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数学启蒙教育篇1
一、蒙台梭利的儿童观：吸收心理
蒙氏思想认为儿童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有一种天生的吸收功能。知识以外部信息的元素进入到儿童的大脑之中，当然在吸收这些信息元素的过程中，儿童同时会对外界的物质环境、文化环境等信息同时吸收。这种吸收的能力是儿童天生的。但是在吸收完畢之后，儿童需要对这些信息元素进行主体性的加工和吸收，将这些信息元素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并进入到自己的文化信息结构之中。因此对于学前教育工作者而言，营造良好的学前教育环境，让儿童吸收进优良的信息元素和丰富的知识这只是引导儿童学习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引导才是关键环节。教师需要引导儿童对所吸收的知识内容进行主体化的加工，将之有效地转化为对于某一个特定年龄段的儿童而言十分必要且优质的信息。
二、蒙氏思想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影响与启示分析
结合蒙氏思想在儿童认知学领域的独特发现，吸收性心理成为学前教育在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依据。毋庸讳言，我国学前教育开展较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此阶段，从蒙氏思想出发，结合儿童的吸收心理，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学前教育活动十分重要。
（一）蒙氏思想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影响
应该说，蒙氏教育思想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影响十分巨大。从积极影响的方面上看，蒙氏思想启迪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更加清晰地认知了儿童的认知心理过程和特点，然后注重开发活动课程，注重营造良好的幼儿园教学环境，注重教师引导者角色职能的发挥等。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很好的确立，并在实际的学期纳教育活动中得到切实贯彻。
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做到万法皆备。积极的一面必然对应着消极的一面。比如蒙氏思想的引入固然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和兴盛带来了巨大动力，但同时也引起了一股盲目模仿之风。毕竟蒙氏教育思想并不是我国本土产生的教育思想，它与我国的具体学前教育发展情况，甚至是与中国儿童的发展心理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差别之处。片面引入和照搬照抄，只能让中国的孩子们更受伤。比如，很多幼儿园错误的认为，蒙台梭利教学法就是通过操作教具展开教学活动的方法，这种错误的理解使得在许多幼儿园，所谓的蒙氏思想的借鉴只是停留在引进一套教具模式上，而缺乏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上的改进。
（二）蒙氏思想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启示
1.注重儿童的自我发展
儿童自身具备了自动性吸收和学习的能力，这项能力是儿童自然的学习能力，也是学前教育得以开展并取得高质量成果的基本前提和保障。但是由于儿童的这种能力长久以来被忽视，所以在我国学前教育初期存在着一定的忽视儿童自身主体性的错误观点。这种错误观点甚至存在于一定数量的幼儿园教师身上：凡事亲力亲为，以言传为主，忽视身教，忽视儿童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吸收心理，这导致儿童内在的学习禀赋和自我接受的能力逐渐淡化甚至是丧失。最终让学生在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层面上损失了天性上的优势，极度不利于儿童未来的综合发展。在此认识下，我国学前教育开始注重发挥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通过设置手工课等多样化的课程，让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去吸收和内化，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园教师主要的角色是引导者，为孩子的自我学习和吸收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环境和正确的方向。注重让孩子自己去教自己，让知识自己钻进孩子的心里。
