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调研范文篇1
把民俗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并进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对民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是本世纪初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80多年过去了,民俗学虽然没能像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但民俗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可喜的是,在1997年国家对社会科学学科进行调整时,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民俗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民俗文化调研范文篇2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跨地域、跨民议跨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将越来越多,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俗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经济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俗学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效益。
民俗文化调研范文篇3
关键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1-0056-04
Abstract:The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slocalization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prominentlyth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Thelifeclas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prominentlythemaindomain.Strengthensthefieldwork,facesdirectly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ality,goesoutthetraditionalresearchthedifficultposition;Deepenstheregionfolkcustomresearchtheconnotation;Displaystheregionsuperiority,promote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economy,theculture,thesocialefficiency;Theorganizedexcavationreorganization,theestablishmentresearchkeypointi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strategychoice.
Keyword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localization;Strategychoice
民俗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诗经》时代,我国的文献古籍就有关于地域民俗方面的记录与研究。几千年来,为了适应和利用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形成了各自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共同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而民俗体育正是这个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生活等,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建国以后,我国区域民俗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对区域民俗文化的理性认识,正是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探索而不断深化的。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现代体育向乡土社会浸透的今天,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我国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采录与研究进行定位和策略的选择进行探讨,展望其研究趋势,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体育文化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是一种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同时又是一个逐渐从大文化中不断分离、独立的亚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区域,体育文化又被不同的区域文化熏陶,因而带着明显的区域体育文化特征。各具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1]。民俗体育文化是区域文化和民俗体育的衍生物,是两者交融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民俗体育文化的定位及策略才选择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1民俗体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审视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民俗体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民俗体育研究主要从民俗体育的定义,民俗体育的分类及特征研究,民俗体育的功能与价值,民俗体育的起源、传承、演变,民俗体育的产业化开发或者说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对于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面临的日益边缘化的现状,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2]。
多数学者以民俗的基本概念为立足点。认为:“民俗体育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礼仪等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3]。也有学者对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区别与关系,进行分析,多数研究从基本概念的源头探索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关系。
纵观我国民俗体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和思考。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实现文化大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理性的总结与分析,以期能够推动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当有与其对象性质相应的方法。科学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固然受多种因素制约,但方法的更新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民俗体育虽存在于我们身边,但目前还未形成一门学科,尚未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民俗体育研究启蒙阶段和萌芽阶段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发展阶段以解释性和探索性研究为主。审视民俗体育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尚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民俗体育的研究方问题。目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从田野调查方法上看,尽管学者们在民俗体育研究中应用田野调查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客观来说,中国民俗体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4]。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回首百年,中国民俗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中国民俗学子发端之初,似乎就很强调田野作业……但事实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5]。已有的民俗体育研究中真正扎实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并不多见。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区域研究法、剖面分析法、研究再研究法则应用得比较少。可以说,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当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急需品。[4]
第二,研究主题和分布问题。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仅有对汉族的龙舟、舞龙、舞狮、风筝、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抢花炮、苗族的玩年抢狮、纳西族东巴跳等独特的民俗体育活动的研究,有蒙古族、水族、藏族等整个民族的民俗体育活动研究,也有区域性民俗体育的研究,由点到面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然而与我国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相比,民俗体育研究还是沧海一粟,研究的范围呈现汉族民俗体育少,且集中在龙舟、龙狮、风筝等几个目;少数民族民俗体育研究多,以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为主;节日、仪式等民俗体育研究多,民间游戏深入研究少;研究范围分布区域不均衡[6]。
第三,研究定位和研究策略问题。从人类学、社会学、区域研究理论出发,微观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方法论意义。目前的民俗体育研究,尚缺乏准确的定位,对区域民俗体育是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还是个性问题定位不准,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注重描述还是注重历史研究衔接没有阐述。并且对民俗体育研究的时代性发展策略缺乏深入的研究。
