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投资(6篇)

时间：2024-08-16 来源：

矿业投资篇1

一、风险的经济学分析

国家、企业和个人为经济利益的获取而进行的较量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因而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这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如此。当以往利益分配的均衡格局被打破而形成新的分配格局时往往亦是风险多发的时期，这点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国际资源直接投资领域主要由发达国家所统治，而这种格局在新世纪开始后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模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正在形成，忽略或者不重视这些变化将增加对外投资的风险。

（一）发展中国家加入发达国家使国际直接投资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争夺日趋激烈。

一个国家为了取得更高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更高的福利水平，就必须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源泉有两个，第一是一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增长，包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第二个源泉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然而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速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却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且发展技术的成本高，因而更多地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取得经济的增长。一些发展较快但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取得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国际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大动荡中恢复元气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一轮增长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生力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扮演着主旋律的角色。

根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1990—2004年间在三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分别为：第一产业：11.1倍，其中石油、采掘、矿业增长56.7倍；制造业增长4.2倍；服务业增长29.8倍。以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例，两国在石油生产大国的投资都在不断的增长，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快速增长的需求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速度的增长，2003—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分别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48.4%和32.7%。2005年我国在石油矿产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小幅的下降之后，2006年大幅度回升，从16.75亿美元上升到85.4亿美元，从2005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7%上升到48.4%。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埃瑞克?布里顿的测算，2002—2005年间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占世界新增总量1/5。在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的表现同样抢眼的是印度公司。由于其国内石油供给率只有30%，印度企业最近几年通过收购方式在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7.6%。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甚至巴基斯坦等也加入了对石油资源的竞争。

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为了适应其同样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而发达国家虽然随着服务业比例的不断扩大对能源等矿产资源的需求增长缓慢，有些国家甚至有所下降，然而为了维持其已经形成的庞大的工业化基础依然对石油矿产资源有巨大的需求，并仍然是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角。因而世界各国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争夺更趋白热化，矛盾也更加突出。数据显示2005年国际跨国公司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投资成为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直接投资领域，首次超过了金融和电信，占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的14%（表1）。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间对资源的争夺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引发利益的重新分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引发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政府政策的国内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外国投资者与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冲突，而后者之间的冲突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且对国际直接投资构成重要的风险来源。东道国国内的利益受损者首先是稀缺的资本资源的所有者，外国资本的流入降低了他们的所得；另一部分受触及的利益集团可能包括土地所有者、一些地方势力和反政府势力等，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地盘，如果不协调好与他们的利益关系而贸然进入这些地区必然引发投资的风险。外国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外国资金的进入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对当地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部族头领的权威等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则体现在当地的就业率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使企业不仅要投入很大的成本调解劳资纠纷，而且投资效益低下，同时还引发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21世纪初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新的变化趋势是跨国公司的“道德革命”，它的实质就是强调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对社会责任理解的延伸，提高东道国人民的福利水平（特别表现在就业上），实现互利共赢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需要考虑的一部分。虽然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分析，石油矿产类资源的投资与就业之间并不具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某些基本上依靠资源开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最不发达国家，矿产资源的就业在当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以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包括雇佣当地劳动力在内的本地化战略来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此举同时也取得了促进当地就业的目的。在衡量企业跨国化程度时，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是跨国指数（TNI)，它包括三项指数：国外资产、国外销售额以及海外职工占本企业总资产、总销售额和总雇员。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前100名的公司中TNI总指数都很低，特别是中石油排名一直是最后一位，尽管按照国外资产排名中石油和我国其他企业排位都比较靠前，排名垫底的原因就在于海外雇员占总雇员一项指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跨国公司（见表2）。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为了降低成本不愿意或尽量减少社会成本，表现在减少对当地员工的技术培训，尽可能自带项目所需的技术员甚至工程队等，这样做虽然解决了一些本单位职工的就业问题，但同时也使得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更为显著。

二、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风险类别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有其突出的个性，对风险的分类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分类，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都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即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文化风险。基于石油矿产类投资的共性风险和我国大型石油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下面即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遇到的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风险。

（一）政治风险分析。

政治风险又称为国家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跨国公司所蒙受的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它主要包括东道国政策和法律所产生的风险；战争风险和国有化风险等。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容易受到政治风险干扰的行业，而且近年来有增长的趋势。

矿产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和资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入到矿产资源如石油开采领域，如非洲四个主要外资流入国安哥拉、埃及、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外国企业对石油的直接投资分别占其吸引外资的93%、64%、94%和90%。然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局势却十分动荡，恐怖主义、反政府武装、地方势力等各种矛盾相互交错，而外国投资企业，特别是资源开发企业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为解决其内部矛盾，或者与政府讨价还价，或者吸引国际关注的工具。“9?11”后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非传统风险因素凸现，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的袭击已经演化成一种工具，其目的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只要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袭击的目标。矿产资源投资一般地处偏僻区域，政府疏于防护，极易成为或地方武装势力攻击的对象。近几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针对美国盟友之外的国家公民的袭击包括对中国工程人员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恐怖袭击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安全的最主要威胁。

国有化和征收是政治风险中的另一主要风险来源，主要发生在六七十年代，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更多地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和经济。如今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但是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争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大国抗衡的能力有时以自己的资源作为筹码，但是形式有所改变，例如一些政府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外资比例，或者通过税收歧视和立法歧视来实现其目的。

