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1
【关键词】农村劳务经济；现状；制约因素；发展对策；综述
所谓劳务经济，是指劳动者通过出售劳动力商品，提供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某种需求，从而获得劳动报酬，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形式。农村劳务经济，即农村劳动力以劳动形式获得经济报酬，将劳动力资源转化成为资本资源，优化配置农村经济发展要素，实现当地社会财富增长的的经济活动。农民工是农村劳务经济的主体。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其直接目的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同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市化市民化建设、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农村劳务经济进行了较为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简要评析农村劳务经济的历史发展和研究现状，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农村劳务经济的产生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密切相关。农村劳务经济与劳动力转移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实现农民增收等目的上存在一致性。黄玲对农村劳务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她认为劳务经济与劳动力转移都是以劳动力流动为载体，但是劳动力转移偏向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民化，而劳务经济则侧重于市民化前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时间序列上看，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要早于农村劳务经济，劳务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劳动力转移研究一脉相承。刘易斯对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在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由于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这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对工业部门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不断被工业吸收，从而实现劳动力转移。随后拉尼斯、费景汉针对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重要性的缺陷，建立了拉—费模型，并提出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同时农业剩余的数量决定了工业化水平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这也正说明了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但上述研究未把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考虑在内，之后的托达罗阐述了城市就业概率和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劳动力转移决策的考虑不仅包括收入水平还包括就业概率，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规模。但托达罗模型以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为前提，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针对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蔡昉、肖文韬、侯风云、张征等通过实证分析等不同方法论证分析中国劳动力问题，并指出区域之间相对收入差距、教育水平、户籍制度等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王方友、姜冬梅等认为中国农村劳务经济的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资源禀赋稀缺、自然资源的超负荷承载排斥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以及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势差等方面。
二、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现状研究
（一）农村劳务经济现状分析
1.正面效应。劳务输出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所得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增大，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近42.5%，是与2010年相比比重上涨1.5%，与2000年相比比重涨幅达到10%。劳务所得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增进了资本回流农村，在外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改善了农业土地与劳动力配置的尖锐矛盾，有利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精神文明角度来看，农民外出劳务，劳动技能与文化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有利于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劳务经济的发展，与当地乡镇企业成长相互促进，为当地政府带来了稳定税源，有利于城市化市民化发展方向。
2.负面效应。由于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比较收益差距较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倾向增大，尤其是西部贫困山区农民外出劳务的比重更大。这就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特别是农业人才的流失，从事农事活动的人员大多为老人和妇女，其文化素质不高，生产经营形式衰退，阻碍了农业技术、机械的推广与利用。劳动力的异地转移还会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外出务工者的城市消费使其劳务所得重新流回城市资本市场，而其寄回家乡的收入并没有投入农业生产，大部分又通过储蓄的形式为城市所融资利用。通过对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前后耕地资源利用的调查，还发现了土地浪费甚至撂荒的现象突出，耕地粗放化经营，其中四川、贵州的情况最为严重。
（二）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制约着劳务经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完全上，一方面农民对务工信息不了解，就业渠道狭窄，多与亲朋、乡里一同外出务工，具有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城市并不能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导致了市场供求双方地位不对等，这会严重影响农民就业和收入权益的保障。
2.人力资本缺口与劳动力素质制约。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数量上的供过于求，在劳动力结构方面却满足不了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从2005年的数据上看，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仅占5.7%，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有9%，其中获得专业技术职称的仅为1.3%。而目前劳动力市场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长期处于未饱和状态。文化技能素质低下导致了劳动力无法适应市场需要，市场竞争能力弱，仅能参与简单体力劳动，无法获得较高报酬，又较难形成人力资本，制约了劳务经济健康发展。
3.制度缺陷与政策制约。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制度是劳务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制度壁垒。不断地消除壁垒、完善制度政策伴随在劳务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从限制农民进城逐渐允许劳动力流动，从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病害事故频发到立法保障农民工群体权益。制度政策的完善也逐渐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问题、空巢老人问题、“菜篮子”“被褥子”问题。但是还应该看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未消除，养老医疗保险异地转续尚未真正实现，这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务工农民仍处于“边缘状态”，难以真正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益保障。
4.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劳动力、资金要素外流，经济发展滞后。一方面造成农村经济无法吸纳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低无力支付外出务工的成本；另一方面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逐渐将其市民化，农村人才、资本继续外流，发展依然缓慢，农村经济将陷入“发展陷阱”，保持滞后的经济状态。这将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当地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发展落后，为城乡统筹工作带来不便，影响了劳务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1.构建规范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化、市场化程度，最重要的要从市场信息和市场组织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数据库，做到信息更新及时，准确反映劳务市场的供求变化，并要拓展信息传播渠道，保障就业信息的及时传递与沟通。二是要大力发展劳务就业中介组织，调动劳动力市场活力，使劳务就业高效有序地实现，提高劳务就业服务水平，扭转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地位不对等的趋势。
