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发展史篇1
【关键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的一系列论述，进一步指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实现“中国梦”道路自信。
党的十报告中这样说：“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个主题，提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明确规定了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要坚持走什么路。展开一点说，这是我们党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鲜明理论主题、实践主题之后，进一步作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一、回顾党的历史进程
我们不是经验主义，但我们的主义里富有伟大的历史经验，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在应对困难和成绩的考验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建国初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东路，在理论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和概括。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党的政治报告等文献，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10年“”灾难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政治动荡积重难返，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的颓势下，我们党果断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的历史行决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纲领性基本命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成为党最可不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发展才能自强，发展才能实现中国梦
人人都希望发展，每个国家都在为发展而奋斗。但什么是发展？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说，发展一直是意味着一个原来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7%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能力。另外一种常用的发展指标是人均GNP的增长，这意味着发展是指快于人口增长率的产量增长。在广义上，人均实际GNP（水平或增长率）被用来衡量一国人民的经济福利水平。
在十报告中，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性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已成“中国道路”党务之急。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撑。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统筹铁路、公路、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统筹区际、城际、城市、农村交通发展，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协调，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便捷、安全、高效的运输服务。
作为一名交通人，交通运输事业近十年的发展令人瞩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从2003年到2008年底6年累计完成公路建设资金212.42亿元，占全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的8.5%，相当于2002年前53年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1.48倍。截止2008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21008公里，公路密度31.64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01公里，一级公路225公里，二级公路2255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1999年的55公里上升到1001公里；二级以上公路比重为16.56%，排全国第7位、西部第一；国省道全部达到三级公路以上技术标准，路面铺装率排全国11位、西部第一；高级、次高级路面里程11935公里，占通车总里程56.81%，路面铺装率排全国16位、西部第二；全区乡镇基本实现通沥青水泥路，与全国11个省（区、市）排并列第一、西部第一。全区行政村全部通公路，与全国8个省（区、市）排并列第一、西部第一。全区行政村通沥青公路比率达到70%，排全国17位、西部第一。全区所有乡镇全部通班车，行政村通客车率为93.8%。
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也得到明显提高。按照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交通建设和运输市场的要求，强化市场监管手段，加强组织协调，提高了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截至2008年底，全区营运车辆98134辆，其中，货车81955辆，客车16179辆。完成公路客运量8221万人次，旅客周转量49.59亿人公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46家；全行业从业人员16.27万人。交通运输战线的职工坚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交通运输“三个服务”，努力建设诚信交通、廉政交通、和谐交通。积极创新转变工作方式，拓展工作思路，努力在求新、求变、求进上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服务旅客水平，推动交通运输行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坚定不移沿着中国道路前进
公共交通发展史篇2
关键词：我国街道景观设计现状对策
一、我国城市街道景观设计文化特色现状
当前，在许多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人们都表现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极大关注，设计师更是积极地从城市的各种历史文化中挖掘和寻找能表达城市特色的要素，将其融入到街道景观设计之中。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层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与表达不强
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将城市的历史文化融入景观中，这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问题。历史文化现象非常繁杂，有形的历史文化即以物态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文化，容易被人们所触知，而无形的历史文化往往通过有形的物体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因而表现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则是设计师更多地注重对那些可视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符号的借鉴和应用，而缺乏对那些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表达。
2.忽视时代文化精神
城市街道景观首先是为当代人所使用的，它应满足当代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应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反映在景观设计中，就是要求城市街道景观要具有一定的时代文化精神。当前，有些设计师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表达历史文化时，一味地追求历史感，拘泥于传统的形式，而忽视了时代精神的体现，这样的景观很难为大众所真正使用或喜爱。比如现今某些城市中刮起的所谓“唐宋一条街”“明清一条街”等，和有些当地的历史人文环境格格不入。
3.街道文化景点堆砌
城市的历史文化最能体现城市特色，因而把城市的历史文化融入到城市的景观设计中，是彰显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城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一般来说，城市历史愈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愈深厚。面对城市众多的历史文化，许多设计师往往想将它们全部都体现在城市景观中，以为这样才能显现出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如在某市街道景观规划设计中，设计师分别设计了三星堆文化区、蜀汉历史文化区、孔子文化区和古蜀道文化区四个景区，全部以历史文化为题材，共36个景点，这种又多又乱的做法给人以历史文化堆砌感。
4.传统景观消失，文化遗产、古迹遭到破坏，城市失去特色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市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却是传统景观及文化遗产频遭破坏的事件：如有的城市为了扩路，砍去街道两侧百年古树；传统民宅被成片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方盒子建筑楼群；新建的城市公共空间景观雷同、缺乏特色。城市传统景观、名胜古迹是该城市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形式反映，对于研究城市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传统景观、风景名胜又是一个城市特点的重要体现，如今一些城市的公共空间景观因盲目建设而变得平庸、失去特色。
5.欧式化、模仿风
现在有些城市公共景观空间，大量充斥着罗马廊柱、欧式建筑。许多正在建造的住宅小区，在广告语中喜欢打出“欧式典雅花园”“地中海风情”的时髦语言，甚至宣传要将某地建成东方的“法国的塞纳河”等。欧式广场、喷泉、拱廊、罗马柱等挤满了住宅区公共空间，似乎只有沾上欧式风格，才能提升环境景观品位。在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中，出现一些欧式风格的设计无可厚非。但是，一些潮流般的庸俗模仿，对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