第四,研究区域模糊。民俗体育文化是长期的文化传承和积淀,各区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民俗民情,决定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所必然具有的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正是民俗体育在实地调查和理论建构中的宝贵资源。在地域研究中,缺乏从传承、传播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入手,没有打破历朝历代行政区的限制,以文化圈、文化带、民俗圈、祭祀圈、体育圈等文化地理、人文地理概念来规范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是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熟的标志[2]。
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
我们今天研究区域文化,往往是以现实的行政区来划为界限的,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同一省区内部也有小区域文化,也就是亚区域文化。存在着行政地理和自然、文化地理的不一致的现象,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现实的省区范围与历史的行政区也常常是不一致的。
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某一个区域文化由实力相当的两个亚区域文化共同构成。如浙江文化,由吴文化与越文化构成,浙江境内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固然有很多差别,而且同处越地,即浙东地区,不同区域之间在文化上也有很多差异。浙东北部的宁绍地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与苏南、浙北比较近;而浙东南部的温州一带与福建有很多共性,是瓯越文化的代表,受海洋文化影响较深,人民的性格也多以冒险、拼博精神为主。自明清以来,多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而在浙江北部,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从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来,而这种共性又是要明显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是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因此,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注重于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和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特征:第一,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主要指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第二,生活类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突出张扬民俗体育文化个性特征的主要领域。为准确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还需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2.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也可以无形的方式存在。由此,把握区域民俗体育历史文化特质,充分展示区域体育文化特色,是区域体育历史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8]。只有准确把握好区域体育文化特质,才能给区域体育文化以准确定位,更好地树立区域体育文化的外在形象和应有的体育文化地位。
2.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各区域人民长期社会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核心是各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观念、意识、心理态势和人格风范的具体体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是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之中,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精神相联系。区域民俗体育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由广大民众创造,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伴的文化要素。
2.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极有影响的独特亚文化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经济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生活形式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同样如此。没有文化生产,就没有文化消费;没有文化消费,也就没有文化生产。因此,人们不但可以理解作为人类行为和物态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而且也可以理解作为精神意识集中体现的隐形文化。但不管是显形文化还是隐形文化,也都与生产相联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地域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民俗体育的个性文化。
2.4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发展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属于微观上层建筑,既是区域经济的反映,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区域的发展产生稳固而持久的影响,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又同时兼有动态变化性。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发展、壮大,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就要求与时俱进。事实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总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也总是在社会发展中丰富和发展。人们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自觉地审视社会现有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与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协调程度,适时地采用新的价值标准去充实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内容,建立与时代需求和社会特点相适宜的现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
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策略选择
3.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策略选择的基本思路
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凭借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魅力来促进地方体育工作和全民健身的发展。那么,所谓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就是要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向历史索取,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或已逝传统中寻找有突出个性特征的因素并加以恢复;二是新创,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现有基础上创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新文化因素。
可是,如今世界已在经济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体育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趋同和融合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还提突出、张扬文化个性是否可行?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体育全球化的趋同和融合的确是一对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二者也不是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我们究竟要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什么个性特征?选用何等策略?
如果我们是要一概地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在各个方面都把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当作好的东西予以弘扬,那确实有悖文化的趋同潮流。不仅如此,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实在有违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初衷。因为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并不就是好的。不加区分地强调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极有可能导致自我欣赏、封闭守拙、拒斥外部先进文化的局面。
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只有那种既具个性特征,同时又具先进性的文化因子,才是我们应当突出和张扬的。文化趋同,显然只能是劣势文化向优势文化趋同而不是相反,因而弘扬这样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就不会与体育全球化趋同融合的潮流相左。问题是多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都不会有多少既有个性特征又有先进性的文化因子,倘若我们只突出张扬那为数有限的文化因子,又如何能形成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整体特征和足够魅力?