（二）意识形态风险分析。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政治风险外，由于许多中国企业的国有化性质，东道国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又有不同的政策和态度，这些对中国企业构成了新的投资风险，或曰意识形态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兼并与收购过程中是由于“所有权”问题受害最多的国家。在石油矿产资源、电信及其他基础设施服务等敏感领域，1990年以来共有7例跨国收购涉及到所有权问题，其中有5例涉及中国企业，1例俄罗斯企业，另一例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企业。中国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两例收购失败案例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中国五矿公司欲收购加拿大Brascan公司所属的Noranda时，加拿大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严密监控这一金额达到70亿美元的收购行动，其原因就在于五矿公司是国有企业。基于类似的原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预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努力由于“安全”的考虑遭到美国政府的抵制。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利用法律条款以安全为由限制国外投资和产品进入本国的突出代表。美国的“埃克森弗洛里奥”条款（Exon-Florioprovision）允许美国总统在发现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时阻止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1993年美国在对上述法律进行修订时，又增加了对具有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兼并案进行专门调查的内容，其目标直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企业收购行为。从1988年至200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收到1593起相关通告，该委员会针对25起案例进行了调查，阻止了一起收购案例，即为中国航天航空技术公司收购美国MAMCO制造有限公司计划。针对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投资，某些国家所提出的“安全”问题又变换了声调，传播中国企业的投资是“新殖民主义”和“掠夺资源的行径”。这样的宣传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损害，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希望获得中国企业的廉价资源开发技术，同时又担心资源被控制。例如印度也由于中国企业的国有性质几度阻止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并购行为。

国家的竞争力与其所控制资源的能力相辅相成，因而对世界资源的争夺是资源政治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稀缺资源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利益再分配和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所难免。因而中国企业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呈上升态势，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经营风险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经营风险有着鲜明的行业特性，主要体现为勘探风险、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石油矿产资源投资在勘探阶段对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量大，然而勘探的结果往往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国际上将其称为风险投资，说明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具有内在属性。一些发展中国家勘探技术落后但又急于开发本国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在该领域大量引入外资进行投资合作。我国目前在石油和矿产资源方面的陆路勘探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加之工程报价具有竞争力，因此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然而勘探风险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项目的前期可行性分析稍有疏忽就会导致重大损失。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主要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矿产作业区远离城市，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气候与我国有很大差异，例如非洲的气候炎热干旱，疾病泛滥。我国在非洲一些国家（如赞比亚）从事作业的工人60%以上都有过感染疟疾的病史。其他国家如俄罗斯、蒙古等国气候严寒，暴风雪成灾，恶劣气候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风险。此外，石油矿产资源的操作本身就具有高风险，如井下作业操作不当、安全防范设备与措施不健全等都会成为重要的经营风险来源，如果是在国外发生安全事故（如在2004年赞比亚发生的矿井爆炸）还会引发其他连带风险如政治风险等。

除了上述一般的经营风险外，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风险还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风险集中体现出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性。这些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体现为淘金思想严重，低成本竞争，表现在忽略对员工的健康和操作安全投入足够资金，不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教育，忽略对环境的保护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人们对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各国立法趋于严格化，忽视环境保护法律很可能导致当地政府采取关闭矿井和停止项目的决定。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将对外投资作为响应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号召，外在推力大于内在动力，缺乏长远的投资规划，对外投资只是权宜之计而非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些短期和政策行为造成企业对外投资思想准备不足，成为诱发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文化风险分析。

在国际投资中还有一类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视的风险来源，即文化风险。对外投资虽然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特别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便产生文化摩擦，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会随之产生。

一些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是任何企业都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企业在与东道国打交道时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过多注重与当权者打交道，认为只要与政府搞好关系便可一通百通，为此甚至采用行贿手段，表现出十足的实用主义。然而与我国国情所不同的是，外国的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反政府势力、宗教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在一些与我国政府关系良好的国家，反政府势力以绑架我国员工为砝码向当地政府讨价还价，反而成为我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的威胁。中国企业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有些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我国一些项目管理者表现出的大国心态和对当地员工的歧视态度也可能成为风险隐患，或为当地种族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制造把柄。

矿业投资篇2

当离市区越来越近，这座仅次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澳洲城市渐渐展开其真容：一排排私宅掩映在鲜花绿荫之中，现代化高楼反而成了点缀。约十分钟后，一弯波光粼粼的清水出现在眼前，我情不自禁欢呼起来。这是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二的天鹅河(SwanRiver)，珀斯最耀眼的名片。

天鹅河北岸的圣乔治大道(STGeorgesTerrace)是珀斯的CBD。由于天鹅河的存在，珀斯在城市化进程中倡导临水户外生活，这使得传统曼哈顿式CBD标准完全框不住珀斯。这里没有豪华的购物中心、玻璃钢筋建筑群、大都会级别的艺术博物馆，甚至没有一条称之为门户的主干道路。

某个傍晚，我们完成工作后在国王公园(KingsPark)附近的海滩休息，惊讶地发现河上白帆点点、桅樯林立。游艇能成为天鹅河上的热门活动，与珀斯平均每四户人家就拥有一艘快艇不无关系。

巨额的财富来自何方?全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珀斯已成为全球铁矿、天然气、氧化铝、黄金、镍、铀、钻石等矿业投资大本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钢铁产能狂飙式增长，使得西澳成为中国最大且最具竞争力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同时还满足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对资源的强劲需求。

