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篇1
前言
所谓政治信仰，指的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政治战略的推崇和认同。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仰，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团结和稳定，一个国家政治信仰的选择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政治信仰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新媒体与政治信仰的概念
(一)新媒体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每一种媒体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是新媒体，广播如此，电视亦如此。在互联网时代，论坛、门户网站、博客都曾经是新媒体。今天的新媒体植根于社交网络，形成了碎片化、平民化的特点。媒体从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面对面的传播，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自媒体源。
(二)政治信仰
信仰是个体精神追求的最高准则，代表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态度。政治信仰则是对每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形态的认同，源于社会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决定了一个人以何种态度面对世界、面对生活，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决定这个国家要走向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二、新媒体时代对政治信仰形成的影响
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转型，外来思想传入。传统意识形态与外来意识形态曾经有过交流、有过论争。在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之后，媒体的权威性大大消解，任何人都成为了信息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态势，因此，对于世界的看法，对政治的信仰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过去由政府垄断媒体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稳定出现了危机，社会政治信仰的分散将会动摇主流价值观，尤其一些外来敌对势力利用这种情况妄图挑战政治权威，影响了我国的政治信仰稳定。
三、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信仰问题
(一)政治信仰迷茫
在新媒体时代，各种思想充斥着各种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信息量巨大，政府无力全面审查，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公众长期受到各种观点的轰炸，最后在政治信仰上出现了迷茫。许多人在无力进行政治方面的思考之后选择了无视或者放弃政治信仰。在对公众进行政治信仰调查时，许多人都对诸如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的重要性等问题不置可否，认为这样的问题对于日常生活没有实际意义，政治信仰与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关系不大，最后甚至出现了政治信仰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极端想法。
(二)政治信仰趋利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推进，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执政目标，所有方针政策都围绕着经济建设来进行，社会价值取向不可避免的向功利化发展。从大学生入党理由就可以直观的看出这个趋势。大多数大学生入党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就业和个人发展，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退居其次。党员的意识形态风向尚且如此，社会大众的情况就更加严重的。在对社会各阶层的信仰调查中显示，以金钱等经济利益为信仰的人群比例已经超过了宗教信仰的人群比例，社会政治信仰功利化问题日趋严重[1]。
(三)政治信仰多元化
新媒体的发达让各种社会事件都能获得快速广泛的传播，不断的冲击着整个社会的信仰底线。即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对信仰的冲击。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了贪污腐败、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加之媒体的引导，让一部分人对社会失望。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思想的还魂，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政治信仰日趋多元让社会思想更加不稳定[2]。
(四)政治信仰知行不一
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控制与社会日趋多元的政治信仰在个体上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有些人受到从小的教育，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坚定的态度，但在生活中往往出现了政治信仰是实际行动不相符的情况。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出现了较大的断层，让许多人知行之间陷入了分裂。
四、新媒体时代政治信仰问题原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我国和世界形势在最近几十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颠覆了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这是信仰危机的社会原因[3]。
(二)教育原因
功利化的社会风气让小学教育开始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一个学生的评价标准只有学习成绩，而思想道德上的问题无人关心。从小学到大学，政治信仰的教育都让位于应试教育，让人们急功近利、内心复杂，对精神生活缺乏追求。
(三)主体原因
公众在理性思维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足，大多数人对于政治的理解都来源于其他人的观点，而自己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政治信仰上摇摆不定。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另一方面公众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造成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4]。