二、街道景观文化缺失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与生产的迅猛发展既促进了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也给城市街道景观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传统城市街道景观由于受到来自现代社会方方面面因素的冲击正在逐步消失，导致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不能得以表露;而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交往模式，新的价值观的城市街道景观发展方向尚在探索中，使目前一些城市的街道景观发展呈现无序混乱的局面。
1.现代化交通工具造成的混乱
传统的以街道为社会生活联系中心的社会结构萎缩了，以汽车交通为中心的城市街道不仅分割了城市空间，还扼杀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这种弊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城市到处都是车辆，道路空间被交通工具所占有，沿街店铺又占用了部分人行道空间。第二，基于功能分区和交通组织的城市规划产生了长距离的通道和单一的社会空间，以往在街道上可能发生的复合的社会行为被规范到相应的、单一的空间与场所之中，街道的功能除了交通之外，所剩无几。第三，以汽车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上的偏差以及单调的规划设计手法导致了环境尺度体系的单一化，适合人体尺度的微环境景观被忽视，环境景观缺乏亲和力。
2.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现代商业、交通的迅速发展造成城市符合人性尺度的传统公共空间的消失，丰富多彩的街道生活、传统商业以及由此维系的社区网络、邻里结构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讲求效率，追求流动的大尺度街道和体现纪念性与政绩的广场都反而使市民远离社会交往。有些城市原规划的道路红线已经无法满足交通的需要，都在拓宽道路。
3.国际式建筑思潮的冲击
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潮对传统城市景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国际式”建筑的泛滥使城市景观的识别性正在逐步消失，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减弱。上海里弄石库门住宅是公认的居住文化象征，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将Towhouse与沪上三合院完美结合，创造出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观。人们觉得可亲，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模式。
4.城市的土地利用与房地产业的开发
由于以“成本——效益分析”为基础的私人房地产开发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制约机制，导致有价值而无经济效益的历史建筑、街区被高利润的房地产项目所取代。而正是这种简单的、大规模的开发改造导致传统城市街道景观风貌消失。安徽某市街道周边由于商业开发使沿街建筑遍布整条街道，街道底侧界面被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形式较为呆板，和其推崇的山水之都的城市口号不甚相符。
转贴于
5.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标准化、特色化对文化特色的影响
由于信息媒介的全球性传播及无孔不入的扩张力，使国际化、标准化、统一化成为新的时尚潮流，而这些都模糊了城市景观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有意义联系，使不同地域文化、景观的独特价值被漠视。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导致了大量的追求个人表现、纯理性、抽象性，远离历史、文化传统的建筑出轨，导致了城市街道景观的变异。
6.城市景观设计的水准不足
有些城市的一些设计只是照搬外地建设成功的街道表面形式，而没有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对本地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挖掘不够，缺乏理性地去追求一些图案化的表面及所谓“后现代”的造型，使街道失去了地方特色。这和我们景观设计行业某些方面的不太规范有关。景观设计行业缺乏正确的引导，内部人员良莠不齐，甚至一些街道景观的设计并不是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的，这也需大家尤其是规划部门的相关领导的重视。
三、对策
街道景观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街道景观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应体现出社会对文化的追求和公众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街道景观只有正确把握和理解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才可能得到公众的认同。历史文化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其表现出来的形式，而在于其背后饱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挖掘和表达历史文化，只是从历史文化的形式中借鉴或模仿某些形式或片断并没有多大吸引力。这种方式只能满足人们一时的好奇心，而没有长久的感染力。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挖掘和表达历史文化，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某些历史文化形式的模仿或借鉴上，应注重对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表达。景观设计是一种艺术创作行为，因而在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的同时要具有美感，体现出艺术性。
1.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
城市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城市环境的核心是人，基础是自然环境。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与人交流的地方，公共空间或景观不是只让人展示的，而是供人使用，让人参与到其中的，离开了人的活动、故事和精神，公共空间景观便失去了意义。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强调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原则，充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景观设计的关键所在。景观及公共设施的布局与尺度要符合人的视觉观赏位置、角度以及人体工程学的要求；座椅的摆放位置要考虑人对私密空间的需要；要根据婴幼儿、青少年、成年人的行为心理特点，充分考虑到老人及残疾人对景观环境的特殊需要，并落实在休息区、座椅尺度、专用人行道、坡道、盲文标志、专用公厕等细部设施的设计中，使城市公共空间景观真正成为大众所喜爱的休闲场所。
2.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城市景观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追求的是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一种协调关系。发展必须以保护自然和环境为基础，在注重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对自然和环境予以充分的考虑，使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的关系始终处于平衡或协调状态。自然景观资源和传统景观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在景观设计中，要对自然景观资源和传统景观资源加以合理保护与利用，不应在建造新的城市环境景观时以破坏自然景观资源为代价，应以自然景观资源、传统景观资源为设计基础，创造出既有自然特征，又有历史延续性，同时具有现代性的公共环境景观。规范人类资源开发行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城市公共景观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
3.保护和发展文化景观的原则
随着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和村镇改造，一些文化景观遭到严重的破坏，对文化、风俗延续产生不利的影响，景观风格趋同化使具有民族及地方特色的公共空间日趋减少。民族文化的继承性是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的根本。在公共空间景观设计过程中，挖掘和提炼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情、风俗并恰到好处地表现在景观设计中，防止人为地割裂文化历史，重视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对于体现景观的地方文化特征，增加区域内居民的文化凝聚力和提高景观的旅游价值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4.城市街道景观建设要充分体现城市道路的人文美
城市道路的人文之美是指通过城市街道的文化特色和人文氛围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文化美感。文化的表层是物即人类一切劳动包括艺术劳动的物化形态；中层是心物结合；深层即心即属于这一文化整体的社会群体心态，包括群体的伦理思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宗教感情、审美趣味，它离物较远，却是在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决定物的根本。因此，作为城市街道景观，它的人文美不可避免地应与周围的其他建筑构成整体人文景观来体现，所以无论人们是游好莱坞的星光大道，还是走南京的夫子庙街，曲埠的孔府街等，都能感受到这些街道所反映出来的所在国家特有的城市道路人文美感。
参考文献
公共交通发展史篇3
关键词：哈贝马斯；卢曼；AndreasGestrich；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分化理论；社会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1）05-0067-00
收稿日期：：2010-12-22
作者简介：高海青（1983－），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技术哲学。