由于中国对资源的需求高涨，不但几乎每一家中资资源企业都在珀斯设有分支机构，比如宝钢、中钢集团、五矿、中冶、中信泰富、武钢，而且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开始前往珀斯淘金。珀斯当地的资源企业也无一例外打“中国牌”，因为中国是维系他们高利润的最大客户。

去年11月，中国工商银行甚至在珀斯设立了首家分支机构，服务对象正是与中国紧密联系的矿业客户。

受惠的不只是西装笔挺的矿业执行官，矿工才是珀斯绝对的“金领”。在西澳，一个仅具备基本技能的矿工，可以轻松年人百万人民币，开矿区卡车的司机，年收入200万人民币很正常。连西澳洲政府官员Steve介绍矿工的工资时，都会忍不住来一句“Goodmoney”。不过Steve强调，珀斯及周边的物价也很高。例如，在矿区小镇Karratha，汽车旅馆一晚上要价约300澳元，相当于悉尼市中心五星级酒店的收费水平。

财富持续的涌入，令珀斯在过去近30年里经历了一波高速发展。作为西澳洲首府，西澳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这里。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珀斯的人均GDP增长在澳大利亚所有州里面最为迅猛的，对整个澳大利亚的经济贡献率达38％左右。2011年，全球房地产服务公司JonesLangLaSalle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20大发展最快的新城市排名中，珀斯排在第8位。

急速的城市扩张也使城区的界限被模糊。若问当地人住在城区还是郊区，对方总是吞吞吐吐，不确定自己住在城区还是郊区，但会强调他们只需花十几分钟就可以达到市中心各个街区。当然，回答者大多拥有一辆小排量轿车、十几万澳币的年收入和一套400平方米左右的独栋别墅。

矿业投资篇3

【关键词】煤矿;专业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财税政策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发展教育和培训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煤炭产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然而,目前煤矿人才缺乏,人力资本不足严重影响着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颁布的《煤炭产业政策》中提出了“实施煤炭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加强国家煤矿专业人才继续教育、培养基地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实施煤炭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鼓励企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职工安全、技术教育培训”的政策。

财税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和调整财税政策,一方面为各级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财力支持,另一方面对企业和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实行调控和激励,积极引导加大对人力资本投入。因此研究促进煤矿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财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煤矿专业人力资本现状

(一)人才存量不足、质量不高

据统计,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专业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为7.3%,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12.7%的平均水平。地矿类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操作人员严重短缺,专业技术人员缺口近30万人。

煤矿从业人员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健康水平与其它行业相比差距较大,人才质量不高。在学历结构上,高层次人才缺乏,本科以上学历仅占专业技术人员的26.4%。在职称结构上,高中级职称人员比例低。在操作技术人员中,高级工比例占5%,初级工及以下达62%。煤矿采掘工人则以农民工为主,整体文化素质低。在年龄结构上,由于缺乏年轻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接替,职工队伍年龄老化,35岁以下的职工不足15%,且多集中在非生产岗位。

由于煤矿这一特殊的工作环境,年龄较大的职工中,心血管病、糖尿病、风湿关节炎、尘肺、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等慢性疾病多而集中。我国现有尘肺病患者44万人,还有未经确诊的可疑患者60多万人,总计约100多万人,其中煤炭行业从业者占46%以上。

(二)人力资本投资强度低

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对煤炭院校投入相对不足。煤炭院校在建设资金和办学经费上同其它类型的学校一样对待,而煤炭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实践教学比重大、实验实训设备投入大、人才培养成本高等特点,造成煤炭院校普遍面临建设和运行费用不足的困难。原煤炭院校的办学方向、专业结构等发生了较大变化,地矿类专业招生逐年减少,招生录取人数不足,专业开办成本提高,严重影响了高校开办地矿类专业的积极性。原煤炭院校的地矿类专业由前几年的54个减少到29个,招生比例由原来的15.6%下降到2.5%,几年下来为煤矿少培养1万多名专门人才。

(三)人才流失严重

2000~2004年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流出人才占引进人才的54%,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和生产一线工程技术人员流失最为严重,占流失人才总数的70%,这种“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使企业专门人才出现“断层”和“断流”,加剧了人才队伍学历、年龄、职称结构的不合理性。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

(一)教育投资

教育投资是煤炭行业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微观来看,教育投资指受教育者本人或家庭为获得专门的系统知识,用于正规学校教育方面的各种支出。从宏观来看,教育投资一般被认为是政府对于各级教学和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单位的支出,其中包括基础教育投资、中等教育投资、高等教育投资、职业培训教育投资、成人教育投资。

(二)健康投资

人的体力是其智力活动和其他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没有必要的健康投资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人力资本,因此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健康投资指一定时期内用于预防和治疗人体疾病,保护和增进人们身体与心理健康所花费的支出。健康投资的主体可以是国家,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投资内容包括:饮食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娱乐支出,体育锻炼等方面的支出。健康投资也是一种可以为投资者带来预期经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它可以增加未来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劳动者的健康质量和生产效率,减少疾病,增强工作能力,并使其智力投资得以维持。国家用于这方面的投资主要有构建医疗卫生管理监督体系,建立医院、疗养院,购置各种医疗设备,培养各种层次的医务人员。而企业用于这方面的投资则包括提供医疗费用、各种保健措施、工作安全、养老金等。