2.注重活动课程在学前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
儿童对知识的吸收是在具体的活动中完成，活动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含量丰富，元素多样的信息载体，在这个载体中，有许多信息元素可以借机进入儿童的思想之中。比如说游戏已经成为幼儿园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游戏来让学生学会团结、自强等，这一教学方式本身就是蒙氏教育思想对我国学前教育的重要启示之一。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和深化，活动课程逐渐成为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各大幼儿园在课堂建设和拓展，课程研究和开发的过程中不遗余力，从儿童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儿童内在学习心理的特殊性出发，通过设置手工课，建立美工区，开发新的幼儿园游戏课程等方式，让学生在活动中吸收知识，培养技能，获得内在文化的、社会的、知识的提升和升华。
3.新的教学模式正在形成
学前教育在我国尚属新兴，相对于素质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而言，学前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仍在探索阶段。而蒙氏教育思想则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教学模式的逐渐形成。不仅在教学理念上更加注重儿童主体性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注重游戏的重要性，同时在办学过程中积极拓展活动课程，构建更加完善和科学的课程体系，为儿童接受外部信息，吸收外部指示元素提供更加有力的环境。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丰富了教学组织形式。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我国一般采用的同龄编班的形式。混龄编班可以看作是蒙台梭利教育法的一个特点。以上几点足以推动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在科学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不断前行。
儿童数学启蒙教育篇2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儿童数学启蒙教育篇3
一
文化传承的责任。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以天下兴亡的大事,呼唤平民百姓的责任心。他说的责任是指文化传承的责任。他认为,天下不同于国家,亡天下与亡国不同,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是政治家的责任;亡天下是指仁义充塞、德风败坏,是每个平民百姓都有的文化责任。他认为,道德风气浸染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影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道德精神败坏其实是文化根基的败坏,“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那么,文化根基何以兴盛或者衰亡?在很大程度上,这依赖于文化传承的生命力,人们传承自己文化的责任心。我们讨论的儿童读经中的“经”,是指中国文化经典,它负载着中国文化根基,也负载着中国道德精神。儿童读经,是从娃娃开始的文化传承,也是从摇篮里开始的道德教育,教育者肩负着传承文化和启蒙道德的责任。
有学者考察世界四大古国的文字演变,发现它们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却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传承。现在其中三个国家的古文字都消亡了,唯有中国的汉字传承到现今,依然洋溢着笔墨芬芳,显示着它坚忍的文化传承生命力。那么,汉字记录的华夏五千年文化,文化凝成的中国文化经典,该如何传承下去?在多元文化冲突的现时代,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儿童们天真无邪,教育者有责任为他们找到合适的路径,铺垫他们的文化根基。教儿童读经一直拷问着教育者的责任良心:如何在读经中,“润物细无声”地滋养中国儿童们的中国心?
