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1
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教授代表上外向大会致辞（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代读），对与会学者表示了诚挚欢迎。曹德明教授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进入复苏轨道，新兴经济体如何参与、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革，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作为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应有的题中之义。曹德明教授还着重介绍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在发言中对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此次活动的合作单位表示感谢，他认为，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其变化和影响不可预测，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秩序、规则等。林尚立教授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应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学术智慧、理论力量为中国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做出贡献。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秘书长姚枝仲研究员代表在北京参加党的十未到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姚枝仲研究员感谢上外国关院、科研处与复旦国务学院联合承办此次活动，希望本届论坛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一、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会议主旨演讲环节，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发表了题为《霸权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主旨演讲。
黄仁伟指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主要为美国霸权服务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冷战中后期和冷战结束到九十年代前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主要围绕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原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立论。然而，这套理论不能解释目前的、正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体系、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问题，需要革新。他指出，新现实主义仍是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观点，其核心概念是权力、霸权和跨国公司，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和理论化支撑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其目的是要证明：霸权是合理的，霸权的稳定就是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在能力下降或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某种意义上的合谋，还是能保持霸权的稳定。因此，证明霸权的合理性和证明霸权能够长期存在，就是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本质。然而，当前霸权体系本身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困境，各种因素对霸权体系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表现是，霸权已经难以全面提供目前世界所需要的公共品，不管是美国霸权还是整个西方的集体霸权，都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全球公共物品的短缺，使霸权的基础受到动摇，特别是美元体系的动摇，以及美国不得不采用量化宽松政策等透支美元信用的举措来维持优势地位等等。进一步而言，全球已经进入世界货币很不完整的时代，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又空前需要完整的世界货币，这可能是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美元、欧元、人民币能共同形成一个世界货币，那么未来的全球治理之路很可能比较稳定，反之则很可能非常矛盾。另外，美元霸权的动摇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对霸权体系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分析，黄仁伟教授指出，近4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霸权体系环境逐渐走向了全球治理体系环境，但同时面临全球治理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局面。原因是：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并不融洽；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和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出现了大量交叉和互补的情况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就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目前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全球治理之间，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矛盾。在全球安全（政治）治理方面，国家最不愿意放弃安全（政治）方面的权力，这一领域的（既有）霸权也是最强大的；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对抗与合作并存；在全球社会治理领域，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进行治理。他还指出，自新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发达国家从传统意义上全球治理的施动者变成新的全球治理的对象，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出路成为新的问题。同时，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还伴随着世界经济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地缘结构的变化，这些都是要求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人，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进行全面把握和缜密思考。
在演讲的最后，黄仁伟教授着重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在原有和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中国是“缺位”的，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多重身份和多重前景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例如，“中国是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大国？”“中国市场是依附世界市场，还是带动世界经济？”等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有的框架和概念无法对中国的定位作出准确的判断。中国要构筑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关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完整理论构建，只有解决好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谈及中国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二、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
本场研讨会设立两个平行分会场，分别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教授和副院长韦宗友副教授主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系主任余丽教授、《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保建云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范勇鹏副研究员分别担任评论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副研究员在有关“数字鸿沟问题与新兴经济体”的发言中，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问题，指出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数字鸿沟，出现了“数量的鸿沟未平，质量的鸿沟加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扩大”的两大新特征。他提出，导致新时期全球数字鸿沟加深和扩大的原因除了发达国家的资本逐利行为本身，还有人为的“知识壁垒”，发达国家的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确保发达国家在它们的优势领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使之处于竞争优势之中；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缺少创新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严重不利境地，最终使其民族产业失去竞争力。他最后指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奋起直追，成绩显著，它们之间加强合作和沟通，对于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将是有力的帮助和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秀军副研究员阐述了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问题。他提出，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转型是可以期待的。不过，他指出，由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治理结构，既有制度框架中权力变化与利益关系的重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是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的最主要动力和路径。因而，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订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副研究员探讨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影响的问题。他主要从金砖国家、八国集团以及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宣言文本回顾与辨析出发，指出金砖国家以议题联盟方式发起倡议对二十国集团的议程设置方面起到了作用，特别是在防止二十国集团议程中出现不利于金砖国家利益的议题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吴澄秋围绕“战后以来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作了发言，认为经济治理理念主要关注的是主导性、合法性和影响力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辨析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理念、新自由主义、内嵌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发展型国家主义等经济治理理念在国内和国际维度各自的特点。南京审计学院王军教授在“全球问题的国际治理”发言中，以气候变化的认识问题、危害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可能面临的困境。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张瑾副教授在有关“沙特：财富基金的慎行者”的发言中分析了沙特在财富基金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特点，认为沙特在财富基金方面的保守姿态主要是因为其海外投资环境的变化和美元储备的外交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则专门分析了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关系，通过对金砖国家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国际金融改革倡议的分析，探讨了金砖机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并对这一机制未来面临的挑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进行了探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副教授在题为“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发言中，指出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带来了严重挑战。通过对新兴经济体应对这一挑战的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制度建构这四大核心因素的考察，他认为，新兴经济体未能成功地通过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途径来有效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与发展前景