2.推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鉴于农村劳动力素质因素的制约，韩云洁等人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要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建立农村学习型组织，组织劳务技能培训。杨明高等还指出需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方面同时入手，不仅要突出技能培训，法律普及、安全常识、文化培训也有必要同时跟进。这样才能做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才能提高农村文化技能水平，实现单一输出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
3.营造有利于劳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政府推动劳务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综合管理服务，保障务工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外出务工者的劳动安全和生活保障，有财力的政府可以考虑在务工人员密集的地区设立办事处，确保农民劳务合同的签订，更好地为务工人员提供就业、生活服务。此外，还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打破人口流动壁垒，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实行农地制度创新，加快土地在市场条件下的流转，消除农民外出务工的土地束缚；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加快解决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险异地转续问题，降低务工农民投保的机会成本，免除农民后顾之忧。
4.拓宽农民劳务就业渠道。段庆林从农民劳务收入角度，对我国农村劳务经济进行了地区模式研究，将我国分为郊区型、沿海型、北方型、南方型、边疆型5种模式，提出了依照地区性特征，因地制宜发展劳务经济。因此，要加强城市经济和乡镇企业在区域内的发展引导作用，推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区域内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民劳务就业岗位的开拓不仅仅要从国内考虑，还要积极发展国际劳务输出，开拓农民劳务就业空间，开辟政府、民间多种渠道，逐步扩大劳务市场份额。
5.加快金融创新与支持。李希欣、林晗从金融支持角度，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到了劳务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发展相互影响，提出农村金融创新、加快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注重财政补贴与金融信贷的配合、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建议。
三、研究简评及展望
（1）相关研究的简评。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内容是农村劳务经济的内涵、意义、制约因素、主要对策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等。有关农村劳务经济的内涵和意义的阐述，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种视角展开。有从使用价值、要素禀赋、效用等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也有基于社会学角度从劳务、劳务经济到农村劳务经济进行延伸阐述的。而制约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市场、人力资源素质、制度、政策和现状等层面分析，这方面的研究相似之处较多。相较于制约因素研究的相对集中，对策研究的视角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制约和困境，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尽管近年研究成果丰富，但是我国农村劳务经济的研究还有不足之处。一是理论、经验研究相对不足，国内学者对国外理论、经验研究成果对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关注不够。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相似，农民兼业化、老龄化等情况也相符。对日本、韩国农民劳务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二是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泛而不深，未能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角度还需创新。目前研究文献中单从某一学科视角进行对策研究的较为缺乏，多是从宏观层面针对发展困境提出的较笼统的对策建议，没有沿某一视角深入下去。三是缺少农村劳务经济的中微观研究及区域的实证研究。从分析方法看，学者们更偏好于规范研究，侧重研究怎样发展劳务经济。基于地区经验的实证研究却相对缺乏，缺少对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发展方式或解决办法的问题的思考。（2）未来研究方向展望。近几年劳务经济的发展，因地方客观实际的差别趋于特殊，因而未来劳务经济的研究方向可能主要有三。其一是继续深度的理论、经验研究。结合我国客观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区域内的社会结构特征、资源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借鉴国内外理论、经验研究，尤其是日本、韩国兼业农民的劳务经济研究，促进国外实践经验的本土化改造，以期更有效地指导我国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其二是研究视角的突破创新和深入。站在某一学科视角，根据区域特征深入研究地区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对策。继续拓展研究视角，比如从新闻学角度探讨劳务市场就业信息的有效传达等。其三是从经济区域角度深入研究。把握当地的实际情况，总结当地发展经验，着力解决本地区农村劳务经济的现实矛盾。通过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研究地区中微观劳务经济，总结出相应的规律，提高结论推广性，从而使提出的具体对策具有实践应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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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洁，申斯.农民外出务工与劳务经济发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25～28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2
【关键词】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学;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关系学(laborrelationsscience),又称产业关系学(industrialrelationsscience),是研究劳动关系存在和运行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常凯,1995),以平衡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及相关组织的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社会劳动的顺利进行为研究目的。在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已有一个世纪的历程。随着美国学者邓洛普于1958年发表的《industrialrelationssystems》一书,劳动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学已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应用型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我国,专门对劳动关系进行研究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劳动关系日益成为瞩目的经济、社会及至政治问题。在当前,和谐社会的建立亟待劳动关系的有效调整,这也赋予了劳动关系学研究以新的更高的历史使命。
目前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许多学者纷纷倡议加强对劳动关系的研究,认为这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增强其社会应用性。为此,首先必须明辨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与劳动关系学的学科界定与互动关系。本文想在此议题上作些探索。
1从历史和现实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属于劳动关系学研究的微观部分