有教育者倡导儿童“亲近母语”,这份责任良心让人感慨,但是也让人滋生出一缕凄楚:中国儿童为什么会疏远母亲的话语?是谁蒙昧了孩子们的童心,诱导他们厌弃自己的母亲?事实上,当代中国的青少年不能写规范的汉字,不能用规范的汉语写文章,读不懂中国文化经典的越来越多了,教育者该负什么责任?有西方哲人说过,两代人不读民族的书就可以毁灭这个民族。那么,我们有多少年轻人读过多少民族的书?时下有些年轻人写文章,以引用外语文献为时尚,究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自欺欺人?我们不能不怀疑,他们中或许有人还没读过自家之“玉”,不能正确引用中文文献吧?我们逼迫儿童学习许多东西,唯独置他们的中国文化根基浅薄于不顾,这是否是真正的蒙昧?教儿童读经,哪怕他们一时还不能深懂,但毕竟是本根本土的血脉传承。
二
引导践行的责任。儿童读经不能深懂,但依然可以悟得一些道理,依照道理学着做人做事,教育者应该负起引导践行的责任。经典不只是束之高阁的典籍,它是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读经的要义是读出它的内在精神,它的鲜活生命力,学可以致用,学可以践行。我们引导儿童读经,不是要他们“半部论语治天下”,更不是要他们“一举成名天下知”,而是修身、养性、知书、达理的启蒙,礼、义、廉、耻、孝、悌、诚信的启蒙,让他们知道做个中国人的起码的道理。有些乡里的前辈长者,只读过几年乡塾,但能写规范的毛笔字,能有儒雅的谈吐,懂得“里仁为美”的人际伦理,这不能不让人敬佩。所以儿童读经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引导他们践行于当下的生活。
务实质不能务形式。教儿童读经,形式上可浅可深,但实质必须清楚。就经典本身来说,经典读起来音韵抑扬,阅读起来可能艰涩难懂,这是形式;但经典中蕴涵的道理,教育者必须弄清楚,这是实质,否则就会教儿童死读书。就读经活动来说,是模仿古人读经形式,讲究古代礼仪,还是采用适合当代儿童生活的形式,讲究当下的礼仪,这是形式;陶冶儿童的中国文化人格,培养他们中国人的德性素质,这是实质。这其中的道理,类似于孔子用“绘事后素”解释仁义与礼仪。他说衣服上那些漂亮的花饰(绘)是因为有洁白的底色(素),讲礼仪是因为有仁义。如今有些读经活动,把这种关系颠倒了,不问是否养育了儿童的仁义之心,只是让儿童穿古代衣服行古代礼仪,这必然异化读经的实质,甚至会产生演绎封建文化的负面影响。
务德行不能务教条。教儿童读经,不能只读教条,要重视道德践行。有种误导是为读经而读经,把读经做成了精英教育的新特长,桎梏儿童天性的新枷锁,人们简单地训练儿童口若悬河地背诵读不懂的经典,让儿童们在人前炫耀他们的记忆力,这实在是在鞭笞教育者的平庸!这里有个责任指标:经典中的浩然之气与读经儿童的日常德行一致吗?如果不一致就是庸俗的教条。还有种误导是教儿童“做秀”,如读《弟子规》学敬师,读《孝经》学感恩父母,这原本不错,但让儿童模仿古人行拜师礼就太迂腐,泊来洋人的母亲节、父亲节,教给儿童写几句空话感恩父母,则与中国人的孝道太不沾边。更有甚者,让儿童回家为母亲洗一次脚,为父亲擦一次车,把照片贴在橱窗里,写上“弘扬传统美德”,这是美德吗?教育者难道不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道理吗?
三
选择合适经典的责任。有一种办法是把零散的经典填充在现代课程框架里,在学科课程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增加儿童读经的内容。这样选择的随意性较大,教学没有一定的规矩,儿童们只能浮光掠影地接触经典。还有一种办法是依照古代学子读经的顺序,列出一系列经典,从中精选篇章,组合成基础性的经典精华,单独设置一门读经课程。这样的办法不随意,也有规矩,但值得疑问的是,当代儿童读得了这种跨跃式精选的经典吗?我们是否考证过古代儿童循序渐进读经的艰难?这种艰难是否正是19、20世纪之交,我们批判读经、废除以读经为内容的考试制度的一个依据?是否也是当下人们质疑儿童读经的一个依据?
不凌节而施的选择。儿童读经很艰难,古人因此发现了循序渐进的路径,用经典的序和儿童心理成长的序,制约“不凌节而施”的教。但古今文化环境不同,人们对教育和教学的理解不同,儿童肩负的学习责任也不同,所以当代儿童读经,有个同必不同、不同未必不同的道理,套用古代儿童读经的“序”很可能造成“凌节而施”。譬如,某小学根据古代“蒙学、小学、大学”的序,确立低年段(1、2年级)为蒙学阶段,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中年段(3、4年级)为小学阶段,学习古诗词、声律启蒙;高年段(5、6年级)为大学阶段,学习《论语》《大学》经典古文欣赏等。这看上去秩序井然,但是把它放到必须统一实施国家课程、还得应对考试竞争的大环境里,就让人担忧了,低年段是否真能读得懂?高年段是否真能辨得清?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经典历尽沧桑,儿童读经应当进行去粗取精的选择,但选择还必须尊重历史,去伪存真,不能弄成故事新编。有些牵强附会的现代解读,我们挡不住它们媚俗成人,但要拒绝它们误导儿童。所以,选择经典宜浅显不宜艰深,当代儿童能读点儿启蒙经典已属不易。依照古代读经的“序”来选的话,小学生读读“蒙学”经典就可以了,“大学”经典留给大学生研究生们读比较合适。如果依照儿童心理发展的“序”来选,也可以让小学生读些古诗词、经典美文。同时,选择经典宜启蒙不宜精专,能让儿童对古典语文有接触,对传统道德有体悟,对读经有直接兴趣,我们就已经功德无量了。试图让当代儿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迂腐的浪漫主义想法;如果以培养“国学大师”招摇儿童读经,这不仅有悖于我们的教育目的,也不利于真正的未来“国学大师”的健康成长。