本场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姚枝仲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唐小松教授担任评论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滨教授首先以印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他认为印度劳动人口多，基础教育不发达，其发展高度依赖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介入。而且，印度式民主对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总体而言弊大于利。虽然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软件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其未来发展前景难以预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张海森教授在《中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三方合作研究》的发言中指出，中国、西方与非洲的三方合作官方发展援助与以往的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有很多不同点，是二者的融合，具有灵活性、过渡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他以中英非三方的农业合作为案例，指出传统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援助模式常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十分低效。新型的官方发展援助三方合作模式尽管仍旧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由于吸收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成功经验，并且将非洲作为平等伙伴纳入进来，相对于以前的援助模式不仅是重要的创新，也将更能为非洲的发展带来实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保建云教授在“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发言中指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带来IPE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美国学派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化，偏好和关注负公共产品研究；英国学派则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过分强调道德哲学。这两种学派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固有缺陷，中国学界应该避免它们带来的学科发展困境。而且，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将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的出现一一开放政治经济学（OPE）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冯维江副研究员在“测度中国的崛起：一种权力的视角”发言中，对中国权力的维度和特点进行了详细测度和说明，在此基础上全面对比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和特点，并谨慎表达了对中国国际权力上升的乐观态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左品博士就“嵌入”式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发展模式探索的问题作了发言，探讨了IPE理论对拉美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解释意义。她认为，虽然拉美国家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自其独立后经历变革，始终无法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思潮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已经开始重新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并已形成三种相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拉美目前依然存在的新自由主义也出现了一些崭新的策略性变化，具有“嵌入”式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林民旺副教授在“中国经济开放的政治逻辑”发言中，以1978—1981年间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详细史料为基础，试图找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上，驱动领导人作出经济开放决策背后的政治逻辑。
四、新兴经济体与重大国际问题
本场研讨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主持，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陈平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的发言中认为，近四百年以来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将随着新型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逐渐进人转型的前奏阶段。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演变的迹象正逐渐清晰，一方面是新型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另一方面是西方大国的群体性衰落，这当别是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的演变规律，并最终推动国际社会走向一个没有霸权的时代。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传兴副教授分析了“中俄在北极治理上的不同诉求”，分别从治理主体、治理领域和治理机制维度探究中俄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性。来自香港瓦尔拉斯理论经济研究所的李子江教授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中美货币博弈”的发言中，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利用策略汇率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博弈下的中美关系进行建模，并得出了鲁宾斯坦均衡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高程副研究员在“后发大国崛起伦理与对外行为”的发言中，介绍了她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国内合法性和对外行为关系方面的研究心得。她认为新兴大国崛起背后的国内合法性是不同的，通过对中印两国的比较，她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崛起的主要动力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非追求霸权，这导致中国的对外行为追求绝对福利和绝对收益；而印度崛起的背后动因是为了谋求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身份，这导致了印度的对外行为以获取相对福利和相对收益为目标。
五、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本场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的于海莲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研究员担任评论人。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实现路径
作为世界著名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的影响非常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环境日趋复杂，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够完全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这就需要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完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创新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适应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揭示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学科，因此其必须要适应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才能够发挥良好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创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该时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社会的主要矛盾冲突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确立阶段，该制度在创造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同时，又在促进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基本运行体制与内在本质的基础上，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弊端，科学地预见了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取代该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思想指导，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学说一起构成了系统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一百多年过去了，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经历多次经济危机后，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修复，与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需求能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创新，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长久生命力，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开展。对于任何理论学说来说，只有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与完善，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才能够不被其他学说、理论所取代。科学的理论学说之说以能够被当今社会奉为经典，究其原因还是其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要求，并且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进行发展与更新，以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成熟的理论出自于实践，只有立足实际，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理论学说，才能够真正指导实践。
二、现代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与方向
1.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经济制度以及发展历程，只有真正将这些“独特”的东西搞清楚，才能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在这一宏伟历史蓝图的背景下，只有积极投身于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视野建设，并且积极从中汲取营养元素，才能够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学指导理论与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过分遵从教条主义，而是在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理论与中国基本国情联系起来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积极思考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与分析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当做绝对的“金科玉律”。针对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环境下，积极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立场，客观真实进行总结归纳，将中国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立足于实际，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在创新中要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深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扎扎实实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理论内涵，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于这一理论学说进行创新。
2.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积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其他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当前全球研究的热点，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先进性，究其原因还是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明成果进行自我完善与更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实际创立出来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学等文明成果，最终形成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是在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远超过中国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鉴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理论，这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将资本主义当做人类发展的最理想社会制度，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时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J].学术月刊,2011,7.
