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自由行(收集3篇)

时间:2024-08-08 来源:

泰国自由行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政策;泰中关系

中泰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贸易联系,古代泰国对中国单向朝贡,逐渐出现了船运贸易,即便在中泰建交前,也有一些中国商品在泰国销售。20世纪70年代初,泰国转变对中政策,两国往来增多。1975中泰正式建交,中泰两国间经济往来发展迅速,直到中国成为泰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成为泰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泰国成为中国的第十三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为22044.29亿泰铢①。而中泰刚建交时,两国贸易额仅为7.35亿泰铢。2015年中国有81个对泰投资项目获得投资促进批准,中国是泰国的第六大投资国,投资金额为281亿泰铢(而1988年该数字仅为10.272亿泰铢),占外国对泰直接投资总额的5.69%②。2015年泰国对华投资为4400万美元(在1978年至1982年的十年间该数字为600万美元),占外国对华投资总额的0.39%。可见,中国在经济上对泰国的重要性逐年增加,泰国在经济上倾向于依赖中国。

一、1975—2015年泰国对华经济政策

1975—2015年泰国对华经济政策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两国关系复兴和发展时期(1975—1989年)

1975年中泰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良好,合作大于冲突,在此期间泰国对华经济政策侧重于恢复两国间关系与合作,尽量消除在泰国排华时期形成的贸易壁垒和限制,并开始启动贸易合作和投资协议,从1978年开始的贸易合作,扩大到1985年的投资合作。期间当时的总理塔宁·克雷维钦出于国家安全的疑虑,合作进程曾停滞过一段时间。中泰关系因冷战中断期间,泰国偏向自由派,外交政策主要关注国家安全。随着中、美和苏联等大国关系的改变,美国对华态度好转,泰国也随之与中国建交。1979年石油危机,泰国面临国内经济问题,包括农产品供过于求等,与中国建立贸易合作关系有利于解决泰国经济问题,符合泰国国家利益。1978越南入侵柬埔寨引发了东南亚的安全危机。泰中双方都将柬埔寨危机视为威胁,为维护两国共同利益,中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多次向泰国购买农产品,并以友好的价格向泰国供应石油。中国开放国门并进行市场化改革后,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而泰国需要中国购买农产品,中方提议泰国将两国间的经济往来从贸易扩大到投资。此外,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于1985年《广场协议》的影响,投资地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各国为自身利益更多地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世界经济也开始好转。在美国减贫战略支持下,泰国经济得以发展起来,泰国的各利益集团(尤其商业资本集团)也有在中国投资的意望,他们说服泰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支持对华投资。同时,泰国国内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除官僚集团以外的社会经济力量有更多的渠道参与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包括泰国商业资本集团面临的投资问题和投资障碍的相关政策的制定。而且泰商对华投资也符合中国对外国资本的需求,尤其是早期值得信任的泰国华侨的对华投资。

(二)从战略伙伴关系到经济合作的转变

(1990—2000年)这个时期强调两国间经济合作关系,泰国把对华政策更多地从双边扩大到区域和多边。该时期泰国对华国际经济政策旨在实现相互间的经济一体化和更大程度的贸易、投资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泰国的经济政策侧重于支持泰国的对华投资,然而1997年的经济危机后,泰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到泰国,而对华投资促进政策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从两极转向多极,国家间和地区内的政治氛围开始好转。泰国对外政策从关注安全转向关注经济,强调贸易外交或商业外交,非常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区域主义等门户开放政策使泰国经济增长较快。泰国开始致力于成为地区经济中心,强调其在东盟地区的领导作用,重视地区主义,并加入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此时期,泰国对华的国际经济政策更多是采用区域框架内的多边合作形式,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等。1992年邓小平南行和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国出台更多吸引外资的政策,泰国投资者也希望更多地对华投资。同时,泰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关注经济的民选政府上台,泰国华裔商业资本集团能够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更大的话语权推动泰国出台支持对华投资的政策。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泰国和亚洲的经济,泰国商业资本集团撤回了对华投资。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泰国对华投资的转折点,该次经济危机后,泰国对华投资减少,中国对泰国的投资增加。由于泰国要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大量需要外资。泰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并出台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得中国对泰国有更多的投资。

(三)积极的经济政策时期(2001—2006年)