五、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政治信仰培育的对策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政治信仰建设，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只有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证明了党的先进性，才能让公众重新树立对党的信息，重新树立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同时，党也要充分的利用新媒体，在新媒体的舆论阵地上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避免在新媒体时代盲目被动。
(二)搭建信仰实践平台
公众对于政治信仰的疏远和迷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相距太远。要重建政治信仰，首先要搭建信仰的实践平台，让政治信仰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实践中得来，最终还要回到实践当中去。新媒体时代也给信仰实践平台的搭建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机遇。
结论
在新媒体时代，我国的政治信仰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是否团结稳定决定了这个国家能够持续平稳的发展。各种外来思想的渗透和功利主义思想的盛行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性产生了侵蚀作用。本文首先结束了新媒体和政治信仰的概念，然后指出了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社会政治信仰产生的问题，并且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来分析，最后指出了相应的对策。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篇2
一、传媒的社会性分化与整合
在西方，传媒业最初是依附于宗教，抑或是依附于封建政权，均是以特殊的信息传播机构而存在的。新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现推动了传媒的社会性分化，传媒业作为独立的功能性社会单位逐步分化出来并自成体系。马丁路德新教改革通过教育和印刷的推广和普及，使得普通民众逐步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让欧洲进入理性和世俗的时代。借助类似的过程与机制，资产阶级同样通过印刷宣扬自由和免于被侵害的权利，专制政体最终无法阻挡这强大的社会力量，或被迫交出权力，或接受权力制约。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国陆续废止“星法庭”和报业许可制度。到19世纪中期废除“知识税”以后，欧洲“尽管受到了政府的努力控制，但还是出现了一个独立于法律和财政控制之外的报业”英国的广电业也在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建立后分化出来，由首相提名，女王委任，成为只受皇家宪章保障的独立电视机构。作为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美国社会的形态本身就是由英国分化而来，美国的早期报业在北美独立战争过程中通过“反印花税”等斗争方式逐步脱离了英国当局的管制，并在1791年美国政府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后获得了独立自由的法律地位。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合法地位后，与传媒相关的各种机构不断分化出来。美国早期的报纸很多是依靠政党资助或者承印政府公文生存的，1846年国会取消这项资助后报业即成为独立商业机构进入社会领域。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产生了现代报业的标本“便士报”，它标榜客观、公正、中立与平衡的“新闻专业主义”。由此，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依赖政党资助、标榜独立的媒介组织。1849年，“致力于快速、详尽、公正地采集和传播一切新闻的组织”美联社成立，[4I(2W传媒业开始体系化地发展。“扒粪运动”把媒体的功能推向了一个高潮。19世纪末期，记者成为一个有声望的职业，新闻业成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0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传媒业的发展因此更为专业化和规范化。19世纪末期，报业印刷工人、编辑、记者陆续组织工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标志着与传媒业相关的其他社会组织逐步分化出来。效仿1953年英国成立的报业评议会，美国在I960年代末也组织了类似机构，使得美国传媒业不仅要遵循法律法规’还要兼顾公共利益。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机构的不断出现，西方传媒业日益发展壮大而且运行良好，在20世纪末成为规模庞大的社会机构，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独立而巨大的影响。
如果仅从时间上考察，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并没有比西方晚多少，只不过这种分化是西方靠战争手段将封建中国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由西方传教士和政商势力主办的多种报刊。19世纪中期，外商主办的商业类中文报刊出现在中国社会。“到19世纪后期，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办起了近两百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宗教性报刊、政治性报刊和商业性报刊并立的局面，并且在业务上、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都具有了和西方传媒业同步的发展态势。进入20世纪，1W4年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了国内第一家通讯社一“中兴通讯社”，向广州、香港等地的报纸发稿。在1923年，无线电广播也出现在中国。伴随着传媒业的发展，传媒的专业化教育也很快出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一年之后，留学美国的徐宝璜写出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以时间顺序来考察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是为了明确一个事实，即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有深刻的西方因素，并且在20世纪早期就基本形成了现代的传媒业格局，只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而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反复。