(三)迁移投资

迁移投资可称为人力资源流动的投资。一般说来,人力资源流动可分为国内流动和国际流动。就人力资源国内流动而言,投资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由个人负担的投资;二是由政府和社会负担的投资。个人投资包括流动的直接成本(如交通费、安置费及信息费用等)和机会成本(如在寻找工作、变换工作时消耗的一定时间,以及掌握必要技能所付出的代价)。为了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政府和社会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投资:首先,建立一个职业信息系统及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机构的设立及人员配置,需花费一定投资;其次,为了便利劳动力地区间流动,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待开发地区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以吸引劳动力前往,并协助他们建立新的生活;再次,对远距离地区间劳动力流动,需花费更多的迁徙费用。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补贴或给予贷款。就人力资源国际流动而言,移民入境将使接受国的人力资本增加;如果入境者是经专业训练的人力,那就省去了培养这些人的投资。因此,用于移民入境的费用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三、促进煤矿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煤矿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财政支出

1.加强教育、科研投资的财政支出,提高人才存量和文化素质

(1)加大高等教育中煤矿专业的财政支出

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能在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基础上迅速提升高级人才的比例。同时,也唯有高等教育才能满足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人力资源。

煤炭高校下放地方管理以后,煤矿主体专业人才培养的源头有逐渐枯竭的趋势。国家应加大对煤炭行业人才培养的投入,恢复和保证煤矿主体专业的招生规模,加强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力度,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对报考煤炭地质专业的学生实行学费优惠或免学费;设立“煤炭艰苦专业定向助学基金”等,鼓励学生报考煤炭专业。

(2)增加科研经费的财政支出

科技兴煤,人才是关键。财政应增加煤炭相关科研经费的预算,增加供给青年研究人员的工作岗位,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科研、工作条件,为他们搭建更好的科研平台。

2.加强医疗投资的财政支出,提高人才健康水平

进一步增加对煤矿职业病防治的财政支出,建立有效的煤矿职工疾病预防保障体系。增加政府在矿区卫生服务方面的财政开支,加强政府在保障矿区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干预力度。通过各种医疗补助方案,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对煤炭工人进行一定规模的日常保健投资。

3.加大迁移投资的财政支出,吸引人才和促进人才良性流动

在目前煤炭专业人才整体匮乏和外流的情况下,应实施促进劳动力良性迁移的政策。即在留住用好现有人力的基础上,制定吸引人才的战略,地方政府可以较高的待遇、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国内外煤矿专业高素质人才。同时要建立健全煤炭行业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低迁移的成本。

(二)创新煤矿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1.创新企业所得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对煤矿职工的人力资本投资

(1)提高煤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比例和建立煤炭企业职业培训投入的加倍扣除制度

职工教育经费比例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可用于职工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来源;培训投入的加计扣除,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成本,影响着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煤炭企业用于职业培训的投入,不仅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还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倍扣除,从而鼓励煤炭企业加大职业技术培训的力度。

(2)完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煤矿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捐赠投入的免税制度

首先,企业和个人对煤矿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捐赠,不受现行税制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比例的限制,可以全额扣除。其次,就取得捐赠收入的煤炭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而言,这部分收入也不作为一般经营性收入,同样享受免税待遇。

2.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激励煤矿专业人员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

(1)建立煤矿专业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扣除制度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收费不断增加,教育培训费用在生计费用中所占比重正日益提高。因此,建立煤矿专业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制度,降低煤矿专业人员自身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对促进这种投资是十分必要的。

可考虑借鉴美国的做法,实行终身学习税收抵免,允许煤矿专业人员把所支付大学、研究生、职业进修等教育培训费用从税款中扣除或者将教育贷款利息用来抵减应纳税所得额。

(2)增加对煤矿专业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直接影响投资决策。一般而言,投资收益越大,人们越愿意进行这种投资,而投资越多,人们的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越高。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离不开对科技人员的激励。

增加煤矿专业技术人员个人所得税优惠,可以刺激个人资金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弥补政府投资财力的不足,改善我国煤矿专业人力资本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建议对煤矿开采利用的知识产权转让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予以减免税优惠,鼓励知识创新,从而达到鼓励科技人员加大对自身教育投入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财政政策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6.

[2]张丽娜.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6.

[3]梁利,徐瑛琦.煤矿人才冰层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煤炭工程,2007,(3):113~115.

矿业投资篇4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海外投资风险评价矿业企业

一、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特征分析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面临着更广泛的国际竞争，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增强自身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作为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市场主体，海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不断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国是一个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又处于消耗资源高强度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是世界铁、钼、铜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2008年下半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国际市场铁、铜、铅、锌等大宗矿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国外很多矿业企业面临财务危机，股票市值下降，纷纷低价出售公司、矿产地或寻求外部合资合作，为国内企业借机低成本收购矿产资源带来了有利机遇。在资源短缺乃至有些重要资源面临枯竭的今天，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源约束矛盾，吸收国外采矿先进技术，促进国内矿石冶炼及下游加工业的发展，推动我国矿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有利于外汇储备转换成资源储备，有效规避巨大的外汇储备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这对我国资源安全和金融安全具有双重意义。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建设期和投资回收期很长，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从而使得投资支出能否取得预期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上投资数额巨大，项目一旦上马公司就很难再改变投资方向，所以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做出合理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做出了准确的风险评价，才能为项目的运行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也便于项目管理人员采用合适的对策，加强风险管理，尽量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