这就是要大量吸纳外部先进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将吸收来的外部优秀体育文化因子加以本地化的包装,保留其内容和功能,改变其形式,使之染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色彩,从而同样获得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能既有开放的胸襟,与世界先进体育文化趋同融合,又能扩展自己的个性化范围,长久保持自己的特色。
3.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本策略
3.2.1强化田野作业,直面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现实,走出传统研究的困境
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往往局限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即便进行田野作业,也总是围绕某课题进行纯学术探讨,忽视了现实问题,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指导,导致研究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由此,借鉴很多民俗专家学者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民众,贴近民生”的口号[10],指导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其成果不限于著书立说,通过对民俗体育文化的整理开发,推动区域全民健身的开展。利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专业知识,去指导当地的社会体育生活和其他文化娱乐事业,以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行做法。通过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地民俗体育文化色彩纷呈,开发潜力深厚,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的前景非常广阔。如民俗体育应用可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民俗体育工作者以时代的责任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加以指导,引导民俗体育产业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只有我们真正直面现实,关注民众的生活,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会走出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
3.2.2立体研究,深化区域民俗研究的内涵
(1)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树立区域应有的文化地位
对于各地的文化资源的认识要有一个新的高度。不管哪一个地区都有着许多独特的文物遗存、名胜古迹,有着源远流长的、特殊的文化积淀。杰出的历史名贤、古朴灵秀的建筑、极具特色的民俗等都为各地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化资源。所以,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必须对区域这些优秀的文化细致盘点、科学分类、理清脉络,把握本质,准确定位,从而重塑区域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提高区域知名度与美誉度。
(2)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发挥区域文化的教育功能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形成规模,就必须加大普及和宣传力度。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区域民俗体育项目和活动,让青少年从小就能了解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掌握更多更好的健身方法,这对于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弘扬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文化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积淀于现实中,现实又包容着历史。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全面认识区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改造,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特色性,体现时代性。要更多地关注区域优秀的历史文化,尤其要加强对有利于转变人的观念、提升人的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
(3)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推进区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包括民俗体育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事项要么历经劫难,要么早已荡然无存,要么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古董,偶有遗传的也只能到历史的记忆里去寻找。因此,最为迫切的就是要加强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保护,并将现存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加以弘扬和推广,正确引导群众投入到区域民俗体育的活动中,使民俗体育真正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服务,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近来年,各地已经加强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也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这都为进一步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目前情况看,不少地区民俗体育文化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不够,所以,各地应该站在历史的时空交叉点上对整个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全景式观察,深层次探讨,尤其要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特质、形态、性格,以及保护、建设、开发与利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3.2.3发挥区域优势,提升区域民俗体育经济、文化、社会效益
全民健身纲要在全国得到实施以来,充分发挥了其作用,使人民群众的体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全民健身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将区域民俗体育的开展与全民健身的普及性和生活化相结合,各主管部门需要考虑国家与社会、大众、民间等相结合共同来举办一些区域特色较突出民俗体育盛会,构建区域民俗体育组织运作的实施机制,发挥区域民俗体育运动的市场作用,从而达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效果。在推广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中,应当把区域民俗体育项目纳入其中,从培训内容、项目、人员方面有目的地培训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指导员队伍,使之在宣传、推广民族传统体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3.2.4有组织的挖掘整理,确立研究重点
区域民俗体育同其它民俗文化形式一样,属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地政府应该组织学术界致力于民族风俗体育文化及其文化底蕴的继承,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掘、复原、记录保存和研究提炼。这种工作一方面需要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长期投入,包括必要资金、人力,甚至制定法规。另外,在对区域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过程当中,应采取各种有效的传统和现代技术手段,切实做到保护工作的科学化。区域民俗体育是行为民俗,传统的文字记录方式是不足以把区域民俗体育的方方面面保存下来的,因此,通过高科技我们就可以将区域民俗体育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最大可能地做到对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保存和展示。
有学者对民俗体育研究提出了展望:理论体系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础、村落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点、区域是民俗体育研究的重点、多视角是民俗体育研究的生命力、跨文化是民俗体育研究的新亮点[1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4结语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在实践中是体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如何面对在现代性和体育全球化语境下区域民俗体育的存在,已经成为体育学研究、也是地方文化研究、甚至是发展地方经济等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文化碰撞的加剧,文化个性化魅力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如何避免世界体育文化交往日益加剧给区域性民俗体育文化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体育学研究者的面前。这不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责任。因此,必须加强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准确定为,科学制定研究策略,必将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保存,增加今后选择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机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可以为今后个性化的体育文化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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