brucee.kaufman认为,劳动关系研究同时作为大学专业设置和企业从业范围始于北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虽然也有众多的学科标签,但人们后来逐渐将凡是探索有关工作、雇佣和雇主与雇员关系的理论和实务统一到劳动关系(industrialrelations)这一学科范畴下。劳动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学派,即人事管理(pm)学派和制度劳动经济学(ile)学派。虽然两者都关注雇佣和工作场所问题,都寻求劳动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但区别是明显的(见表1)。人力资源管理是人事管理的发展,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继承了人事管理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思路。而制度劳动经济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会运动的低落和人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昌盛而走向衰落。
综观劳动关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人力资源管理是从个别劳动关系的层面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雇主与雇员的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学不仅从个体劳动关系,而且还从集体劳动关系及社会劳动关系的层面广泛研究工作及雇佣问题[1],人力资源管理是劳动关系学的微观研究部分。
2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局限性决定了必须加强劳动关系学的研究
对劳动关系的理解有三种主要的观点:一元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fox于1966年概括了理解劳动关系的两种基本观点: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其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基本上属于一元主义的观点。fox(1966)将一元主义定义为:一种将组织看成是由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团队,而这一共同的目标就是组织成功的思想。[2]一元主义的主要特征有:
①组织的全部雇员都属于一个由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团队,全体雇员都追求这一共同的目标。
②只存在单一的权威来源,那就是管理方。
③因为所有的雇员都追求同一个目标,所以冲突是不合理的,并且肯定是由于沟通不佳或没有共享这一目标的“麻烦制造者”引起的。
④第三方的出现对劳动关系是一种侵扰,所以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
由此可见,人力资源管理强调了“管理特权”,即认为管理者有能力解决组织发展的所有问题而不需要其它力量的干涉和挑战。这种单源权威的思想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学家的批判。对组织权威的理解涉及到对组织存在本质的认知。现在一般认为,组织存在是为了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而管理者的行为只是为满足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过分强调管理特权容易侵害雇员、社会等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血汗工厂、雇佣童工、用工歧视、组织不公等雇佣现象无疑是这种思想所致的恶果,管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对劳动关系学的研究学术界多倾向于采取多元主义的观点,fox(1966)对多元主义的定义是:组织像一个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小型的民主国家,政府的职责就是尽力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劳动关系学的研究其根本目标是探讨如何建立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和谐的劳动关系系统,它强调通过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和管理的手段,实现劳资双方力量的平衡和合作劳动。特别是在我国背景下,国家性质和当前的发展理念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多元主义的思路来思考所有关于工作和雇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加强劳动关系学的研究,探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充分体现人在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
3劳动关系学研究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实务提供了基础条件
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阶段,非常注重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弹性。所谓战略弹性,指组织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等特征能适应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弹性集中体现了组织的动态核心能力,是组织培育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来源。所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首先必须要善于进行环境分析,理解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劳动法律法规、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者的就业心态等等,从而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政策、实践活动作出灵活的调整。
劳动关系学以现代社会中劳动关系的环境、主体、运行协调、矛盾处理作为基本的研究内容,将劳动关系置于宏观的层面进行广泛的审视。所以劳动关系学的研究成果有益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与从业者明确组织内部劳动关系所发生的宏观背景,探索出有利于组织降低用工风险、增进成员组织承诺、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高组织用工弹性、履行组织社会责任的途径,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绩效的贡献度。
4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研究方向探讨
劳动关系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学从来就有一种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为两学科的发展不断地注入动力和养素。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学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劳动关系学在我国的诞生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这种状况使得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要限于对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时也缺乏来自我国劳动关系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和滋养,这制约了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社会应用性和认可程度。在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为促进社会范围内劳动关系的和谐,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须跳出既有窠臼,结合我国情境下劳动关系的特点,重新审视其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从企业的层面探讨如何促进劳动和谐的问题。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应注重并加强对以下几方面问题的思考:
4.1经济全球化和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问题。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工标准全球化的问题,企业要想在跨国经营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企业形象,必须根据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并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备审查。同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企业更加重视人才管理,这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4.2增进柔性雇佣问题。柔性雇佣建立在员工分类管理和不同雇佣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它有利于组织节约人力成本、增强用工弹性、保持和发展核心能力,也有利于员工自主管理职业生涯、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在西方国家,柔性雇佣已是一种普遍的劳动现象,在我国柔性雇佣也发展迅猛。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应注意研究如何对员工进行分类管理、如何为各类员工设计并施用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套餐”、如何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以规避法律风险、如何对员工进行有效激励等问题。
4.3改进员工参与问题。改进员工参与有利于发挥员工在经营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建设学习型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应探索有利于改进员工参与的组织变革、文化营建、制度机制问题,从而使员工的利益和组织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员工在劳动中的纯工具性地位。