二、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步骤

要评价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首先必须确定评价方法。考虑到矿业跨国投资项目投资周期长、风险种类多的特点，本文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来对中国矿业企业的跨国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具体而言，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价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步骤如下。

1、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要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价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首先必须确定评价指标。需要指出的是，要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必须将风险指标分成若干层，形成层次结构模型。考虑到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逻辑性、可操作性及差异性等原则，同时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合理规模，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来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评价。

（1）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包括由于不可抗力，如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给项目带来损失的风险，由于环境保护发生的成本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还包括地质资源量变化风险和矿石品质变化风险。

（2）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又称为国家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及母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跨国公司所蒙受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一般不易预测，一旦出现往往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很大。它主要包括政局稳定性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等。

（3）经济风险。由于宏观经济走势及其波动导致项目经济效果发生负偏离的可能性称为项目的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包括通货膨胀风险、市场风险、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

（4）社会风险。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目的，一是利用国外的矿产资源，二是追逐利润。但如果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其潜在的损失是很可观的。如果企业没有能够很好融入当地的社会氛围，甚至在投资和经营中与当地社会团体或民众产生了冲突，会严重影响到企业与当地整个社会的关系，对企业的声誉和投资的顺利进行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要考虑社会风险因素，社会风险主要包括社会风俗习惯风险和文化风险。

（5）技术风险。技术风险指的是在矿业项目勘探、开发的全过程中由于技术的局限性而产生的风险。对于矿业项目来说，它主要是指工艺技术与装备风险、勘探风险和开发风险。

（6）财务风险。中国矿业企业开发跨国投资项目，生产的周期很长，资金投入巨大，投资回收期也很长。而且由于是跨国投资，还会产生汇率波动、税收制度不同等财务问题。因此，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过程中的财务风险不可忽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融资风险、通货膨胀风险、产品价格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投资回收期风险。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了如表1所示的风险指标体系。

2、构造判断矩阵

构建分成若干层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后，下一步就是在各层指标中进行两两比较，构造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次的风险，进行本层次与之有关的风险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下面以上文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政治风险为例来说明如何构造判断矩阵。

如上文所述，政治风险包括政局稳定性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政治风险为准则层，记为A2，政局稳定性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组成方案层，分别记为a21，a22，a23。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针对准则A2，两个元素a2i，a2j（i，j=1，2，3）谁更重要。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度将判断量化。表2给出一种常用的1―9标度方法。

用以上标度来建立判断矩阵，假设对于某一具体项目而言，政局稳定性风险比政策风险重要，政策风险又比法律风险重要，则判断矩阵如表3所示。

在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中，共包括6个一级指标，所以共需建立7个判断矩阵。

3、层次单排序

计算出某层次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种排序计算称为层次单排序。具体地说，层次单排序是指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对于上一层某元素而言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层次单排序计算问题可归结为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的问题。求得了特征向量，就求得了对于上一层某元素而言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权值。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计算机很快完成。

对于如表3所示的判断矩阵，可求得它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0.467186，0.317305，0.215508）T。求出每一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就完成了层次单排序。

4、层次总排序

依次沿着层次结构从上往下计算，即可算出方案层风险因素相对于目标层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优劣的排序值，即层次总排序。也就是说，层次总排序是针对总高层而言的，经过层次总排序，就可以得出最底层（在本次评价中是各个具体的风险因素）对于最高层（在本次评价中是总体的项目风险）的相对重要性的排序。

5、单因素评价

以上四个步骤完成了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的层次总排序，也即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从本步开始进行风险评价，由于所有的指标都具有模糊性，难以用精确的数值直接打分，通常评价者对具体的风险指标只能给出“高”，“中”，“低”等定性评价，对于这样的评价问题，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的方法较为合适。根据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因素集A=｛A1，A2，…，A6｝，其中，Ai＝｛Ai1，Ai2，…，Aini｝，i=1，2，…，8；Ai1，Ai2，…，Aini均为Ai中的指标，ni为Ai中指标的个数。对各指标的评价值分为“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5个等级，即评语集V＝｛v1，v2，v3，v4，v5｝=｛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

由于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均为定性指标，因此采用以模糊统计试验为依据的等级比重法。在对风险因素进行评判的时候，邀请若干位从事矿业跨国投资领域的专家，让专家就该项风险发生水平进行“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5级模糊估计，即对该类风险发生的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进行综合估计，然后用概率和数学期望方法进行统计，形成风险因素的评价隶属矩阵。

假设请10位专家对投资目标国的政局稳定性风险进行评价。假设这10位专家中，有2位认为目标国政局稳定性风险很低，有3位认为较低，有3位认为中等，有1位认为较高，有1位认为很高，则该目标国政局稳定性风险的评价向量为（0.20.30.30.10.1）。依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全部最底层风险指标的评价向量。

6、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对每个评价指标子集Ai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通过第5步的单因素评价得出子集Ai的单因素评价隶属矩阵：

i=1，2，…，j，j为一级风险的个数，m为评语的个数，n为Ai中二级风险的个数。在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下，m=5，j=6。