史云峰（1977－），男，自治区委党校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技术哲学。
一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面简称《公共领域》）首次由卢希特汉德（Luchterhand）出版社出版于1961年，并连续出版十七次，直到1989年才被翻译成英文。自面世来这一经典著作引起了包括CraigCalhoun,A.J.LaVopa,M.E.White,H.Mah,Crossley,J.Michael,AndrejPinter,Peter-EckardKnabe,Melton,Landes,Ryan,Eley,Goodman,Chartier,Kale,BakerRowe,Rankin,Freitag,Forment,Ikegami等在内的欧洲和非欧洲社会历史学家对公共领域社会历史发展的激烈而长期的讨论。
首先，可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主题界定为：“从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探讨了自由主义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观念与意识形态等。”［1］哈氏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为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英、法、德等西欧国家，资产阶级处于公共领域的核心位置，他们经常聚集在包括俱乐部、沙龙、咖啡屋等由私人构成的非官方组织或机构参与理性批判和平等交流，这些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的后期著作中被称为“自愿协会”，这些协会可以批判政府事务。而“平民”没有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他认为平民公共领域是一种不具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社会前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哈氏认为欧洲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出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2］428。具体说：第一，早期金融和贸易资本的出现［3］14，海外贸易的拓展和城镇与市场的出现，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媒体的发展。第二，资产阶级的批判意识，是从基本生活需求中解放出来的，具有希腊意义上的“政治”特征［3］187。第三，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这是一条基本路线，同样也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开来［3］171。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19世纪最后25年已经走向终结。然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社会国家化，国家干预政策的加强，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基础的国家和社会的严格分离已经是难以维持。其二，国家社会化，随着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机制化，社团和协会的机制化，政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新重商主义”的出现等等都使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失去其批判的潜质［3］170-171。
自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出版，尤其是于1989年在美国英文版本的出版，对学术和政治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转型原因的有效性产生质疑。在此，结合Jeong-WooKoo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对哈贝马斯框架的批判进行概括。
Kale的研究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排外机制，该领域仅仅被贵族统治，并非如哈氏所认为的是一种平等机制。Landes也指出这一领域从未对女性开放过，而仅仅属于男性。Melton则指出18世纪的法国公共领域，宗教团体比起商人在形成公共舆论方面更为主动和积极。DenaGoodman和Lynch批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虚假的对立。另外，Lynch对中世纪和早期欧洲研究解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欧洲是相互纠缠和不可分割的。非欧洲的社会历史学家也发现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问题。他们对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等价物进行了认真思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从研究中国社会现实中对哈贝马斯的理论提出间接的批判，JosephFewsmith指出中国在晚清时期曾经出现过类似于西欧的“自愿协会”――行会。DavidStrand补充说商人和贵族处于这些自愿协会的核心位置，他们的领导地位从而加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观念。Rowe也在研究中国汉口的城市精英中得出类似的结论［4］。另外，KevinLatham认为需要对中国SMS（移动手机短信服务业务）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关系进行反思，表明在一种不同于哈氏的社会体制背景下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同样是可能的［5］。
二
上述只是一些较为离散的批判，而没有进行归纳总结，在此结合德国特里尔大学AndreasGestrich在总结对哈贝马斯公共理论各方面批判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系统详述对哈氏的批判，具体为：
1.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初版序言中强调指出，“把‘公共领域’一个历史范畴加以探讨。”与“所谓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形式社会学之间有显著的区别。”［3］2而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的弱点恰恰是其历史性的论证只是为了满足政治分析而建构出来的。哈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关注所有个体的事实模糊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严格区分，这些表现在现代政党对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依赖和媒体的批判的缺失之中，这恰恰区别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结构框架（如表1）。哈贝马斯基于这种理念建构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代表型公共领域”概念只是为满足一种“宏大叙事”的需要，“他既没有认真考察早期现代社会的统治关系，也没有从细节上认真考察这种类型的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2］416
表1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构架［6］
私人领域公共权力领域
2.哈氏首次认识到18世纪的文学圈子和其他的协会和聚会地点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对立之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过程中，……成为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3］34然而UteDaniel等人在对18世纪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协会、读书会、沙龙的研究，发现其主要参与群体并不是哈氏所说的是由资产阶级组成。而是“由精英，贵族，公务员，学者，牧师和少数的资产阶级混合而成的。PhilWithington通过研究发现，“这些以早期现代公民为支撑的集会几乎没有自由和民主。它们相对于自由言论更为关注规范判断力，相对于包容性的会谈更为关注市民社会，……在现实中，这些集会即培养了公共意识，也培养了爱国主义意识，这也使得它们难以逃脱被盲目拥护的政治和财富与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7］最后，Blanning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和公共领域是互相支撑的，因此，公共领域既是国家的创造也是国家的延伸［8］。因此，18世纪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3.哈贝马斯认为邮政仅仅作为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而出现，而公共舆论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印刷，新闻出版物发挥了强大的冲击力。而17世纪的书信主要是“报平安”［3］52。然而很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史料研究却发现，欧洲的邮政网络提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这些信息才是私人和公共讨论的主题。Behringer也认为提供公共信息的常规方式在17世纪后期甚至18世纪并没有很大的发展，而欧洲的邮政服务业却开始于16世纪末，而盛行于17世纪初期。哈贝马斯等批评家认为的早期报纸不具有批判性也被Behringer的研究所否定，Behringer首次从细节上分析经济和其他决定性因素共同导致新闻周刊在1605年在斯特拉斯堡的出现。斯特拉斯堡的印刷商是新教徒牧师的儿子，他运用几乎是最初启蒙的方式进行讨论［2］420。
4.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基本没有谈到战争的作用，然而大量史学家的论证表明战争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出现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战争关系到公共的安危和境外贸易，所以战争的报道是非常值得管制的，因此战争被认为是早期报纸的“父亲和提供者”。Neumann发现在17世纪的报纸中与战争相关的报道占到总报道的90%，这为公共领域参与到政治交流中提供了条件，Hans-MartinBlitz，Mazura，BrigitteTolkemitt等学者对18世纪报纸的研究说明这一点。战争通过小册子的方式在17世纪传播开来，这些小册子被反复的印刷，有些甚至是非法的翻印，因而对公共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不像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那样，只有通过全面的将文学主题转变为政治争论才能把公共领域转变成为政治公共领域。17世纪的研究也清晰的再现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基于印刷媒体的转播与公共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和参与，而很多情况下这些都是因为频繁战事的影响和需要。