[2]王朝科,王中保.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中国首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国际研讨会综述[J].海派经济学,2007.10.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3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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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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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5
论文摘要:中国的崛起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取决于不断的探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正确认识自己和世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并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层次的提高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极为重要?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平台，需要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
一?探索中的借鉴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气氛浓厚，研究者思想活跃，这与社会的支持有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政治则是整个社会的产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威赛与新罕布什尔(Sweezyv.NewHampshire)一案的判决可以说明这一点?保罗·斯威赛（PaulSweezy）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宣讲马克思主义而被指控犯了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判决，判定斯威赛无罪?审判长沃(Warren)宣布：“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教师在民主国家中培育青年人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穿小鞋’将会危害国家的未来?没有任何教育领域已经达到了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没有新发现的地步，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原则，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公认的?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是不会活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有探索的自由?学习的自由?评价事物的自由?获得成熟的自由和增加理解的自由，否则，文明将停滞和消亡?”社会的文明和法律的尊严使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独立性体现出极大的支持和宽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大学的教育目标，捍卫在大学中耕耘人的相关利益”的环境才孕育了美国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和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派?尽管一个学派的研究理论很难为多数学派所认同，但国际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交流和比较，澄清政治理念，可为研究和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的探讨需要广泛的理论思想基础
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政治理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家?“当代政治思想”这门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已开设多年，专门研究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200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课程研究的对象包括被约翰·罗克(JohnT.Rourke，1991)称为现实主义者?以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起源学说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一生倡导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deSpinoza);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产生很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以其著作《法的精神》影响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宪法，反对君主专制和神权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著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的法国哲学家让·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闻名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乔治·黑格尔(G.W.F.Hegel);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ComtedeSaint-Simon);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威尔(AlexisdeTocqueville);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并驾齐驱”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StuartMill)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在被研究之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通常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对于国内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研究者，美国也很重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内容是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1943年所讲的?这门课程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汉斯·摩根索是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外交委员会奠基人和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顾问，更不是因为他曾从教于纽约大学，或他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是因为汉斯·摩根索独特的理论观点?约翰·罗克(JohnT.Rourke，1991)认为汉斯·摩根索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美国的价值观?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三)理论的探讨需要加强比较研究
政治理论通过比较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多年来，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直坚持多元化的学术理念?美国的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通常包括六个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哲学?比较政府?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政治行为?在这六个领域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投入大量的人力专门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理论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者分辨出政治的异同，得出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现有教学人员中，除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以外，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6%?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总人数的2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差不多是从事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数的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课程和比较理论与时俱进?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1929—1930学年秋季起就开设“比较政府”课，但比较对象只限于英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50—1951学年春季，“比较政府”比较的国家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了给研究生探讨国际政治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1960—1961学年秋季政治学系开设“比较政治专题研讨班”，10年之后的1970—1971学年秋季又开设了“比较政治导论”和“西方国家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比较政治的比较可行性与比较理论的建立和流派?之后，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扩大到“比较政治经济”(1990—1991学年秋季)，“比较司法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2000—2001学年秋季)?