他信·西那瓦任总理时期,泰国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为成为地区性的领袖,泰国奉行前瞻性(ForwardEngagement)、全方位的外交政策(omni-directiondiplomacy),积极与各国建立盟友关系,尤其是对有经济实力的国家。该时期泰国关注出口的增长,并强调利用经济外交来达成泰国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的愿望。泰国还凭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制定积极的市场营销政策,强化现有市场,并拓展新市场,中国被认为是泰国必须重点关注的潜在新兴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泰国高层意识到中国的崛起[1]。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和世界主要生产国,全球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开始更多地向亚洲转移,而中国在其中处于领先地位。泰国领导人对中国高度重视,泰国总理频繁访华。这一时期泰国对华的经济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在投资政策方面:重点推动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也符合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这一时期是之后泰国一系列改善和发展贸易新政的起点。在贸易政策方面:泰国的战略是着眼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泰国政府为与中方达成双边协议做出了巨大努力,泰国总理及高级领导每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都试图讨论自由贸易区建设,直至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泰中经济合作的重要框架下,率先实现中泰果蔬产品自由贸易。中国也看到泰国重要的战略地位,“西部大开发”促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此外,中泰间还有多个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如清迈协议(CMI)、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组织(ACMECS)以及亚洲合作对话(ACD)等。这一时期,官僚资本集团之外的商业资本集团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对华经济政策的制定,他们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寻求自身利益[2],各利益集团间的冲突使得对华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像是利益分配的权衡。在此期间,泰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是对华经济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后他信·西那瓦及泰国政局动荡时期

(2007—2015年)这一时期,泰国国内政局动荡,导致外交政策停滞不前,没有明确的积极外交策略。尽管如此,中泰关系依然牢固,尤其是政治关系,中方对泰国发生的政治事件表示理解,不干预泰国政治。随着高层领导人互访,泰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转向亲中。另外,2008年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使泰国采取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这一时期参与影响泰国对华贸易、投资政策的主要机构和利益集团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商务部以及商业资本集团等(商业资本集团通过“解决国有及私营资本经济问题联合委员会会议”随总理代表团访华)。该时期的后半段,泰国的经济外交战略相对清晰,即促进地区内的互联互通,在地区内连接各国生产基地并通往中国南方,尽管泰国政治结构频繁变化,但政策实施仍具有连续性。这个时期对华政策着眼于发展交通运输、物流基础设施等有利于地区内货物、资金和人员的流动区域内的经济互联互通。泰国更多地通过多边合作框架来实施其贸易政策,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合作框架,也符合中国支持东盟为区域中心的政策。东盟“钻石时代2+7”框架,符合中国的自由贸易战略。同时,也是反驳美国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经济手段重返亚洲围堵中国的国际政治战略。泰国投资促进政策为中国对泰投资提供了有力支持,推动双边或多边(特别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国家)的铁路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合作。泰国的投资促进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将东盟各国与中国交通网络相连接的目标相一致,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行动。此外,泰国建立经济开发区的措施和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也使中国投资者提高了对泰投资的兴趣。

二、影响泰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国际因素

(一)国际政治环境

由于国际政治体系两极的变化,泰国对华经济政策也发生转发。例如,在中泰两国关系恢复的初期,国际政治体系的大背景是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美中苏超级大国间关系的变化,促进中泰彼此间的更多合作,两国交往密切,中国对泰国的经济政策有良好回应,如购买泰国过剩的农产品、以友好价格出售石油给泰国,以及投资合作等。

(二)国际经济环境

这是促使泰国必须调整经济政策的结构性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主义促使区域、次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泰国的对华经济政策转向基于原有的双边协议框架(APEC、GMS等)和区域性合作框架(如泰北四角经济区、东盟+3等)。这是泰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通过互惠互利、发展国家经济来解决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做出的相应政策调整。

(三)中泰关系

密切牢固的中泰关系促进了经济上的互利合作。例如,柬埔寨危机期间,中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在总理差猜·春哈旺访问中国讨论柬埔寨局势时,同时进行贸易谈判。此外,两国高层领导人间的频繁会晤也让中国对泰国的经济政策更加认同。比如在他信·西那瓦总理多次访华,一再提议下,中国同意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协定框架”达成之前,先降低了中-泰水果、蔬菜贸易关税。

(四)中国政策

中国国内政策会影响泰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例如,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宽投资限制,采取吸引外资的措施,增强了泰国资本到中国投资的意愿,从而促使泰国资本集团说服泰国政府出台政策支持泰国对华投资。