5.哈贝马斯仅仅重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公共转型的影响和作用，而忽视其他领域。首先，在新旧两个版本的序言中都认为“平民公共领域”是可以忽略的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历史进程中被压制的变种，可以忽略不计。”［3］5Würgler在研究人民起义时对哈贝马斯的早期公共领域的图景产生质疑，哈氏把公共领域仅仅当成统治者自我辩护的欢呼，他则认为这是一种扭曲的图景。平民公共领域对政府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如果平民受到出现不公正对待和难以承受的赋税的话，他们就会批评政府甚至拒绝政府。第二，区别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运动是宗教运动，这场运动同样与文学和媒体的发展相关联。并非如哈氏所认为的仅仅是经济因素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促使公共领域的转型，JamesvanHornMelton也从宗教的视角论证公共领域的转型，DavidZaret从圣经的阅读、经验科学、印刷文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四个方面论证了英国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的产生。2005年，哈氏在ReligioninthePublicSphere一文中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宗教对政治公共领域的作用［9］，表明哈氏对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的理性认知，此处不再赘述。另外，学术领域不仅在追求真理的方向上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还为公共领域的批判打开新的空间。
三
AndreasGestrich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大量对哈氏方方面面的批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批判仍然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理论中的术语为基础，大多数的研究仍然是在哈氏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完善。这些研究的共性是都强调国家角色，特别是持续提升的期刊市场的力量和它作为公共领域转型的内在动力。另外，研究本身渗透了研究者自己的社会背景，自己的批判动力和批判潜力，所以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的暗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模式［2］427。因此，关于存在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出现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等因素并非真的如哈氏所说的居于核心位置，而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公共领域的实现有完全不一样的原因。
AndreasGestrich认为上述问题要求必须建构一种理论框架以包容各种不同的解释，他将对问题的解决求助于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1927～1998）的社会分化理论，卢曼是一位把社会功能分化当成现代社会核心问题的重要社会学家。他的这一主导思想理论基础包括两个方面的思想来源：一个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二是系统论思想。帕森斯认为行为是系统建构的，卢曼理论又区别于帕森斯，他认为系统本身由交往行为所组成并表现为交往行为［10］。
卢曼的社会分化理论把欧洲社会划分为三种社会：古代社会、高度文明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古代社会是原始部落社会；高度文明是功能没有完全分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工业社会。这三种社会分别对应于三种社会分化：区隔分化、阶层分化和功能分化。区隔分化指的是社会由不同的家庭、部落等构成；而阶层分化将社会划分为等级不同的亚系统；功能分化按照特定的功能而形成亚系统。在这三种社会分化中，功能分化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卢曼所理解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是由多个亚系统组成的，比如经济、政治、法律、艺术、教育、宗教、大众传媒等等。每一个系统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卢曼的主要观点是，现代社会经功能分化形成的亚系统已经功能化亚系统不受社会特殊阶层的限制，伴随着社会功能性的分化，社会不再使亚系统屈服于一种总体的观点，即每一个亚系统决定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亚系统只有通过自己本身的编码起作用［11］。并且，对合理性的判断必须脱离外部的依据，转移到系统当中［12］。
同样，由于世界范围内不平均的功能性系统的发展使得被社会所包容或者是排斥的私人获得其特殊的样式［13］。因此，卢曼认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发展和产生不能仅仅在资产阶级出现的背景下研究，而应该更多的放在长期的社会一般结构的转变中和正在形成的有组织交往的功能化亚系统情形中研究。
卢曼明确拒绝存在于哈贝马斯著作中的基本前设，即可以增加政治决定中理性成分的公共交流没有被权力关系所扭曲。他认为哈贝马斯的这种以共识为取向的话语伦理学是对高度分化的后工业社会中所出现的复杂问题的一种毫无希望的不当回应。更关键的是，卢曼对交往理论的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析比哈贝马斯的规范方法更符合目前的经验性的历史研究。卢曼的方法使得我们在研究私人领域或社会亚系统过程中能够从功能分化的模式下分析公共交往类型的转化。所以，AndreasGestrich有些草率的认为卢曼的社会分化理论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转型迄今为止还没有开启一种可选择的模型。哈贝马斯也承认，“卢曼的理论，无论是就概念化力量和理论想象力而言，还是就操作的力度而言，今天都是无可比拟的；对他最多会提出这样的怀疑：为了‘获得抽象’而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一些。”［14］398因为，卢曼以社会分化理论阐释公共领域的产生和发展不符合规范的民主理论的视角，许多西方学者对此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哈氏也指责卢曼的技术功能主义削弱了批判的可能性和解放的政治，社会分化理论“把自己理解为一种功能分析……而没有任何超越这些关系的意图和力量。”［14］415因此，法赫斯与特纳认为卢曼已经放弃了社会理论中的规范传统［15］。
四
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领域是一个充满怀旧情怀的乌托邦（Utopia），因此哈贝马斯备受争议；然而卢曼的社会分化理论却是一个没有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留下空间的敌托邦（Dystopia）。在研究哈贝马斯与卢曼的争论中，为能够准确的把握两者观点的内核，特地与加拿大技术研究所教授安德鲁?芬伯格讨论，芬伯格完全赞同上述的表达，他总结到：哈贝马斯忽略权力的现实意义，而卢曼却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
如果将问题的解决引到上世纪70年代初哈贝马斯与卢曼的那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争论，那将远远超出此次讨论范围，如果把争论引入到先进的现代技术框架去对其加以考察，不仅能够超越哈贝马斯和卢曼所讨论问题的历史局限性，也能够同现代社会热议的主题相吻合，毕竟，技术上先进的社会已经通过定义职业、教育、休闲、医疗、通信和生活环境来让它们的社会成员参与到各式各样的技术网络内部。在现代技术框架以技术批判理论的路径分析现代技术，尤其是对互联网的研究，使我们再次发现公共领域的缓慢恢复和繁荣，这也正是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的新作《通信技术批判理论》的主题。
芬伯格运用批判的建构主义对通信技术考察后，发现了各种新的社区形式，而社区也就是哈贝马斯和卢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芬伯格对网络社区作出分析和评价，网络社区的载体毋庸置疑是互联网，但是为什么只有互联网在现代社会能够使公共领域重生，却不是显而易见的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是社会建构的过程，而由发展历史决定的内部结构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正是这点才使得互联网的交流特征得以保存，才使得围绕共同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形成的网络社区得到合理解释。网络社区对社会的影响为公共领域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参与者从属于某个网络社区是因为具有特殊利益，这些利益产生于他们所参与其中的网络社区所提供的机会和所造成的问题。这些参与者的利益被更好或者更坏的代表取决于网络社区的组织，它为它的成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即它使它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归属和管理它所需要的主要知识。［16］现代技术社区用互联网去调整网络社区的需求，即满足它们的参与者的利益得到充分代表的需求。在技术领域内的中介机构正在不断增长，在互联网上交流的简易性早就使组织新团体成为可能。这些影响使得网络社区渐渐成为满足人类交往和个人发展的最为主要的场所。人们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对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作出判断并同其他人讨论他们的判断。［17］尽管通信技术批判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对技术的民主干预，但是对技术的研究也造成技术的去魅化，何况在现代社会技术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宛然已经不再是一种手段或工具，而是已经将公共领域包括在内的社会生活本身。所以通信批判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因此在历史性上是对哈贝马斯和卢曼的超越。