对每个一级风险指标Ai上的权重模糊向量Wi＝｛wi1，wi2，…，wim｝，通过R变换为评判集v上的模糊集Bi=Wi?紫Ri，就完成了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7、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将第6步得到的j个向量B1，B2，…Bj按照顺序拼起来，得到新矩阵B=（B1，B2…Bj）T。接着对该隶属矩阵和一级指标组成的权重向量（W）进行模糊运算T=W?紫B，就完成了二级模糊综合评价。这样，就完成了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评价的所有步骤。

三、案例分析

假定有一中国矿业企业要到A国进行矿业投资。为简化起见，只考虑政治风险（A1）和社会风险（A2），则可建立如图1所示的层次结构模型。

建立了风险评价的层次结构模型，下一步就要构造判断矩阵。假设经过专家的判断，对于政治风险，判断矩阵如表3所示，对于文化风险，假设A国社会风俗习惯风险比文化风险更重要，构造出如表4所示的判断矩阵。在A国，从总体上来看政治风险比社会风险更重要，即政治风险对总风险的影响更大，即可构造出如表5所示的总风险判断矩阵。项目总风险用C表示。

表4社会风险判断矩阵

下一步要进行层次单排序，即计算这两个矩阵对应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经计算得表3所示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1=（0.4671860.3173050.215508）T，表4所示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2=（0.5778340.422166）T，表5所示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w3=（0.5778340.422166）T。这里已经对特征向量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这样就完成了层次单排序。

下一步是进行层次总排序，层次总排序的过程如表6所示。

下一步要进行单因素评价，按照第二部分说明的方法，建立评语集，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单个风险因素评判结果和每一个风险因素风险的权重，如表7所示。

下一步是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政治风险=（0.4671860.3173060.215508）T?鄢

=（0.2427290.2875470.2150540.1302750.124394）T。这样，就完成了对该项目风险的评价。结果表明，24.27%的专家认为投资风险很低，28.75%的专家认为风险较低，21.51%的专家认为风险中等，13.03%的专家认为风险较高，只有12.44%的专家认为风险很高，所以说明，该项目风险较低，可以进行投资，但还是要注意风险的控制和防范。

四、结语

本文系统考虑了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建立了全面评价我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指标赋权，有效地降低了赋权过程的主观性；运用模糊评价方法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价，该指标体系和方法既能对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总体风险进行评价，又能对某一单项风险进行考核，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矿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价问题，具有适用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特点，既为矿业投资者海外投资决策提供了依据，又为中国矿业企业在解决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方向。

（注：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支持（项目编号：10YJAZH1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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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恩泽、朱颖超、张在旭：基于Fuzzy-AHP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J].河南科学，2010（2）.

[3]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构建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矿业投资篇5

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和融入境外资源市场，参与世界资源竞争，已经成为我国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方式。自2010年起，中国矿业联合会以商务部、国土资源部委托开展“中国企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类境外投资备案”工作为基础，结合其他公开信息，对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情况进行了整理分析。2014年，《中国经济周刊》将同中国矿业联合会按季度联合《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情况分析》。

执笔：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兴国

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规模明显减少，一方面企业面临较大的矿产品价格下行压力，投资热情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矿业在国内的发展环境面临挑战，需要拓展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向矿业行业转移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的角色日渐突出。同时，低风险的项目投资受到青睐，境外勘查投资出现分化。

一季度主要数据要点

盘点一季度数据可以发现很多值得关注的要点，比如投资总额减少48.18%、投资最多的矿种为铜、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来源于跨行业企业、民企投资额超国企14倍等。具体数据如下：

一季度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项目32例，与去年同期持平；中方协议投资额9.13亿美元，同比减少48.18%。

投资金额中，并购金额5.35亿美元，同比减少37.28%；勘查勘探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减少22.22%；开发建设金额2.59亿美元，同比减少65.74%。投资涉及中国企业28家，资金流向全球18个国家。【图1】

以投资金额计，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矿种依次为：铜5.75亿美元，项目7例；铁1.37亿美元，项目6例；煤炭1.09亿美元，项目3例；金0.39亿美元，项目5例；其他矿种合计0.53亿美元，项目11例。【图2】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主要目的地依次为：澳大利亚5.41亿美元，项目6例；北亚1.65亿美元，项目3例；南部非洲0.93亿美元，项目9例；东盟0.87亿美元，项目6例；加拿大0.01亿美元，项目5例；其他地区0.26亿美元，项目3例。【图3】

跨行业企业为投资主要来源，接下来是矿山企业、地勘单位，协议投资额分别为6.95亿美元、1.6亿美元、0.58亿美元，项目分别有15例、3例、14例。【图4】

而就投资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投资远超国有企业投资额。国有企业投资额为0.57亿美元，项目11例。民营企业投资额为8.56亿美元，项目21例。【图5】

境外矿业投资呈现出新特点

一、房地产企业向矿业的转型依然在进行，一季度有多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企业（集团）开展境外矿业投资，包括广州丰源集团、园城集团、山东阿掖山集团等。

二、投资控股集团的表现抢眼，通过先期并购境外资产，随后注入上市公司实现退出，突出体现在上海等地的企业。

三、一些选择投资技术风险小的石材项目的企业在境外发展迅速，不断扩展投资目的国，如厦门某贸易企业。

四、在东盟的中国矿业投资整体向冶炼发展。

五、东西部地勘单位对境外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开始显现。本季度投资境外勘查的9家地勘单位几乎都来自中西部省份；东部地勘单位则在进行境外发展的转型，山东省地矿局工作重点在为前期项目寻找合作开发方，华东有色地勘局在调整内部股权结构，有色金属地质调查中心在蛰伏等待形势好转。