4.4组织文化建设问题。组织文化建设不仅是组织的一种战略安排,也是满足员工自尊、成长和归属等高级精神需求的手段。人力资源管理应承担起进行组织文化建设这一重任。所以应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者如何进行组织文化的设计、实施,如何通过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捆绑”以支持特定组织文化的实现等问题。
4.5劳动法律的适应问题。劳动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体现政府对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利益的调整,其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为了减少用工的法律风险,必须要研究对劳动法律的适应问题。同时,劳动力使用者也可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对劳动法律的制订、修订、实施等方面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4.6管理方与工会的关系协调问题。管理方与工会在我国情境下应是一种合作管理劳动关系的关系。为充分发挥这一关系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求工会不断增强其独立性和组织性,另一方面也要求管理方与工会解决好合作的机制问题。对人力资源管理来说,需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如何认知工会的地位、如何充分发挥工会在组织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建立健全与工会的合作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4.7劳动冲突的有效管理问题。劳动冲突在劳动关系的运行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劳动冲突处理不善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甚至使组织卷入法律的纠纷之中。人力资源管理能在组织层面上对劳动冲突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疏导,进一步研究劳动冲突的预防、识别、处理机制应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2008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3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4
【关键词】劳动力价值;海派;创新;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已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钰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括“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正广泛开展一场经济学的改革运动。无疑,这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学改革运动与“海派”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经济学就应当有“大海”海纳百川的气魄――历史主义、演进主义与包容性,这才是经济学的真品格、真性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海派”的核心灵魂与风骨,无论是构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平台,还是倡导经济学方法论多视角学科的融合,都似乎表明,“海派”经济学正在融入这个国际性的经济学改革的滚滚洪流中。
参考文献
[1]周肇光.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4卷.第2期.2006(3)
[2]周肇光.科学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12次高级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1(9)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5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篇6
时间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等不同价值论之间长期以来便存在争议，但是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内在统一的衡量尺度，那么不同的理论在各自的范畴内都是合理的，并且这个合理性既不能用来作为自身合理的证明也不能作为其他理论不合理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价值理论进行阐述，以往学界对于不同价值论间的讨论多是分析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的比较关系。以时间为内在尺度，不仅能够阐明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的合理性，同时能够证明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以及这个统一的合理性。价值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尝试在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其统一性探究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价值也即财富的不同度量，也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用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解释并度量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重点是由此引出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也为按劳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效用价值论用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用价值论尽管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易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特点仍被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广泛采用。要素价值论认为价值由不同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共同创造，它既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也与产权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三者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许多学者在对三者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对要素价值论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学界多运用比较法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同时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两种价值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阐明两者的统一性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向国成（1995）认为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两者能够进行理论综合。[1]他认为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要借助哲学价值理论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①[1，64]，在需要计算价值量时才需以某种实体作为计量价值大小的单位。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机器磨损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效用对劳动价值量起折算作用的思想，并总结出公式②解决了机器无形磨损论述中的矛盾。宋波（2001）认为劳动时间就是历史时间，经济发展的长期演进趋势就是由单位产出劳动时间下降和边际效用递减共同决定，历史时间本身的推进会显露出两者的综合和统一。[2]文章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发③[2，65]，通过具体数字和图表例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关系：价值决定效用，效用制约价值。价值与效用的源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并且也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白暴力，张栋（2006）证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性，说明了边际效用的度量可归结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文中运用边际分析法了社会总效用量与社会总劳动消耗量在总量上的统一、商品的边际效用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个量上的统一，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统一的。并在两种价值论统一性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及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基础正确性的结论。许有伦（2006）提出揭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的商品价值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对商品使用价值源泉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上也存在相同之处。[4]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上，董德刚（2005）又进一步提出与要素价值论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和资产等客体因素与社会需求这个主体因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既要肯定劳动的作用又要承认资产的作用，既要考虑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又要考虑主体因素（社会需求），建构“系统价值论”。[5]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和资源，也取决于它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的统一，并提出了“系统价值论”商品价值公式：商品价值=商品效用÷（劳动+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统一性是具有理论依据的，寻找三者的共同点可以实现新的价值论的突破。