特别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后，中国的传媒业用30多年的时间快速地完成了过去100多年的分化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基于技术因素的传媒业分化已经基本完成，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不同的传播特征和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信息传输系统。不过，现代社会是较之传统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作为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传媒业并不是孤立的社会功能单位，它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个动态的过程。其中，现代社会在个体层面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即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近些年来，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媒体在市场压力下过分迎合受众需求，造成虚假、庸俗和极端信息传播的现象。这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媒体参与并放大了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因素，影响了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分化了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因此，现代的传媒业，作为社会结构中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当前应该担负的职能是：一方面保证社会整体结构信息沟通的顺畅，另一方面捍卫民族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整合或协商达成基本共识。以此而论，社会分化并不是社会变迁单一的演变规律，而是伴有整合因素的变迁过程。当前，基于整合的社会共识与政治共识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二、传媒的市场性分化与整合
对传媒社会性分化过程的描述主要是侧重于其社会功能属性方面。如果从传媒发展的具体动力来源来考察，源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建立则是其分化的主要原因。
最早的传媒业是以政治性的印刷出版物为主的，由于依附于政府或政党，发行量小、市场规模小、受众群体也不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快，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商业化报刊时期，也被称为“便士报”时期。这个时期传媒业最大的特征是印刷技术的革新、传播内容的大众化和低廉的交易价格。从传媒市场的总体形态来看，不断扩大的传媒市场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秉承不同传播理念的传媒公司，虽然总体上都开始强调商业利益，但如果从报业市场来看，少数族裔报刊、黑人报刊、女性报刊和其他政治性的报刊业并未消亡，也同样具有自己的市场空间，这表明市场性的竞争规则加速了传媒业的市场性分化。进入20世纪，广电传媒加入传媒市场，传媒市场形成了报业、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标志着传媒市场性分化在形态上达到更高的阶段。正是由于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巨大，在它发展的初期各国政府基本都按照公益性机构来进行管理，也就是传媒的市场性分化进入了国家管制的整合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撒切尔、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拥护者普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主张给私营经济以更多的自由，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要求强调媒介的社会责任，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是这种治理思路的经典文献。美国在1934年出台《通讯法》规定广播电台必须播出非商业性教育节目，但在1996年出台《电信法》准许政府放松对传媒业的管制，从而使公共电视面临激烈的竞争。英国虽然有强大的公共广电体制/但在撒切尔主政时期，却频频向公营体制发难，新自由主义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众多国家的公共媒体面临商业化的冲击。BBC从1986年到1993年之间，被迫裁员7〇00人，失去1/4的固定职员，广播电台数量从48个减少到38个。[61(1°7到20世纪末期，“只有奥地利、爱尔兰和瑞士尚无显要的商业电视”。与西方的基于自由主义的“解除规制”方法不同，我国传媒产业的分化则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从1978年允许传媒市场化运作，放开广告市场，到1992年承认传媒的产业属性，我国传媒开始按照市场化的规则运行，一些经营性的项目剥离传媒主体，并且以党报为依托，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分化出都市报等消费类大众报纸。20世纪90年代，“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成为政府基本的媒介治理理念。迈入新世纪，在外资、民营资本和社会变革的多重动力作用下，我国媒体的产业化发展路径基本确立。目前我国的传媒产业规模日益庞大，报业、期刊、广电和网络体现了多主体的竞争格局，并且在媒介经营上开辟了多渠道的融资方式。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国的传媒产业通过国家的主导实现了传媒的市场性分化。
席卷欧美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全球媒体进入商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传媒资本的合纵连横造就了巨型的传媒集团，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垄断性的市场格局。商业化不仅意味着自由竞争，也意味着资源的强势整合，但商业性体现的更多的是利润和收益，与公共利益常常相左，这也是当前中西方学者共同发起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的初衷。因此，对西方国家来说当前面临的是自由化的经济对社会公益的忽视，而自由主义又是西方主流价值，如何体现这种平衡是西方各界当前思考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传媒市场化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因此传媒的市场性分化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有计划地推进的，这种计划的大前提非常明确，就是有利于国家对传媒的掌控。我国的传媒集团化发展，不仅具有产业发展性质，还有产业整合性质，区域性传媒集团的组建非常有利于传媒市场的有效管理，国家正是通过这种行政化兼商业化的管理方式实现了传媒的政治性需求和公共性需求。当然，这种改革路径的一个负面效果是我国的传媒市场发展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够，分散而相对独立的传媒版图无法形成更大的发展规模。借助于国家的保护性政策，国内媒体尚未受到国际传媒集团的实质性冲击，但如何有效平衡政治需求与市场需求，建立合理的传媒治理体制和传媒市场格局将是我国传媒产业未来要考虑的问题。