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
中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学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际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不断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论?理想主义论?科学研究论?经济研究论及其他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诚然，美国一会儿奉行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并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一会儿推行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一会儿推崇杰斐逊主义，倡导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一会儿主张杰克逊主义，疾呼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应该集中在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修正，是美国为适应生存与竞争的产物?今日的美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全球进行不同层次的“领导”?在政治上，美国牵头组成由其认定的民主国家世界，强调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全球经济体系，强调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控制与加快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军事上，美国在确保其在欧洲和亚洲的霸主地位的同时，调整驻外军事部署，采取“拉?打”的手段分化其他国家?这就是当今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
(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已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约翰·罗克(JohnT.Rourke，1991)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划分为四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角度上研究问题，其理论思想就属于“经济研究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完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当今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既非单纯的经济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国的军事政治统治的现象呢?这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三)研究国际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需要有自己的观点，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
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更加科学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开阔的视野来自各学派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的介入?应该认识到，作为国际政治理论学派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不应该轻易否定，因为各学派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更大影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没给中国定框框，更没给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定框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尚短，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应用到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建设之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6
【英文摘要】Theeconomicglobalizationhasastronginfluencenotonlyo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ourcountrybutalsoonoursocialistpoliticalstructureandsociallife.Wemustestablishandperfectanewtypeofsocialistsystemandbuildourcountryintoademocraticandlegaloneinordertomaintainthepoliticalstabilityofourcountryandpromotetheconstantdevelopmentofoursocialistmodernizations.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影响与对策/economicglobalization/currentChina/socialstability/influenceandcountermeasures
【正文】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了几乎无所不能的“魔力”。经济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动力和基础，彻底打破各国国家之间的自然和社会界限，把这种无限创造力进一步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它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国际经济政治的不稳定状况，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新科技革命固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也使我国社会发展遭遇巨大的冲击，人口多、底子薄等发展劣势日益彰显。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高科技竞争格局之中，我国虽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还不具备绝对竞争优势，仍然存在着许多高科技风险和隐患。这从根本上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威胁。
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后，资产阶级学者公然宣称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灭亡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宣扬只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民主模式，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发展道路。其惟利是图的本质和惟我独尊的本性，把经济全球化演变为一场世界市场的无政府主义闹剧，给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动荡和危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这必然同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和尖锐的斗争。西方国家始终妄图以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取代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势从未停止，反而借经济全球化之名，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其实质是要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摧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对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当今国际局势并不十分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国际经济政治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和巨大的威胁。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传统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国际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全球性跨国公司利用这些有利的国际条件，主导着全球性经济发展，并且不断向各国扩张和发展，甚至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主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必然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束缚。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活动，以及具有国际支持背景的台独、藏独等民族分离势力和“东突”恐怖组织，也对我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直接影响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更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不稳定发展状况，这也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还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的要求，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达到良性运行，否则就可能失去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同时，又必须保持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之间的和谐、平衡与稳定。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对我国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管理能力、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和治理机制、规范政府管理过程都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十分缺乏治理国际事务的经验、高素质人才、风险防范机制、政治文化支持等等因素条件，特别是全球性危机与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无疑加大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成本、政治压力、政治责任和政治负担，孕育和加剧着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和可能。在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中，这一系列新的挑战、风险、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引发、加剧和激化社会政治不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各国在政治发展方面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认同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多个方面的危机，这无疑又加大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目前，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外来文化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影响和渗透。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价值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信念的变化，从而有可能使中国公众对本国政府产生政治认同差异、政治信任偏差、政治情感疏离、政治评价分歧等等，引发或者加剧人们的政治思想混乱和政治心态的不稳定，产生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乱。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近年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货币汇率、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的各种经济波动，都直接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所特有的多米若骨牌般“溢出作用”和“联动效应”，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引发我国固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与社会利益矛盾，加剧国际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使经济不稳定进一步上升为政治不稳定。比如，我国加入WTO后，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农业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下降、某些国有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破产、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和其他社会不稳定问题，它们都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经济政治发展也对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双向互动过程，集中表现为“国内经济政治国际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国内化”。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经济全球化直接地推动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世界一体化，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但在文化上仍然是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整合并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还没有出现一体化的可能性。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功能性影响，更有结构性影响，是一个结构功能关系的整体互动或者制度化发展过程。总的表现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控制为核心、文化整合为归属，使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逐步达到制度化的发展格局。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破坏安定团结的不利一面，也有促进政治稳定的有利一面。总起来看是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但是不利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首先，必须树立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稳定观。在全球化条件下，要维护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既不可能实行闭关自守式的绝对稳定，也不可能实施高度集权压力下的极端稳定，而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和保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为基础，争取实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化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和作用，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保证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发展。其次，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社会稳定大观念，实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稳定与协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已经十分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发展进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已经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稳定，就必须保持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稳定。以经济稳定为基础，政治稳定为核心，文化稳定为关键，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再次，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稳定新观念，坚持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绝好历史良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在社会全面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首先，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实行对外开放，全面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走一条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实行中国社会与世界发展之间良性互动、全面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按照WTO的基本法律框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促进现代化建设。其次，不断地调整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改革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合作机制。要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技术合作，巩固国家安全合作的国际经济基础。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同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双边和多边合作渠道，开拓和完善我国国家安全合作机制，保证我国主权的安全统一和政治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结束语：积极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实现世界与中国之间的均衡发展，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达到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性质和特点，积极探索和运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和文明的发展道路。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开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不断开拓，取得更加可喜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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