矿企面临的经济压力增大

2014年第一季度，矿业企业面临的经济压力显著增大。首先表现在，大宗矿产品价格面临明显的下跌压力：一季度铁矿石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天津港62%的基准铁矿石到岸价格由2013年12月的135.79美元/吨下跌到2014年3月的111.83美元/吨，跌幅达到17.6%，且未来三年价格持续看跌；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在一季度出现大幅下滑，由3300美元/磅下挫至3000美元/磅左右，跌幅达10%左右；伦敦金属交易所铝价在0.78美元/磅左右的低位震荡；环渤海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5500大卡）由620元/吨持续下挫至530元/吨，跌幅达14%左右。

初级勘查市场仍处于低位。一季度，代表全球初级勘查公司的多伦多创业板矿业企业的市值在102亿～120亿美元之间，仍然低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2009年139亿美元的市值，较2011年370亿美元的市值高点下滑70%左右。

生态文明建设给国内矿业带来挑战

矿业投资篇6

关键词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金融危机机遇风险投资策略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的重要阶段，高品位矿石资源的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运行的障碍，海外矿业投资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海外企业纷纷把目光瞄准了价值走低的矿山。中国的投资者如何在这场“矿山争夺战”中取胜，成为我们亟需思考的问题。

澳大利亚因为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逐渐受到中国投资实体的重视与青睐。那么，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如何?我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来规避风险?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详细说明。

一、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矿业开采国，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矿产品生产国。澳大利亚的矿石开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开采量的80％。

澳大利亚的矿石产品种类繁多、品位优良，且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矿产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铀、铅、锌、钽和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铋、错、铪；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铝土矿、金、钴、锂和金刚石等。为我国进口商青睐的铁矿石资源的年储量也已达到180亿吨。据统计，2007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1.46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38％。

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矿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亚州的哈默斯利铁矿带，昆士兰州的蒙特艾萨铅锌矿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莱特宁山脉黑蛋白石矿床等。

在具备优良的矿业资源禀赋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矿业勘探也相当重视，对矿石勘探项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额逐年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勘探技术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矿产勘探计划——“玻璃地球”计划。该计划利用三维可视化和地质模拟等技术，使大陆表层1公里以内的地域，像“玻璃一样透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与准确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要冲，交通便利，远洋运输业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之一。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效率极高。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现代商业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万吨以上，有4万平方米的堆场，码头上铺设铁路线，油罐车可直达码头。凯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尔港亦是其重要商贸港口。赫德兰港是其主要的矿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胀、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澳大利亚2006、2007、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4.1％和2.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2009—201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为1.7％。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经济颇具活力，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大体上看，澳大利亚对外资的政策是鼓励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进一步减少外资限制条款，以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投资。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从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对澳大利亚既存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底线，以及外国公司中澳大利亚资产被另一外国公司收购时须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线由原来的500万澳元放宽到5000万澳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额在5000万澳元以下的中国企业，使投资者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投资收益。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在新矿业开发项目中，澳大利亚人要拥有一半股权的限制[投资主体为外国政府(包括国企)时不适用]，同时外国人接管既存采矿企业，也不必再进行经济利益检测。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贸关系。1972年，澳中签署了两国贸易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待遇。近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438.5亿美元。同时，中澳之间的投资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仅200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项目直接投资额已逾9.4亿美元。同年，澳大利亚在华的新增投资项目487个，实际使用金额3.5亿美元。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统一的外资法，但外资活动主要由1975年通过的《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监管。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相应法律，保护外资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权益。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仅热衷于历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视时代本身特点的投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当今世界，投资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继上世纪初“大萧条”之后，波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其矿业产业正面临着生产规模缩小与被迫裁员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裁员已逾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走低的矿石价格更使矿山开发者措手不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际市场上主要金属如铜、铝、铅、锌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20％、16％、40％、31％，且无明显反弹迹象。长期的萧条也导致企业内资金流动出现严重困难。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矿业股领跌股市，然而这也为我国投资者“低价收购”提供了机会。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汇率于2008年7月中旬开始大幅下跌。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趋势更是不可逆转，根据外汇价牌，4月中旬，澳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4.9727。澳元的持续下跌为中国投资者的并购又增添了筹码。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遇对于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主观上更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澳大利亚铅锌矿大亨perilya公司面对恶意收购，主动寻求中金岭南，提出收购要约；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积极地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资机会展开对话。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表现得如此主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作为矿业资源消费大国，有色金属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场资源广大。中国虽是矿产大国，但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当今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品位优越的矿业产品。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逐渐开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业把目光投向中国。其次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中国主要矿业企业具有相当实力，能够提供目标企业急需的现金。中国的矿业生产以供给“内需”为主，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十分有限，许多大型矿业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中国矿业实体自身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掌握着广阔的矿带，资金力量雄厚，国际信誉优良，涌现出中国铝业、中金岭南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实体。面临大量债务问题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与这样的投资者“联姻”，更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机下，现金为王，中国在此时恰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者可以为目标企业提供足够资金，而不是采取股权交易的形式。目标企业的决策者由于担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极有可能贬值，因此更愿意与能够提供现金交易的中国企业接触。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在做“走出去”的决策时难免有所顾虑。为此中国政府也在为矿业企业“撑腰”。2009年3月初，国务院通过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属行业的振兴规划。国家通过收储政策(目前出台的收储规划为：铝100万吨、铜40万吨、锌40万吨)，减少国内矿企的积压库存，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活跃。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创新研究、鼓励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使产业升级，使相关企业在收购竞争中能够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机遇是平等的，其他国家或东道国的投资者在机遇来临时也不会畏首畏尾。所以，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它们的并购竞争。这类竞争使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本增加。比较典型的实例是，中金岭南联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争。双方你追我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收购价由每股2.5元飙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岭南经过多方面考虑，不得以退出竞争，撤回要约。同样，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澳矿业巨头力拓的部分股份时，也遇到了来自澳业巨头必和必拓的竞争。在其他收购案例中，投资者间的竞争更是不胜枚举。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能源矿业产业涉及澳大利亚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必然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与担忧，促使其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外商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要求“投资透明，无政治背景”，这一模糊的政策为投资准入审批提供了极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时，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国政府及其人(包括国企)对澳投资，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审核，并明确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15％。