通过在通信技术批判理论的框架内分析公共领域，发现公共领域并不一定仅仅与传统政治相关联，也并非只要具备哈贝马斯所说的三个基本条件就能够产生的，平民领域和其他团体也非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对公共领域的形成来说毫无意义。通信技术批判理论就是通过对普通网络使用者的研究证明了公共领域的已经渐渐获得重生，这说明一方面卢曼关于公共领域的技术功能主义敌托邦式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乌托邦式的辩护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特征。
无论是从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社会福利国家对私人领域的渗透，还是从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的逻辑必然，都说明在当代背景下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后，较之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呈现出萎缩的状态，而通信技术批判理论同样能够解释现代公共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同时通信技术批判理论先天的否定和批判维度，也恰恰是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和卢曼的分化理论所缺乏的。这种否定的维度说明互联网是未完成之物，可以对互联网进行重新设计，网络社区的参与者通过重新设计网络时代的“设计代码”（芬伯格语），建构互联网时代的公共领域，这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公共领域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它既不同于卢曼所认为的操作主义的逻辑，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理往的乌托邦理想。
目前运用通信技术批判理论分析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研究才刚刚展开，距离形成规范的系统化还有很大距离，在此以通信技术批判理论的视角讨论公共领域未免有简化的嫌疑，然而限于篇幅只能进行简要的概括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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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tiqueofaCritiqueof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
GAOHai-qing,SHIYun-feng
（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Beijing10091,China）
公共交通发展史篇4
关键词：公共艺术；城市形象；塑造
公共艺术设计与城市形象的塑造，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园艺、雕塑、公园、广场、喷泉等的建造，这些建造的元素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公共艺术设计的体现通过这些元素的组合得以完成。城市形象是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沉淀演变，不但包含城市文化还包含了民间的艺术文化。公共艺术设计往往受到城市历史文化的影响，城市形象的塑造则是源源不断地对公共艺术设计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一、城市公共艺术、城市形象的概念以及特征分析
（一）城市公共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特征分析受地域差异的影响，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城市的文化特点由城市的历史文化素质和内在文明素质得以体现。让城市本身成为印象城市，其建设发展离不开公共艺术的影响，公共艺术的进步不断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在历史沉淀中丰富公共艺术。所谓公共艺术，就是指公共空间所沉淀出来的艺术文化、艺术特征被人民所享用。公共艺术更偏向于外在夸张的表现,同时其具有表现上的广泛性。城市每一部分的公共建设都离不开公共艺术的填充、丰富，无论是当地生活的居民，还是外地游玩的游客在城市中都无时无刻不关注到公共艺术。公共艺术的完美组合会使城市文化素养得到很大提高，不但能够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而且还能带来精神上的文化进步。公共艺术用夸张的艺术轮廓、艳丽的色彩等表现出来,逐渐地成为一座城市文化的体现。（二）城市形象的概念和特征分析所谓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在历史文化的沉淀演变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素养。城市形象是将远久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夸张的公共艺术组合到一起,形成城市公共空间建造视觉上的冲击。相比于公共艺术,城市形象比较内敛和深沉。城市形象往往是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不断演变,传统的文化底蕴更加浓厚,无疑它是一座城市的标记,是传统文化经典艺术、财富的体现。城市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素质,会加强城市居民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公共艺术设计和城市形象的关系
（一）城市公共设计来源于城市城市是城市公共艺术设计的主要载体，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中寻求平台得以更好地展现。往往城市的公共艺术设计都会受到所在城市历史文化的影响，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骨髓,公共艺术设计是将历史文艺的浓厚底蕴在夸张的色彩中得以展现。城市的公共空间被公共艺术所丰富,也就是说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需要城市这个载体，公共艺术设计来源于城市。（二）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作用于城市城市在发展建设中不断地被艺术设计所丰富加深。公共艺术运用自身的色彩特点作用于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公共空间在时间的推进中不断被补充新的元素、新的色彩，这是一个既丰富又消除的过程。在接受新的公共艺术的同时消除陈旧的艺术,公共艺术的深入使城市的色彩更加鲜明,更富有生命力。在这种不断更替和丰富的过程中,将城市的历史文化沉淀形成记忆,变成一段时期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符号。
三、基于城市发展下的公共艺术对城市形象的塑造
（一）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界定城市空间的结构是城市公共艺术通过自身特点文化来构成的。城市的建造包括公园、广场、雕塑、公园、广场中的装饰,比如孩子玩的秋千、美观建设的长凳等都可以供人们在游玩之余就座休息,形成一个交流的公共空间。城市对于公园的建造,在游乐设施旁边放置长凳,在自然环境的美化绿景中显得安静温馨,人民进行休息交谈,划分了游乐与休息的不同空间。（二）突出区域性质，城市功能形象的塑造公共艺术设计丰富了整个城市景观的空间,城市对于景观、休息区、雕塑、喷泉等的建造,使人们在生活娱乐中对于公共设施在公共空间中所起到的功能作用更加明了。同样的城市地标当中，经典的建筑会成为人民记住这座城市的记忆符号，起到突出区域性的性质。比如街道商场的入口指示牌的安装,同样是公共艺术设计的体现。作为城市当中指示性的标牌突出了区域的划分,方便人民日常的生活。塑造城市形象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们能更好地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以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需求。对于城市形象塑造的要求随着人们的追求不断提高，城市功能区域形象是有公共艺术的布局和结构性安排构成的。城市功能区域包括城市居住空间、商业空间、休憩空间等，休憩空间是指公园广场以及其他可供休憩的室外空间。城市居住空间的公共艺术设计在提高人们城市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又满足了城市发展中人们品质提升的要求。商业空间是人们销售和购买的活动场所，公共艺术设计主要是为了舒缓商业氛围，让人们在愉快的环境中消费和销售。（三）感官体验，城市美的塑造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是城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人民是城市的主体,生活在城市中,享受着公共艺术带来的生活气息。城市公共艺术夸张艳丽的表现特点让人们在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中感受生活的完美。人们在享受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带来的乐趣的同时,形成互相的交流，使得人与人、人与城市的积极互动中产生情感的流动。人民对城市的感受和交流是一个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体现。“城市美”是每个城市都追求的，从城市自身来说，提升感官形象、塑造城市内涵是现代化城市多元发展的新要求。把公共艺术中的公共艺术设计作为塑造城市形象的构成元素，“城市美”的塑造就是公共艺术设计的成功之处。与此同时，其文化价值理念为实现城市的内在美又起了推动作用。比如上海外滩晚上绚丽的灯光，古色古韵的建筑再加上上海的百年历史，让人们感到直觉美的同时又增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美。（四）城市经济形象的塑造城市发展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公共艺术对城市经济形象的塑造尤为关键。公共艺术元素设计的质量和整体性是公共艺术对于城市形象的主要表现，建筑物的修建高度以及难度、城市道路的宽度、休憩空间的结构布局等都是城市经济形象的参考。一系列公共艺术设计的整体性代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经济形象的有效塑造要使设计达到一定的高度且布局合理，能表现出城市的整体效果。