四
选择合适方法的责任。教儿童读经,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中国文化经典中就有许多精华方法,取之于经典用之于读经,不失为一种优化选择。但值得解释的是,这里同样存在着古今文化的差异性,应用经典中的方法,不可以僵化只能活化,教育者的责任,是要领悟它的方法论思想、它的精神、它的教学之道。譬如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学,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学记》“教学相长”的学与教的关系论等,如果能悟得其中的教学之道,它们就不仅是源远流长,而且是长流长新的大智慧的方法。
批判继承传统方法。教儿童读经,如果只是呆读死记硬背,让儿童先囫囵吞下去再慢慢消化,这在古代也是不足取的读书法,所以这从总体上说是不合适的。可能正是这种不合适的方法,招致了读经蒙昧而非启蒙之论,读经扼杀童真童趣童心之说,论说得虽然有些杯弓蛇影的意味,但就方法而言,这多少是有些道理的。但值得解释的是,稍有些教育常识的人就该知道,不理解的背诵在儿童生活中一直是存在的,只凭借着经典文字的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儿童们也可能会喜欢读它背诵它。所以,我们只要不把读经弄成儿童的负担,弄得像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上千位那样无聊,让他们适当地背诵些经典文字并无大碍。中国儿童背诵他们的母语经典,这至少比让他们背诵外语经典合情合理吧?小狮子模仿老狮子的吼叫固然嫌早,但比起让他们模仿豹子叫来说,这毕竟还应该算是母语启蒙。
慎重借鉴现代方法。教儿童读经,当然可以选择现代方法,但考虑到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契合,应该慎重选择,不能滥用。有人主张儿童读经不能跪着读,不能盲目崇拜,但是还应该补充一句,儿童读经必须敬着读,不可不敬。教儿童读经要有历史唯物的基本立场,要尊重经典本来的生命状态,尊重历史文化事实,尊敬先贤的道德智慧,否则在启蒙意义上就是失败的。而我们主张慎重借鉴现代方法,是因为如探究法、发现法、创造性学习等,不适合用来教儿童读经,如果把儿童读经弄成大批判,就违背读经的原意了。所以教儿童读经典,宁可选择读不懂慢慢体悟,也不能倡导存疑思维,泛滥褒贬,鼓励创新,这可能是个误区,这种读经的方法,比较适合在读高中或大学或研究生以后采用。
教儿童读经,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热爱,是最理想的事。这不是指具体可操作的方法,而是以儿童体验为依据的教学思想。激活儿童积极的心理倾向,让读经与他们的直接兴趣与热爱相伴,让读经与他们的求真向善悟美的精神相融,这应该就是教儿童读经的启发式。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教儿童读经应该呵护童心童趣,适合儿童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是读经受益的前提。选择教儿童读经的方法,应该考虑它的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应该有青少年读经、成年人读经的未来愿景。
五
率先垂范的责任。教育者的存在就是教育,它比教育者的言说、奖惩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师范是教育活动的责任、教育道德的良心、道德教育的法则。教育者是儿童身边的镜子,教育的责任、良心、法则,就在这镜子与儿童之间,拷问、鞭策、激励着教育者。如果说,在儿童读经中,真有一种唯一有效的途经和方法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只能是教育者的率先垂范、以身立教。遗憾的是在如今的教育中,这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许多教育者经常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识庐山真面目。事实上,成人不读经只是想着法儿地琢磨儿童读经,的确有些自嘲意味,那些不厌其烦地向孩子们唠叨读经的人,竟然听不到孩子们心里的疑问:你们为什么不读经?