二、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创新的突破口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研究内容是时间的经济价值，但本文的研究不属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而是在价值论的讨论范畴。因此，本文不赞同时间经济学将时间的机会成本作为时间价值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同劳动价值论一样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作为价值的度量它具有绝对性，不能用耗费单位时间所损失的货币收入衡量。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对人文关怀的诉求而不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对价值的讨论只有落实到人的层面上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价值的讨论必须要有“人”的因素，这也是本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的初衷。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间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的时间观思想正是本文进一步研究时间价值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是劳动价值论重要的理论资源，李瑞娥等人（2004）从时间尺度、时间价值、时间节约、时间分配和未来时段五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和时间思想。[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经济学时间观的支点。[7]首先，从经济实践客体的角度分析，时间是作为物的形态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8，53-54]价值量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凝聚在商品中以物――也即经济实践客体――的形态存在。其次，从经济时间中介的角度去看，马克思把经济学时间观在经济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上划分成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宏观层面上则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再次，马克思时间观的分析重点是经济实践主体，他指出：“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由一个必要劳动时间和一个剩余劳动时间构成。”[9]劳动时间体现的是对劳动的人的关怀，因而对价值的剖析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2.关于劳动、时间与价值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这里，“无差别”既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更是研究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之所以能交换就是因为这种无差别的“等量的共同的东西”[8，49-50]。“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8，50]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子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即抽象劳动，而具体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其中体现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基础的发现，以及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对人的尊重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将具体劳动剥离出来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已经不再是“无差别”，仅仅把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来源的价值论应当称作“抽象劳动价值论”是不能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的。因此，笔者认为商品中“无差别”的“原子”应当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也就是说，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
首先，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无差别”前提，它比以劳动为尺度更能体现“无差别”，能更好地反映价值的本质。一方面，劳动本身可以“无差别化”，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劳动就会在该段时间内创造价值。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尽管弱化了劳动的二重性，但能够对价值进行目的性更强的研究。另一方面，时间本身比劳动更具有“无差别”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商品作为客观物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并且时间比空间更能代表所有事物的无差别同质性。也就是说，商品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特殊空间和时间存在，劳动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更能够体现其本质。其次，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能够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认为，事物具有价值是因其稀缺性或相对的稀缺性，供求理论便是在这个思想上构建的，尽管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西方经济学对价值和稀缺性的观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客观说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劳动都能够循环再生，不存在稀缺性的劳动（不同于劳动力短缺）不能通过这方面体现价值。但是时间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这是由生命规律客观决定的，时间的稀缺性正是价值的来源。再次，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与价值量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从逻辑角度来看，越符合简单逻辑的理论越易理解并且越具有合理性。马克思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论述用简单逻辑表达即是：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而劳动量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所以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其中需要进行劳动量到劳动时间的转换，这样虽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是等价转换还有待商榷。而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时间的规定的简单逻辑是：价值是劳动时间，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条逻辑线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换，因而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综上所述，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的“无差别”本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能够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逻辑关系更为紧密。
以上对价值的讨论中，时间始终与劳动结合在一起，都能够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反映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充分说明了以劳动时间为规定的时间价值论和以劳动为规定劳动价值论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两种价值论中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是一样的，复杂劳动仍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其换算关系依然是人们在长期交换中通过反复比较换算自发形成的[11]。但是笔者认为两种价值论还有着本质的区别，最主要体现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结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在时间价值论中，笔者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聚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人类的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不再是价值源泉而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唯一手段或方式，只有通过劳动，时间付出才具有经济价值。
