、七十岁人的水平了。

若将这些可测量的科学指标辅助年龄指标来定义老年人，那么，“年长者”与“老年人”将成为两个不同概念。“年长者”仅指年代年龄，而“老年人”则是生理心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的衰退达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称谓，或者说指的是功能年龄。于是，那些虽然并不算年长但是机能已经衰退的人就成为功能性老年人，而年长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高寿却还有着青年人一样的体力和智力，他们的功能年龄远低于年代年龄，可以不进入老年人行列。

其实，按照年代年龄来定义老年人的“传统”并不久远。一是来自于社会养老保险关于退休年龄和退休金的规定，二是来自于1956年联合国的某项研究提交的标准。

这些标准只看一般性或者平均状态，是典型的工业社会思维。而不以统一年代年龄而以生理心理和活动能力的平均衰老程度为标准来标定老年人，可能会发展成为长寿时代的一种新观念和新标准。

从日常经验中，人人都能理解和认识年长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但是每个个体一旦到了60岁，就会被社会以年代年龄的群体标准划定为老年人。若将标定老年人的权力从社会归还给每个个体，就能激励每个人为自己的功能年龄低于年代年龄而继续努力，对人类新文明的建设更具有难以预期的积极效果和推动作用。

改变传统认知

如果以功能年龄标定老年人，“年长者”和“老年人”就成为有联系但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60或者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功能年龄低于年代年龄（实际年龄）的人数越多，传统观念中的“老年人”就越少。那么，各国的人力资源和人口结构就会发生新的变化。

源自日本的一个词——熟年，可以拿过来作为这一类人的社会总体标识。只是，“熟年”的概念里只有年代年龄没有功能年龄，若加上后者，即功能年龄相当于45-64岁的年长者，那么，“熟年”群体就会大幅度拓展。

意大利的社会学家也曾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在只有年过76岁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61-76岁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能算是老年人，应该称之为“新老年”。意大利98%的“新老年”认为自己的人生并未步入晚年，人生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他们的工作能力、消费水平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较，不仅毫不逊色，甚至还更胜一筹。

“熟年”也好、“新老年”也罢，都指的是年长者中功能年龄低于实际年龄的人，他们不受实际年龄的制约，可以自我选择合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尤其在网络时代，平均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在人生的任何时段都可能通过学习从头再来。所以，年长者中的“熟年人”、“新老年人”，不再是无用、负担、包袱和弱势的代名词，而是工作和生活的新型创造者，是推进人类新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他们的努力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和提高。

熟年人“财富”何在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1996-2010年期间，55-64岁的美国人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每年均高于20-34岁的人群。还有一项始于2004年针对5000家公司的纵向调查表明，2/3的企业创始人年龄介于35-54岁之间。即使在科技创业公司，老年人也不甘示弱。在美国，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出乎意料地达到39岁，其中50岁以上创始人的数量是25岁以下人群的两倍之多。FirstSolar被福布斯杂志称为“2009年美国成长最快的科技创业公司”，是一位68岁的发明家在1984年创立的。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位列最具竞争力的前25个国家中，一半都来自于人口最老化的20个国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全球创新指数表明，世界25个最具创新性的国家中，2/3来自于人口最老化的国家。比利时，法国，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还有韩国和日本，都在全球竞争力和创新力排名中名列前茅。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者体力负担大大减轻，这较之工业社会，人类本身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形成的能力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

在企业，年长者的事故率低，出勤率高，对企业的忠诚度高，员工流失率低。相比年轻人，他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学习和适应新技术和新流程，而且更愿意分享知识和经验；在知识密集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年长者累积一生的教学和研究经验，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机构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还活跃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应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其发挥所长。

与此同时，大批年长者在所居住的社区从事志愿工作。据济南市对于50-80岁的3000个样本的调查，约有82.6%的人捐过款，73.5%的人参加了社区的公益活动，69.2%的人参加了书法绘画活动。当然，他们还为孙儿孙女的教育、家庭照料和财务支持做出贡献，可以说，年长者是保持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支柱。

社会要从各方面消除对年长者的年龄歧视、能力歧视、环境障碍和制度障碍，尤其要注重在社区内培育新的社会机制，激发年长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提升他们的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其社区参与和经济自主的能力。

人口老龄化概念篇6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老年人口

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5-0223-02

“贫困”是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对贫困内涵的理解，势必关涉着对反贫困问题的思考，据此，我们将探讨的逻辑起点立足于对贫困概念的多角度、深层次解读。