这是一份悬念的责任。教育者们有多少知道《五经》《四书》,能够说起《三字经》或《千字文》像说十以内的加减法一样轻松,这让人生出一份悬念。如果不论那些高校里专门从事中国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的学者,不论那些资深教授,还有多少人研读过《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儿童读经,的确有个“师在何方”的问题。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正在“百家讲坛”讲《三字经》,敢问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硕士们,有多少人能教小学生读《三字经》?他们中有多少人读过《五经》《四书》?小学里的语文教师,《品德与生活》课教师,小学生的家长们,有多少人扪心自问无自责之忧?近年来,“从娃娃抓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让中国儿童们瘦弱的肩膀,担起了成人们太多的欲望,成人该负些什么责任?如果说体育运动金牌、音乐舞蹈大奖,成人们有借口不能以身作则,那么认真看书学习,成人们也不能躬亲吗?教育者率先垂范,是否是一份有悬念的责任?
儿童数学启蒙教育篇4
从欧洲的某些音乐渊源看，他们早从中世纪开始，由于宗教对当地人民生活的渗透与影响，儿童一般从小就跟随长辈进入教堂进行礼拜活动，他们自幼便在“圣咏”的歌声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接受了音乐的启蒙教育，特别是乐音（音高、音准）、歌唱，以及多声部和声的熏陶与影响。这也是一般欧洲人注重和声，而音准概念比较强的传统根源所在。
而我国则没有同样的宗教音乐文化传统的背景，相对来说，少年儿童的音乐启蒙教育表现了极其多样化，非常散乱而缺乏规范性的特点，每个儿童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比如有的儿童最初的音乐启蒙来自家庭中长辈从事专业音乐工作或是业余音乐爱好者；有的来自民歌、戏曲的熏陶，或学习乐器演奏等。少部分有这样条件的儿童在他们的学龄前就已经接受了不同程度的音乐启蒙教育，而大部分儿童是在入学后接受的粗略而随性的音乐启蒙教育（这里还未计入部分不能或没有条件进入普通学校学习的儿童在内）。这样就造成一种情况，除了一部分儿童在学龄前接受的不够系统的音乐启蒙教育以外，大部分的儿童在学校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更是大打折扣的，实在难以保证具备最基本的“音乐入门”的知识和素质，如果加上一部分不能进入学校学习或学校没有能力安排音乐课程的情况，我国儿童普遍接受音乐启蒙教育的状况还是令人堪忧的。这样一批没有接受良好的音乐启蒙教育的儿童，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一定就会出现对音乐茫然无趣，进入音乐厅就想睡大觉的情形。
笔者建议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构建如同我们古代教儿童断文识字的“三字经”这样的“少年儿童音乐启蒙教材”，为音乐教育者提供可靠的教学材料，并将这个教材通过家庭和小学校普及到我国每一个儿童身上。当然这个设想的实施，最为重要的是对教材内容的制定，这需要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比如在这个教材中选用经典的音乐作品片断作为儿童“音乐入门”的聆听或学习材料，例如选择贝多芬的《欢乐颂》作为儿童认知“大调音阶”的材料；选取民歌《东方红》作为儿童认知中国民族商调式的材料；选取格里格的《晨曲》作为认知和声色彩的材料；选取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作为认知小型弦乐队的材料；选取马思聪的《思乡曲》作为认知小提琴音色的材料；选取刘北茂的《小花鼓》作为认知二胡音色的材料；选取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作为认知管弦乐队音色的材料等等。
二、音乐启蒙教育要循序渐进
音乐启蒙教育应该如何循序渐进的问题，也是儿童音乐启蒙教育是否收到良好效果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于音乐启蒙教育的教学材料的选择，一定要注意根据儿童年龄的增长对使用的教材做科学有序的调整。看到有的儿童家长为了培养儿童的音乐兴趣，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贝多芬、海顿、莫扎特、肖邦的作品放给儿童聆听，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儿童对音乐的理解和储存。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马勒的《大地之歌》、肖邦的《革命练习曲》虽然都是非常经典的音乐名作，但不一定适宜儿童聆听。如若在第一阶段的聆听之后，选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则更能收到好的聆听效果。这样才符合由浅入深、螺旋式前进的人对自然普遍的认识规律。