相比之下，此类风险更应该得到我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切主要风险的根源。为了不给它国留下“政府过分介入”的话柄，东道国政府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外国投资者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争中，我国企业是很难取胜的。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有些澳大利亚的矿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股权收购，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这就要求收购企业本身有雄厚的实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收购股权后，由于本身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动资金，难以经营。所以，在股权收购时，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债务情况，评估其风险是否是企业自身能够承担的。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是投资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成功的投资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矿业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购的几大特色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四条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矿业产业是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核心，关系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审批始终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在收购此类产业实体时，就要讲究策略。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申请收购澳大利亚中小规模矿业实体，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而且在收购大型矿业实体时。不要总以“持大股”为目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恐慌并出台严厉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项目的投资者可以瞄准目标企业在非东道国市场上市的股份以缓解东道国政府的忧虑。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力拓公司时，就有意避开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选择收购其在英国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长三个月审查期”的决定(最终力拓选择放弃与中铝的结盟计划——编者)。

相比之下，中国五矿集团的遭遇则更为明显。该集团斥资17亿美元全资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开采商——澳大利亚ozmineral的申请被澳大利亚财政部门以“部分开发矿区(prominenthill)涉及军事禁区，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为确保收购，中国五矿被迫放弃全资方式，以12.06亿美元收购ozmineral的部分资产，并放弃对军事禁区矿山的控制权。这项修改计划最终获得了澳政府批准，但其规定此项收购是纯粹的资产收购，五矿集团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权。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由于外国的投资审批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够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偏见是“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行为”。在大型投资项目中，东道国的审批者总想知道“中国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这方面得出不利结论，对中国投资者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取得沟通，消除其潜在疑虑。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沟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标企业，保证信息对称性，避免盲目投资。

投资者也可以向东道国政府做出一些承诺，譬如，保证收购后不大幅降低产品价格，使本国采购商获得过多利润；制定开采产品在东道国的销售比例；对企业的控制权保守索取等。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时就向澳大利亚投资审批机构保证“不谋求进入董事会，不会对力拓的经营施加影响”，以减少东道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与我方共同收购，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几大海外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基本上都在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公司时，选择美国铝业作为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历史悠久，且是公认的“全球最大铝业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设立跨国机构，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这样的合作者共同收购，对于融资效率、风险的化解与分担都是有利的。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中国企业在与其他投资者竞争时，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了解对手信息，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调整。对于大手笔的收购，既要努力争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时的决策失误使公司债台高筑、得不偿失。具体来讲，根据情势不同，可以采取两种竞争策略

一是主动出击，据理力争，维护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地位与利益。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道国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对我国企业的收购提出质疑，以达到拖延时间、从中渔利的目的。在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per-ilya公司时，就受到了澳洲竞争者cbh公司的质疑。cbh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向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称中金岭南在收购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影响了其公司收购计划，属于不公平竞争，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审查，同时要求pem公司推迟召开股东大会。面对对手的指责，中金岭南及时做出反申诉，通过与澳政府投资审查部门的多次商谈，使对方明确了我们的收购是规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东控制的，对手的指责站不住脚，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竞争。

二是避其锋芒，放眼未来，暂时的退让有时是明智的表现。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如果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对手对该项投资过分执着。我们就要冷静分析竞争的结果，避免造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中金岭南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时，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价收购。经过多次提高定价，收购价格越过中金岭南的“红线”。此时，中金岭南理智地放弃竞争，宣布收购失败。然而几个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金岭南抓住机会，收购了澳大利亚pefilya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澳铅锌业巨头50.1％的股份，成为中国首家绝对控股发达国家资源企业的公司。

两相对比，收购先驱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亿人民币，收购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亿人民币。中金岭南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竞争，可在实际投资收益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布米公司，成为此次竞争的真正赢家。倘若中金岭南不顾股东利益，缺乏理智地强行收购，恐怕现在已经处于入不敷出、极为危险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点投资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当代中国的投资者只有在认清当前形势，理清投资思路，优化投资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矿业投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崭新形象。

参考文献：

张华：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矿业》，2001年第10期。

刘树臣：澳大利亚玻璃地球计划及其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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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2005-2008年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人民出版社。

鲍江升：《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国企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三点建议》，《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