3.时间价值的测度
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中对时间价值的规定相同的，都是用价值量进行测度，只不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上有细微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8，52]而时间价值论中具有更丰富的制造内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特殊商品并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如虚拟商品。尽管没有使用价值，诸如虚拟商品等的新型商品仍旧凝聚了无差别的劳动时间是经济市场的消费内容，因此符合价值内容的要求。
三、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对于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时间内涵的著述，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几点拙见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研究价值论的道路上相互探讨。
1.效用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效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人对效用的主观评价，传统西方经济学多用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描述，但是长久以来没有在效用的测度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认为，效用本身不会生产价值，但效用的价值可以依据商品中凝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进行判断。如前文所言，时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商品的效用能够通过节约而等效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宋波（2001）也提出计较劳动时间（时间节约）是经济社会的真正内涵的观点[2，67]。消费者对某一商品和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和具有相同的效用评价。因此，在不考虑使用价值区别的前提下，商品间的效用可以通过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小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商品的效用同品质成正比，而品质与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成正比。因此，商品的效用同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度是符合生活经验的。
2.要素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与效用价值论一样，要素也不是价值的来源，要素的价值也必须通过与其等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测度。土地和资本作为物质要素是物化劳动时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土地和资本是生产价值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却不能作为充要条件说明土地和资本能够生产价值。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人特有的资源在运用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时间，价值的来源也是劳动时间，不能因为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表象掩盖了劳动时间这一价值的真正来源。总得说来，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核心是对物化时间的所有权，进而占有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正是这种所有权下的价值占有导致了生产要素能够生产价值的错觉。
四、时间价值论的意义
本文的内容是对时间价值论的讨论，重点是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与人类劳动时间无差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时间价值论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确立时间价值论的新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时间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扬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体现。时间价值论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相反，时间经济学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其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价值是劳动时间的论断与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都是关于蕴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价值的合理理论。第二，时间价值论的时间内涵能够为分析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提供合理的依据。效用和要素不生产价值，学姐对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在价值生产上一直存在争议，以劳动为出发点对另外两种价值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均有难度，但时间价值论比较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将效用和要素统一划归到劳动时间进行等价度量。第三，时间价值论的核心是人，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符合经济学发展趋势。自近现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不再仅仅是对财富的追求，更多的是谋求与自然和自身的协调发展。时间价值论突出了人的价值，体现了经济学的道德一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由于学识和眼界受限，笔者在对时间价值论考量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冀藉此能够为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浅拙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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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朝林，王永年.政治经济学原理新教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33.
注释：
①原文P64：“哲学价值理论认为：（1）对价值的认识，必须以主客体关系为依托，以主客体关系中人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为依据，为尺度。需要、劳动、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或内在规定性。（2）客体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客体是否按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促进作用。（3）在主客体关系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存在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种趋向，价值就存在于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三点对于分析交换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②其中，、分别代表A、B的社会劳动耗费价值，、别代表A、B的效用价值，代表以劳动耗费价值量为计量单位的A的价值量。
③原文P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之为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创造某个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第三卷中又提出了被称之为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限制，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劳动消耗，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按照社会需求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部门的劳动消耗总量……”
④关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参见，屈炳祥.《资本论》与时间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1999，（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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