三、音乐启蒙教育的根本目标
音乐启蒙教育的根本目标的问题，也是音乐启蒙教育最为重要的问题。人们总是说“音乐的美可以陶冶人的灵魂”，可是我们的音乐教育者却很少认真探讨过，音乐的美又是怎样起到陶冶人的灵魂的作用，又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的呢？什么是音乐所特有的美呢？汉斯立克说：“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悦。”“音乐的原始要素是和谐的声音”，从音乐的本质上说，音乐的美是具体体现在人的听觉上的，是人的听觉所感受到的乐音（在一定律制下的有稳定频率的固定音高、音准）、韵律（节奏）、旋律（曲调，即由组织的音高体系）、乐曲的结构（曲式）诸方面音乐要素的总合。而对于音乐的特殊性而言，这其中最最重要的要素是乐音（音高、音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有组织的音高体系（即曲调），因为节奏、结构等要素并不是音乐独有的特质，比如诗歌、舞蹈等艺术门类都具有同样的要素。
因此，笔者认为，乐音（音高、音准）的训练应该被首先提到我们音乐启蒙教育的日程上来，我们的国民音乐素质才能真正地提高。平时我们说这个儿童“五音不全”，也就是说他在最初的音乐启蒙教育中没有接受很好的乐音的感受与音准的训练，倘若音乐没有乐音就等于零。在这一点上，往往被许多从事音乐教育的的人加以忽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是：一个有几年学琴经历的儿童，当众用小提琴演奏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民歌曲调《茉莉花》，她认真按照指板上用橡皮膏标出的音高位置按音，然而她却拉出让人不堪入耳的音调；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是她手中的这件四根弦的乐器有一根弦低了一个全音，拉出怪异的曲调她却全然不知，而一直把最后一个音拉完。人们不禁一定会问，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么熟悉的曲调，她居然就从来没有听过吗？她的耳朵怎么就能够容忍这样的音调延续下去呢？这个个案可能让人难以置信的，但却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这个事例虽然发生在个别儿童身上，但却说明了我国音乐启蒙教育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也即忽略音乐最根本的音高与听觉的训练，这样的音乐教育是足以令人担忧的。因此，音乐启蒙教育应具体体现在对“乐音”概念的认知与训练上。我们的教育者只有在这一方面下大力气，才能达到国民音乐素质提高的长远目标。
四、音乐启蒙教育的具体问题
儿童数学启蒙教育篇5
【关键词】启蒙教育;母语教学;艺术探析
一、母语教学及幼儿启蒙教育的特点
幼儿教育是人一生的教育之源,人在幼儿阶段接受教育,尤其是幼儿园时期,是一个人开发智力,认识世界的最好时期,可塑性非常强。在这段时期,如果教育得好,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接受科学化、规范化的幼师教育和引导,会对今后形成良好的学习素养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孩子将终身受益;如果耽误了教育的时期,将贻误一生。
幼儿时期的教育,主要是使儿童迅速认识周围世界,增强感性认识。说具体点,就是使儿童在德、智、体、美儿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
母语在幼儿的启蒙教育中人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是富有节奏感、音乐感和童稚情趣的语感,它浅近而又含蓄的内在情理,最容易使幼儿入耳入脑,成力幼儿学习语言,陶冶情感,增进知识和发展能力的极好教材和方式。因此,重视运用母语进行启蒙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培养幼儿的良好习惯,增强幼儿的“非智力因素”,可以起到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作用。反复念唱情节简单而又妙趣横生的儿歌,可以使幼儿门齿清楚,发音准确,富于表达能力。经常学读儿歌,可以丰富幼儿日常生活中的记忆材料,增强记忆力。借助母语这些富有情趣而又内容,可以开扩幼儿的视野,提高认识能力,拓宽知识面。
当前,社会普遍出现了过热的“双语教育”,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重外语、轻母语。母语教育一度走入不受重视的误区,但是实际上真正伴随孩子一生,让他们终身打上民族和身份烙印的始终是母语,外语只是一种交际的语言工具。而母语的深厚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是外语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应当重视和加强母语教学,尤其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母语在幼儿启蒙教育阶段,就该受到礼遇和优待。