比如广东深圳，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再加之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使其在城市建设和公共艺术设计上结合功能区域特点，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金融城市。（五）城市文明的塑造感官传达信息是城市形象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而人们的感官体验记忆如何能被长时间地保留而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淡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经过长时间对于城市形象的研究不难看出，城市文明形象的塑造是加深感官信息以及保存信息的有效方法。1.城市历史文明的塑造历史文明在城市公共艺术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具有历史文明的公共艺术能够表现出一个城市的基本内涵。城市中的一些建筑、雕塑、历史博物馆存在的公共艺术元素的设计，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城市的历史文明形象。城市建筑本身体现历史文明形象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而历史博物馆、雕塑则能直接向人们传达历史文明的信息。雕塑不但在传达着历史文明信息，而且也肩负着见证历史文明的责任，城市中的每一个雕塑在岁月的洗礼下，都会变成城市历史文明的成果。历史博物馆在城市中起着继承和传递历史文明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在历史博物馆内观看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物品，更好地了解城市历史文明和城市的发展历程。2.城市现代文明的塑造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因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城市中新出现的文化和精神以及各种法规制度称之为现代文明，公共艺术是对于城市现代文明的塑造，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社会更好、更快地和谐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塑造城市现代文明的新形象。从小的事物来说比如城市中垃圾桶的艺术设计，大的事物比如说现代交通和公共标语艺术设计等都是城市现代文明的表达方式，公共艺术就是作为一种中介媒质连接着城市和城市的现代文明。另外，因为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地域差异性，公共艺术基于不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设计，也会塑造出不同城市之间的地域风貌。
四、城市形象对公共艺术的影响
（一）影响城市公共艺术整体性城市形象由城市空间、城市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组成。城市公共艺术设计贴近于城市空间时,要对这座城市的整体性有一个充分地了解。在城市的建造中,随着城市整体环境的变化而产生艺术形态的变化。城市空间的建造中视觉冲击力比较大,这就要求城市公共艺术设计要能够醒目、过于突出,才会凸显出公共艺术的艺术文化。但是,这种突出、醒目的设计不能突兀地出现,要和城市的整体结构、文化素养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因地制宜地进行合理设计。公共艺术的设计要适应周围自然环境、居民生活环境、绿化公共设施环境，等等，结合在一起共同建造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活空间。（二）影响艺术风格整体性城市公共艺术的设计,必然受到城市艺术风格整体的影响。一座城市的整体风格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公共艺术的设计中要充分地考虑到城市整体的艺术风格。这样,公共艺术设计的总体才能更加贴切于城市艺术文化素养的整体性。
五、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城市公共艺术的设计不仅仅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建造,更多的是运用艺术特点、夸张的艺术轮廓以及鲜明的艺术色彩不断的贴合城市的历史文化、艺术素养、城市建设理念，等等。与此同时，人们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也是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需要考虑到的重点。公共艺术的完美设计是为了让城市大众记住城市艺术,融入城市文化的典型记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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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发展史篇5
关键词：旧城改建；文化遗产保护；空间整合；文化传承
Abstract：Thepurposeofthestudyistoexplorethespatialintegrationstrategyofthe"isolatedisland"phenomenonandtherapidurbanizationofthecity'sculturalheritageresources.Urbanspatialintegrationistocontroltherelatedelementsofurbanspaceresearch，Xi'ancityasaculturalheritageresourceintensivedistribution，thespatialdevelopmentoftheprotectionofculturalheritageresourceshowandurbanresidentslivingspacenaturalfusionandsymbiosisistheculturalcharacteristicscanbepassedontostudyanimportantproblem.To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conceptintroducedtotheXi'anoldcityurbanspacedevelopment，byXianDongGuanareaofhistoricalevolutionanalysisandResearchonthepresentsituationof，problemsexistinginthecurrentareaofurbanspace，in-depthanalysistoculturalheritageresourcesorientedspatialintegrationmethod，thusputforwardtheroadofchronicpedestriansystem，heritagespaceandpublicspacefusionpenetrationandauxiliaryspaceintegrationusingtheintegrationstrategy，toinheritregionalculture，toimprovethelivingenvironment，sothattheoldspecialtyandcontextualcontinuation.
Keywords：reconstructionoftheoldcity；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spatialintegration；culturalheritage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58（7）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的开发建设使得城市空间利用出现了效率低下、记忆断层的现象。中国的城市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城市特色”危机。城市空间承载了城市发展的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底蕴，而对于历史城市而言，现代化发展的快速冲击导致了地域特色的消减以及城市发展文脉的缺失，城市中的文化遗产逐渐成为了老城区中的“孤岛”。西安作为中国四大历史文化片区中周原文化的传承城市，是我国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市区的建设用地已经完全覆盖在唐长安城遗址之上（图1）。近年来快速的建设以及不当的利用方式，更是加剧了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如何以空间整合为手段去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规划设计，寻求二者在城市建设中的平衡，对于实现历史城市中文化遗产资源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文化遗产空间整合理念的引入
近年来，我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以及城市空间整合的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以具体的文化遗产资源为对象，诸如大遗址、建筑遗产、历史街区等，研究其文化内涵以及保护技术居多，城市空间整合对象则较为广泛，包括城市群、城市中的要素、特殊城市空间等。而对于以文化遗产资源为导向的历史城市的空间整合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城市空间整合的研究，正在从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微观层面。从国内研究来看，东南大学董卫教授和他的团队对于历史空间的整合已经有了较为开拓性的研究，在对历史城市文化遗产资源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历史网络整合的思想；重庆大学李和平教授对历史地段与城市整体发展的整合机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探索了历史地段与社会、经济、文化、空间多元因素的耦合路径。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空间整合试图打破将遗产看作“静止的历史陈列物”、“历史与现代矛盾体”的对立状态，改变传统孤立保护的思维，提出了与城市整体相融合共生的城市设计新思路。
“空间规划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方面，虽然空间没有实体的形态，但它是构成整个城市一片区域形态基本骨架的核心。”文化遗产则是空间得以活化的灵魂。基于这种观念，文化遗产空间可以理解为城市空间的子系统，该系统是城市文化特色得以体现，避免出现“千城一面”现象的重要支撑。国外城市规划大师凯文?林奇在其经典著作《城市意象》中，也认为“与历史的关联对城市标志物的产生也能对城市起到有力的强化作用。”通过城市空间资源、要素、形态的整合，历史城市的文脉得以更好的传承。因此，以“西安市东关片区”为研究对象，从其历史演变、现存问题等背景入手，以文化遗产资源空间系统重塑的理念进行城市设计，力图为历史城市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提供依据和借鉴。
2西安东关片区历史演变及现状问题分析
2.1西安东关片区历史演变