三、影响泰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内部因素

(一)国家利益因素

泰国政府把对华经济合作视为达成泰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途径之一。泰国政府近年来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支持推动与中国在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希望凭借泰国在地区内地理中心的位置,成为通往东盟的门户和经济交通的枢纽,提高泰国商品和服务在地区内的竞争力,解决泰国国内经济危机,发展产能,增加贸易投资出口,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实现改善民生等目标。在国家政治安全的利益方面:由于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降级和突然终止的合作协议,泰国必须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以维护国家地区的稳定安全。

(二)政策制定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因素

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工业部在对华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例如,外交部负责与中国的双边(或中国参与的多边)协议/备忘录的内容制定和文件保管、参与谈判、表明泰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立场。商务部负责与中国的双边或中国参与的多边(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以及区域经济伙伴协议等框架下的多边贸易)的贸易谈判。财政部负责关税、贸易协议和贸易规定。工业部投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投资。交通部负责公路、铁路开发项目等。此外,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建立了一些新机构,例如,在炳·廷素拉暖将军执政期间,为更准确及时地解决当时国内经济危机问题,为直接涉及问题的企业开放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空间而设立的“解决国有及私营资本经济问题联合委员会”。各个时期、每界政府参与政策制定的机构不一样,取决于哪一方在政治结构中拥有权力,那些机构将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三)利益集团因素

利益集团在泰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以前,商业资本集团大多通过支持权力集团和技术官僚间接地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泰国政治结构更加民主化后,资本集团在经济政策制定中不仅发挥间接作用,还在内阁中直接发挥影响力。在有几届内阁中,商人背景的部长超过50%[3]。但也只有大型的重要商业集团才有能力影响泰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像小农、中小企业主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不能(或很少能)参与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表意见。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未能平等地将利益分配给利益相关者和公众。例如,他信·西那瓦总理执政时期,商业资本集团在泰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泰国贸易政策的重点是与外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泰国急于达成果蔬菜减免关税协议。由于没有小农团体的参与,未听取小农团体的意见,宣传和信息披露不充分,导致小农无法应对中国农产品涌入的影响,而该政策的真正受益者是在中国投资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大公司[4]。

总结

泰国对华贸易投资政策不同时期的变化需要从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泰中关系、中国政策、泰国国家利益、国内机构/政策和利益集团等国内国外多方面因素综合分析理解。①来源:泰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司(2016年2月),泰中贸易数据,检索于2016年5月20日.②来源:泰国投资委员会办公室(2015年7月8日),ForeignInvestmentfromMajorCountries.检索于2015年7月15日,

参考文献:

[1]PawinTalerngsri,PimchanokVonkhorporn.TradePolicyinThailand:PursuingaDualTrackApproach[J].ASEANEconomicBulletin,2005,22(1):73.

[2]SophitNasueb.他信·西那瓦政府领导下的泰国对华政策:以泰中自贸区建设为例[D].曼谷:朱拉隆功大学,2004.

[3]SophitNasueb.他信·西那瓦政府领导下的泰国对华政策:以泰中自贸区建设为例[D].曼谷:朱拉隆功大学,2004.

泰国自由行范文篇2

【关键词】出口情况存在问题对策

一、泰国大米概况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泰国香米在三方面的品质均优于其它国家的大米:首先是从它的外观品质来说,泰国香米的米粒长,且晶莹剔透,米粒整齐,新米表面富有光泽,具有很好的“卖相”;其次是从它的蒸煮品质来说,新鲜的泰国香米本身具有一种芬芳的香味,在煮熟后,更是香味扑鼻;且煮出来的饭面平整,表面富有光泽;每一粒的米饭均大小相同,富有弹性,口感很好;最后是它的储存品质,泰国香米的水份不高,不易受自然气温影响而变质,便于储存。

谈到它的品质,当然也要提到泰国香米的加工技术。泰国自70年代以来,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大米加工技术人员。泰国稻谷在经过严格的熏蒸后,杀死其中的虫卵,再经过先进的加工工艺流程,除砂、水磨、色选等环节;确保产品在出口到其它国家时,都能保持较高的质量。

二、泰国大米出口到中国的情况及分析

(一)加入世贸组织前后的情况

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对大米的进口关税为1%,并且对大米其口实行配额制度,如果超过进口配额,其关税为114%。泰国出口到中国的大米配额为20万吨/年。2001年中国进口大米总计为238,615吨,其中从泰国进口大米的总量为238,050吨,占中国所有进口大米总量的99.70%。