二、幼儿启蒙教育中的母语教学
母语教学,不同于其他教学,母语是一切学习的前提,具有学习工具的性质。在这个阶段的母语教学往往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使儿童幼小的心灵受到启迪,他们真正的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引导、启发他们对是非的分辨能力,在活动中,使他们萌发集体意识、维护集体荣誉.增强集体观念。这些活动,使幼儿在不知不觉中章到教育,获得知识。唱歌、跳舞、绘画、折纸、做游戏等这些幼儿感兴趣的活动,看谁唱得好,看谁画得像,看谁叠是侩,看谁跳得美,然后老师予以讲评鼓励,激发其趣味性,促其上进,在浓厚的兴趣中锻炼他们的思维.开发他们的智力都是通过母语教学来完成的,是最直观有效的教育。是使幼儿获得知识、开发思维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幼儿阶段,利用母语教学可采取丰富多样、生动活泼助手段,引导孩子们多看、多听、多说、多唱、多跳,教他们读儿歌、背儿歌,教他们口算、心算,教他们做简单的数字游戏等,以收到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的良好效果。
通过直观启示、启发性提问、反复念唱和读诵等方法,把母语的全部内涵传给幼儿,激发幼儿的有意想象,以此达到启蒙教育的目的。幼儿启蒙教育的母语教学中,教师音韵优美、形象生动的文艺形式和蕴含丰富的内在感情,通过抑扬顿挫、悦耳动听的诵读、吟唱,会在幼儿心灵中产生碰撞,引起美感效应,从而受到文艺的熏陶和感染,在幼儿心田里播下文艺的种子。这对幼儿早期的美育教育是十分有益的。优秀的母语教学能够激发幼儿乐观向上,勇于创造的积极心态,无论是活泼好动还是性格内向的幼儿都会受到母语教学中乐观的熏染。母语教学中的丰富多彩的形式,成为幼儿的伙伴,有益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三、幼儿启蒙教育中母语教学的艺术探析
孩子年龄幼小,由于文字语言障碍等原因,对母语教学的艺术鉴赏能力不足,对有些艺术内涵并不真正知晓和理解。这就需要通过教师的讲解,即使孩子在表面浅显的理解,对孩子还是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的。包括幼儿诗歌、幼儿散文(美文)、幼儿童话、幼儿生活故事、幼儿寓言、幼儿戏剧等等。
首先,从读写听说四方面,让幼儿在启蒙教育中感受到母语的独特艺术魅力。从指导幼儿经典诵读中,让幼儿感觉到自己模仿大人时,童音阅读时的语言艺术;从写作中、从书中的描写来体会到情感抒发的艺术魅力;从教师琅琅上口的阅读中,感受到母语那悦耳的魅力和阅读中抑扬顿挫的感情渲染;让幼儿体会并融入到语言表达、演讲与口才等方面的说唱艺术。
其次,母语教学的多种语言艺术,在教学中展示。母语教学不仅仅是教会孩子读写听说,对于母语中的特殊语音形式和语言载体,也要适当的传授给孩子。例如:戏曲、快板、评述、相声等由母语发源的艺术形式。诗歌辞赋,天然地和儿童有着一种契合关系,他们的想象方式、表达习惯和认知渠道,都有着诗的品质。所以这样的诗句,可以成为儿童内心世界的容器,成为儿童认知世界的道路和拐杖。契合儿童心灵的母语表现形式,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抹上一种色彩,烙上一种印记,带来一种节奏。特别是母语教学中适合儿童背诵听赏的儿童诗歌,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直至一生,也就是终生受用。孩童时期,生理和心理,以及智力,发展很快,也最容易接受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幼儿文学作品,包括幼儿诗歌在内,正是通过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途径,对处于这样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多方面有益的熏陶和教育的最生动的手段。它对一个人的成长必定会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首平常的童谣、诗歌、辞赋,并无多少深刻思想内涵的儿歌,会在母语教学的艺术探析中,被孩子铭记一生,久久回味。无非是母语教学中符合儿童的天性,作品的充满艺术感的听韵和节奏,特别是师生同唱的亲切情景,给儿童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久久难以忘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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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数学启蒙教育篇6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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