2.1.1唐代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玄宗时期为唐朝的兴盛时期，在该时期兴庆宫建成，唐长安城是唐朝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地区的罔极寺、大唐东市都形成于该时期。而唐长安城中位于“大唐东市”之北的安兴坊和胜业坊，唐时两坊内王宅分布较多，其旧址就位于现今东关一带。
2.1.2明清时期功能格局的形成
明初，西安城市整体向东拓展，在该时期形成了四个关城，其中以东关城修建最早，在当时具有较大的规模，四个关城的修建旨在保卫城门，具有一定军事防御作用。由于当时城门是进出城市的主要通道，东关城也具有宗教以及商业的功能。清代，西安形成了城西区南北院门周边商业区和城东区东关商业区鼎立的格局。西安在该时期城东侧修建了满城与南城，对城市交通形成了一定阻碍，使得当时城市形成了两区的格局，满城生活区域与东关地区由长乐门直接连接，使得东关地区的商业进入了繁荣期。东关地区在清末成为最大的药材、山货集散地，并伴有其他不同的业态的出现，当时规模较大的商业会馆“山西会馆”就位于该地区。
2.1.3抗战时期难民涌入及商业的逐渐衰败
西安城市在抗战时期流入了大量难民，因地理位置靠近火车站，东关地区成了大部分难民的居住区，此时的难民带来了织布、漂染等工艺，东关地区成为当时西京城内工业较为集中的区域，陇海铁路的贯通使得铁路沿线的商业逐渐繁荣，东关地区的商业受到影响，加之十年抗战的长期战乱，该地区逐渐失去往日繁荣。
2.1.4建国以来逐渐形成旧城居民生活旧区
建国之后，东关的商业有所恢复，这时期东关经历了中国建国以来的普遍发展历程，从互助组、合作社到公私合营。直到如今，东关已经在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之下发展成为集历史遗存、新建住区、旧城住区、商业、教育、宗教等功能的旧城历史地段。
2.2西安东关长乐坊片区现存问题
2.2.1城市用地碎片化
西安东关长乐坊片区位于西安城墙东门外的环城东路东侧，在西安市第四次总体规划中，该地段被定位为教育、文化及商贸中心。其现状用地分割较为零碎，除去分散在地块中的少量文物古迹用地、教育用地、及沿街少量的商业用地等功能之外，其余多为居住用地（图3）。居住用地的大量分布以及用地功能的碎片式嵌入使得该片区功能的融合以及拓展得到一定程度限制。
2.2.2道路系统拥堵
如图4所示，该片区位于西安旧城区城墙的东门外，与东门直接相连的东关正街是连接西安东西向交通的重要枢纽，其干路交汇处也是高峰期主要的拥堵节点。与此同时，兴庆路作为西安二环以内重要的南北向交通重要干道，连接着城市中三个地段内重要的片区（长乐坊片区、兴庆宫片区以及西安交通大学教学区），交通状况也常超出负荷。地块内的道路状况较为复杂，与主干道的连接道路主要是横贯东西向的炮房街与长乐坊街道，道路状况较差且支路中仍有断头路的存在，人车混行使得地块内部道路通行状况混乱，各类通行方式的汇集使得片区内道路系统面临通行压力（图5）。
2.2.3文化遗产资源与周边居住环境的割裂
东关长乐坊片区分布着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以及承载西安历史文化的老街巷（如图6），这些传承文化的资源在城市的发展中逐渐与周边居住环境割裂，如同斑块镶嵌在城市肌理之中，呈现出“碎片化、孤岛化”的危机，其价值并未得到体现，从而削弱了其原本的历史文化氛围。此外，居民对于城市文化的认同对历史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关键作用，居民的文化认同感的缺失，也使得遗产空间与居住空间出现分离的现象，无法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
2.2.4公共空间的断裂与缺失
公共空间与城市中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应该是联系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活动的纽带，并且应当同时承载与体现城市文化功能。东关长乐坊片区在不断的自我更新过程中，由于新建住宅以及大量的人口聚集，出现公共空间的数量与质量的不足。公共空间之间缺乏联系，居民的活动多在路边，“片断化”公共空间来源于地段内存在着的道路交通与停车场对公共空间的“蚕食”（图8）。
2.2.5基础设施不完善
东关长乐坊片区由于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其现状建设情况较为复杂，存在着基础设施薄弱的现象。其现状问题诸如缺乏开敞的空间，停车与人行混杂以及居住基础环境的恶化，都是影响该片区发展的限制因素。然而，东关地区由于还未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仍然留存着老西安居民的浓厚生活气息。因此，基础设施改善的需求是该片区生活空间可持续的重要因素。
3以文化遗产资源为导向的空间整合策略
东关长乐坊片区是以居住及宗教文化为主要功能的地段，在历史城市中心区的定位之下，其居住环境与文化特色的传承，需要通过新的城市设计理念去实现。片区之中的遗产空间与居民的行为空间的联系与渗透，是该片区的空间整合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对该片区进行以文化遗产资源为导向的空间整合需要以实体要素为基础，这些实体要素通过道路系统相连接，并通过居民的行为活动将实体要素融合成为空间要素，这些空间要素通过地上与地下的空间整合成为区域空间要素，形成网络状的连续、统一的整体（如图9）。因此，可以通过对道路空间的整合、公共空间与遗产空间渗透以及地下空间合理利用三个层面进行策略研究。
3.1道路交通空间的整合
作为城市的中心区，东关长乐坊片区的功能会影响整个城市市域范围，其交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整个城市空间的发展进行考虑。应以城市道路为骨架，片区内部巷道为辅助，在延续原有城市空间的肌理与尺度基础上疏通道路网络。将南北向环城东路段穿越式交通引入地下，增加地面步行通道的完整与连接。保留基地内的罔极寺、八仙宫等建筑遗产与特色老宅成为多个节点，通过片区分布着老街巷的连接，向外辐射成为多个文化遗产空间片区，通过片区之间的居民行为活动空间即步行道路，连接构建片区内慢通系统（如图10），将原有道路各类通行方式混杂的方式进行有机分散。
3.2公共空间与遗产空间系统的相互渗透
东关长乐坊片区公共空间是居民活动的行为空间，与文化遗产组成的遗产空间一起成为公共行为发生空间，两者的交叉和渗透使得城市空间具有整体性与连续流动性，提升了遗产空间公共性，从而达到居民活动场所营造的目的。片区中遗产空间具备公共空间节点的形态构成要求，即片状、面状的空间，并且是片区内连续居住空间发生变化的地方，具有传承文化氛围、活化空间的潜质。因此，公共空间改造需要利用利用遗产空间将原本破碎的公共空间缝合，建立新的空间连接，解决文化遗产的碎片式分布及与周围环境割裂的问题。对该地区的公共空间进行功能上的整合，形成以文化传承和居民生活彼此独立又相互融合的新的公共空间系统，实现失落的遗产空间与具有活力的居民生活空间的相互催化与共生。此外，由于唐长安城已经完全叠压于西安旧城区之下，存在于地下的遗产，诸如里坊以及其中的历史故事，可以通过地面公共空间的标识、城市家具等形式与公共空间渗透与结合，达到城市空间的活化作用（图12）。
3.3辅空间的整合与利用
由于位于旧城区中靠近主城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东关长乐坊片区具有人口密度大、用地紧张、环境质量差的问题，在规划设计时需要从二维的空间观向三维空间观转化，立体化的设计思维可以通过辅空间的合理利用来实现。将地下空间进行竖向的分层（如图12），将商业文化、地下停车、市政防灾等功能分层设置于地下，并且进行一体化的整合，可以合理解决地面停车导致的公共空间被道路的蚕食现象，增加地面绿化，完善城市空间功能。除此之外，遗产空间应该植入城市的功能，在保护其原真性的同时，以辅导向的结合传统的居民生活营造易于识别与记忆的辅空间。
4小结
具有文化遗存的旧城地区，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是文化传承的精髓所在。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需要对存在于城市空间中的遗产空间的发展进行探索。旧城中未被划入保护区的遗产空间以及居住文化特色，其价值易于被人们忽视。
东关长乐坊地区作为老西安传统文化的延续，见证了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城市的兴衰，也是西安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如今，由于空间的杂乱与落后的基础设施，片区内文化遗产的存在岌岌可危，而由于片区内具有浓厚的居住生活气息，传统的拆旧建新并不能很好的使其文化与居住氛围得以传承。
通过对东关长乐坊片区城市设计的研究，提出了遗产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协同发展的策略，以期对今后历史城市中文化遗存较多、居住氛围浓厚的历史地段特色文化的传承与生命力的延续提供整体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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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发展史篇6
一
为何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时代使命问题。
国家认同与价值建设关系该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将被别人所表达”。公共外交是以做外国民众的工作来表达自身认同的手段，关乎一国的制度安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硬实力与软实力均无人可望其向背，于是乎飘飘然，“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新帝国论”滥觞于世。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国力如果不能为外界所接受，反而会造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也从侧面提醒我们，日益增长的中国实力如果不能为国内外民众所理解和支持，也会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当今世界，公共外交关乎国家形象、国家品牌、国家声誉与国家诚信，直接影响产品出口、吸引外国旅游与投资，成为软性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中国更好、更快地崛起，现在是考虑崛起的实力如何为世界所接受、欣赏、包容的时候了。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时代使命。中国近年提出，打造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共同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就是要让崛起的中国实力更好地融入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让外界接纳中国崛起。这不只是减少崛起阻力，更在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塑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单向接轨转变为双向建构。中国不断在适应世界的变化，世界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逻辑从“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到“改变世界，影响中国”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我们因此提出中美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正在实现伟大复兴，开创着人类文明史和全球化史的奇迹。一些西方学者期待中华文明能启迪西方社会走出危机，发展中国家期待学习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新兴国家期待借助中国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世界的中国期待，增进了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以人类共同体理念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时代挑战。