一、“贫困”概念的多层次解读

“贫困”虽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但首次系统定义“贫困”的是英国的本杰明·郎特里。他在1901的《贫困：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一书中指出，贫困是指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能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的状况[1]。之后，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阐述。如西奥多·W·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认为，“贫困是作为某一特定社会定家庭的特征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状态。”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2]，并界定“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与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从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将贫困理解为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即将贫困更多地限定在物质生活领域的匮乏，或者可称之为“绝对贫困”。随着学术视角的开阔，我国学者对贫困内涵的探讨已突破经济层面的桎梏。如林闽钢在《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查研究》中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的总称，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康晓光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一种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能合法地获得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使人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生存状态。张彦丽等则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研究》中将贫困概括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较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3]。还有学者侧重从贫困的成因界定贫困的内涵，如李兴江等在《转型期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中认为，贫困主要是一种知识性贫困，是由于人口教育水平低下，在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上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从而导致全面的贫困。进而一些学者将贫困划分为不同层次阐释其内涵。如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贫困划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2]。所谓收入贫困是指缺乏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或支出；人类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的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缺乏卫生条件、平均寿命短等；知识贫困是指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或者缺乏权利、机会与途径获得的能力。杨菊华则分别阐释经济贫困和社会贫困，前者主要是由于收入偏低造成的低于社会公认的最低或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后者主要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服务引起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身体和精神等方面的落后或困难[4]。而王曙光则将贫困的类型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结构型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和族群型贫困[5]。由上我们知道，贫困的内涵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其内涵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认知的物质匮乏、收入低下，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贫困内涵的界定势必更加丰富。立足于贫困内涵的不同理解，对反贫困的重点及途径的思考也将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总体上来说，我国对贫困问题虽趋于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但在反贫困的实践领域主要还是围绕着经济层面展开的，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新中国反贫困实践的薄弱环节

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如1994年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5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根据有关统计，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8万，总共减少了2.35亿，年均下降9.3%。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2004年，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并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5]。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体现了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的最新成就，如不断加大扶贫的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年均增长11.9%，10年累计投入2043.8亿元。还指出：在农村扶贫标准提高的前提下，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也是大幅度减少的，具体来说是从2000年底的9244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可见中国反贫困的实践的确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薄弱环节。

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已经进入到纵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贫困的发生形态与反贫困战略均需调整，长期以来的区域性反贫困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使得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的实践难以持续，当下我们必须将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凝聚到规模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的老年贫困人口这个特殊又普遍的群体上。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清晰地表明，老年人口贫困问题在中国是长期被忽视的。比如1994年开始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称在2000年的时候，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其中，针对一些脆弱群体，如残疾人、儿童、妇女等都有特殊措施，对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却只字未提。2011年11月16日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把收入在扶贫标准以下的人口作为扶贫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并在这些地区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给予重点扶持。仍对老年人口这个弱势群体没有提及，而我们强调的是在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且老龄化加速的基本国情下，老年人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已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老年人口属于人口中的弱势群体，而贫困的老年人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我们倡导着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那么老年人中最需要关注或者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对这个反贫困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上给予高度重视。

三、老年人口反贫困问题的紧迫性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老年人口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公告，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无论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在上升，老年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而在实际中，老年人口贫困的发生率远远高于总体贫困发生率，因此老年贫困人口的规模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数字。据此，我们说如果仍忽视老年人口的反贫困问题，具体讲如果没有覆及全体老人的退休养老制度、福利养老制度、保险养老制度和救助养老制度，那么，未来的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老年结构的女性化、家庭人口的空巢化、生育子女的独子化等问题的叠加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被边缘化、弱势化，从而陷入“人口老龄化深化的陷阱”。进而我们断言，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是十分迫切的，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首先，构想多层次的救助体系帮助老年人口的紧迫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家庭模式已经转型为4-2-1型，甚至还要向8-4-2-1型发展，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仅凭家庭保障其生活是不可能全面解决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这就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到老年人口的反贫困事业中来，通过多种途径的设想，多重力量参与才能对老年人口生活进行制度化安排。

其次，弘扬尊老敬老社会风尚的紧迫性。对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关注、解决，是弘扬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的前提。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目前社会的整体风向却是“重幼轻老”，这造成了大规模老年人口的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贫困。只有全社会树立起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才能使老年贫困人口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

再次，老龄化产业发展的紧迫性。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带来的消费市场需求也势必不断增长，老年产业将是一个前瞻性产业，潜力巨大。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老年设施、服务、文化等生活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才能使老龄产业作为老龄化社会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从而使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在更深层次得以解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总之，对老年人口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关注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能忽视的问题。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重视与解决应该成为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姚云云，东波.农村反人文贫困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路静.社会保障视角下的反贫困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0，（4）.

[3]张彦丽，王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妇女贫困问题研究[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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