从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对大米的进口配额增长为3.99百万吨/年。2004年其大米进口配额增长为5.32百万吨,关税保持还不变。但大米进口量超过配额的部分其关税减少为65%,而且对进口过程采取妥协的措施。

(二)泰国米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的情况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对泰国及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收集关税降低为0%。虽然建立东盟后使其他非关税的措施消失以及使东盟内部的自由贸易是完整,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能影响到:

(1)在供应方面:因为关税降低为0%,而且没有限定配额。配额扩大影响泰国大米业有增加以及出口到中国有更多。

(2)在需求方面:中国人收入增长会影响到泰国大米的需求有相应增加。

(3)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前中国从泰国进口较多是长粒大米。因为美国也能够产生长粒大米,它的长粒大米的质量也越来越提高,但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泰国会比美国有竞争力优势。

(4)非关税和非配额的自由贸易区影响到的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是作为东盟成员的东南亚国家也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对泰国形成很重要的竞争。这些国家种的大米跟泰国大米相似,但是成本更低,例如越南等国家。因为在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之下中国也对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其他国家一样进行进口措施。

三、存在问题

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泰国香米大部分是在中国包装产品,使的中间商人为了下降成本而把其他品种质量比较低的长粒大米来混合,而且还使用他们自己的商标。这样中国消费者就不知道真正泰国香米的质量和味道,在泰国出口商也没有机会做市场和创造自己大米商标。所以政府应该支持在泰国自己出口包装及使用泰国真正的商标,包括在出口方面有多元化的大米产品。

四、政府对策

(一)竞争中国香米的对策

生产方面:在泰国Guralonghai是有名种植、生产香米地区指派香米生产经济区,应该支持提高生产力,调整基本结构以及支持使用质量好的种子。宣传发展技术给农民,并成立了大米生产质量认证。

加工方面:应该支持及改善碾米厂的功效得到标准,为了能够磨米产量多,能够保存香味及白色优质。

市场方面:限定香米的标准为同样的标准,限定商标的标准以及发展包装,并继续多广告泰国香米为好质量,而必需要增加米商管理的能力达到国际标准,会能够在市场上竞争。

(二)打开国际市场的对策

为了打开国际市场,泰国政府采取了下列方面的措施:

(1)组建一个国际市场大米的营销信息网络。关注国际市场的行情,及时调整出口量和价格。

泰国自由行范文篇3

短暂缓和中的接触

万隆会议后,威泰耶康亲王与时任泰国领导人銮批汶秘密磋商,决定由时任泰国政府最高顾问的乃汕担负秘密同中国联系的重担。起初,泰国尝试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建立对华关系,但因美国的侦悉而被迫中止。

后来,泰国方面和中国驻缅大使姚仲明取得联系,愿意派出国会议员讪?帕塔努泰和乃练为代表,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讪?帕塔努泰还把自己11岁的次子和7岁的女儿送往中国学习。把他们安排在京城里的一个四合院住下,并委托专人负责其饮食起居和学习生活。何香凝女士还为这对兄妹取了中文名:常怀和常媛。

为增进了解,1955年9月泰国总理还专门派遣一个秘密使团前往中国,以打开中泰友好的大门,由阿利?披荣任团长。、等中国领导人热情招待了阿利?披荣一行,双方就各自关心和感到困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中泰双方关系在慢慢缓和,但是,1957年时任泰国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的沙立发动,銮批汶政府,由此中泰之间的缓和宣告结束。1959年1月,沙立政府颁布《革命团第53号法令》,切断了中泰所有来往。

对抗后的建交曙光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泰国领导人认识到,应该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

1970年年末,泰外交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专门研究对中国缓和关系的可能性。鉴于泰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现的变化,中国政府及时作出了回应――将对美国使用的“乒乓外交”运用到泰国上。

1972年9月,泰国乒乓球队应中国邀请参加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赛。乒乓球队的顾问是泰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在此期间,接见了巴实。巴实回国后,对泰国政府报告说,中国对建立中泰友好关系很感兴趣,中国愿意在任何水平上同泰国进行贸易,而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并且希望华侨遵守泰国的法律。

1972年,泰国外交部指示泰国驻各国大使,可以与所在国的中国大使联系;同时通知泰国驻联大代表,可以与中国代表接触,讨论双方关系中的问题,为中泰建交做好基础准备。1972年10月,中国邀请泰国派代表团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第36届广交会。

1975年3月19日,泰国时任总理克立在泰国民议会讲话时表示,泰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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