二
谁来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主体问题。
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归根结底，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可以说，中国梦为公共外交点睛，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公共外交的使者。因此，公共外交的主体不只是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包括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和个体，还包括六千万海外华人华侨，让他们都成为传播中国形象、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中国梦实现了从中国崛起的他者表述向自我定位的转变，增强了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其世界意义就是从回答崛起过程中“我不是什么”、“我不做什么”，向崛起之后“我是什么”、“我要什么”转化，关键是实现“中国，让世界更美好”的承诺。中国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自己的梦，这些“梦”共同汇聚成“世界梦”，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也应是世界梦。
三
向谁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客体问题。
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把国内外民众对中国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当然，公共外交的客体主要是外国民众。可以说，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统战，秉承“团结友华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原则。外国民众中对华友好、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要巩固，对华敌视的暂缓争取――毕竟形势比人强，事实胜于雄辩，自然会化解顽固派的中国心结，重点是争取中间派、犹豫派。
提升中国形象，就是通过战略沟通塑造对方政治、舆论精英的中国观，通过文明对话培养对方知识分子、文化艺术人士的中国意识，要让友华派、中间派、顽固派形成对华印象的最大公约数，并让友好派带领中间派，感化顽固派，在让外界客观、全面、动态地认识中国新形象，理解复杂中国的内政外交。为此，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并推动智库积极走出去，按照大传播理念，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国公共外交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应结合当地的民情及对华态度，设计不同的策略、重点。对发展中国家，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真诚地帮助他们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积极回应他们的期待;对发达国家，多传播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带给他们的巨大机遇，展示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借鉴、折射西方现代化成就，增强其对中国崛起的认同感、成就感;对周边国家，要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促民心相通，培育客观友善的周边舆论环境。
四
表达什么？这是公共外交的内涵问题。
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故事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内涵。
传播中国文化，关键挑战是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转化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转化为对现实中国的兴趣与热爱。正如指出的：“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近年中国公共外交的重点努力方向。中国被公认为全球化的得益者。这并非偶然，需要我们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根源与文化基因，尤其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发展模式，这是中国之所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0%、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0%的中国密码。用好大数据，以宏大叙事讲清楚中国所发生的文明转型――5000年来首次实现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从地区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以及这三种转型对人类文明转型的伟大贡献。与国际主流媒体、出版社合作提供影视、文学作品，将这种宏大叙事变成诺贝尔文学奖、世界电影大奖，网络游戏等产品。
阐明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中国公共外交新的努力方向。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成功国内靠摸着石头过河、国际上靠搭全球化便车，缺乏自身价值观，因而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续性，由此滋生“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种种言论。这是对世俗文明崛起的偏见。因此，必须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价值根源。中国梦为此出了个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进一步将中国梦理念化。
五
如何表达？这是公共外交的方法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练好内功是表达自己的前提条件。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增强了中国表达的底气。在国际话语体系未创立之前，可借船出海――一方面借助发达国家传播途径，通过收购、入股、和市场置换，传播中国;另一方面借助不同国家推崇的价值观，在当地讲好中国故事。比如，欧洲地区对妇女权利总体较关注，可以与BBC合作拍摄《ChineseHerstory》（中国女性史）电视纪录片，从女娲补天、武则天、黄道婆讲到今天的李娜等，看中国女性在中国家庭、社会文化传承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阐明中国的价值观。同时应大胆走出去，经营、完善好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旗舰项目。
为更好地表达中国，可以三部曲推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第一步，继承。中国话语权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如何继承中华传统文化道统？德国崛起的历史值得借鉴。近代德国是先实现精神启蒙，而后实现政治立国的，政治立国也因精神立国而得以最终完成。德国1871年统一前后，思想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摆脱日耳曼蛮族形象？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思想条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精神上站起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更是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诞生于德语区的新教成就了资本主义。换言之，德国的崛起是因为引领了资本主义时代，是为时代而崛起。对我们而言，也经历过类似的文化解构过程，只是几乎全部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勇气。两岸、东亚如何携手继承好中华文化道统，改变“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的日本历史观，以及满清入关后中华文明道统移到朝鲜半岛的文化观，以共同的文化身份包容国家政治意识，这是中国成为自己、表达自己的严峻考验。
第二步，包容。中国话语权建设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特色与西方理念的关系？美国崛起的例子为我们以包容思想打造我话语权建设提供很好的借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威尔逊总统将列宁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在巴黎和会推销，成为“十四点声明”的一项关键内容，确立了美国后起之秀的国际话语权，改变了在欧洲人眼中美国不够文明的陈旧形象。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在我原生文明底蕴中，提出更加囊括性的话语体系，携手国际社会开创新人文主义。
第三步，创新。中国话语权建设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以新技术阐明中国的价值观？新兴媒体日新月异，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甚至价值观念不断更新、日益多元。这就要求我们以“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传播理念、思维范式、理论勇气，发挥好后发优势，积极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打造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性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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