三、传媒的政治性分化与整合
目前，大多数对于传媒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基本遵循政治决定传媒的思路，即从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来探讨传媒政治的关系。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已有学者认为“媒介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其他政治体制的‘外生’力量，甚至托马斯梅耶认为“传媒系统规则掌控政治，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传媒的分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单位的分化和市场规则推动下的分化，在本质意义上还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分化。这种分化无疑最终决定了传媒在各国制度体系中的最终地位。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基于自由、共和与民主等政治哲学理念，它们在早期的制度建构上明确了关于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民主政治的组成要素，并且通过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上述要素。传媒是言论的物质载体，保障传媒的法律地位，就是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基本人权或基本的私有财产权，因此由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的制度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正如上文所论，作为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传媒有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政治规制放松的前提下取得独立和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时，传媒也就成为具有独立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实体，其与政治的关系在力量对比上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美国尽管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相应制度还未完善，传媒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传媒不仅容易受政治形势影响，有时甚至沦为政党攻讦与斗争的工具。1798年，在约翰亚当斯政府时期，国会通过《外侨法》和《煽动法》，其目标之一就是针对反联邦党人的新闻活动。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内战和末期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即使是处于大众报业时期，传媒业依旧积极地支持政府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为美国的大肆扩张制造舆论。美国传媒与政治的分化有赖于独立的司法体制，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美国法院才开始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和出版商免受政府压制”[9KS)。借助于众多案例的判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将言论自由的边界不断扩大，传媒也借此壮大了自己独立存在的政治实力。因此，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有了媒体对于越南战争真相的揭露和著名的“水门事件”。以自由立国的美国尚且如此，欧洲传媒的政治性分化就更晚了。1968年，法国戴高乐当政时期，他三百五十次动用了“冒犯国家元首”的法律。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欧洲才陆续引进传媒的商业模式，政治与传媒才适度分离，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特别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模式，他们认为媒体本身的属性应是公共服务机构，当然这并不影响其媒体的政治独立性。与欧洲传媒体制出现变化的时间点相似，我国传媒与政治的分化点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风波之后，传媒与政治关系再次收紧，更加表现为政策的诱导。这种政策张力其实也是一种分化的潜在因素，即分化为靠政策保障的主流媒体和靠市场生存的非主流媒体。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加入持续地分化了我国媒体格局，国家虽然继续强化了相关管理，但很明显当前的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在具体的运作上已不能保证有效的统一性了。原因是政府主导的主流价值观舆论场和民间热衷的草根舆论场表现的矛盾愈加尖锐，甚或表现为一种“颠覆”危机。
从20世纪末期以来，传媒学者开始观察并反思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传媒作为言论自由的物质象征，在宪法层面已得到了保障，在现实层面也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成为民主政治结构中重要的制衡性力量。不过，政治的重要性在当代的社会还是无可替代的，正如哈林所言：“从事比较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人从不研究媒介。”[61(2中国政治学界很少将媒介因素视为其研究的重要资源，而传播学者却积极地考察政治，试图为传媒在政治学版图中寻找到重要的位置，这也就是近些年来传媒政治、传媒民主等学术名词出现的背景。其理由不外乎有三：首先，政治具有处在主导位置的价值优势。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是公共利益，而传媒并不具备这些资源，传媒的多重属性以及其过分自由化、商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忽视公共利益的消极影响。其次，政治具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制度优势。政治在传媒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传媒特点，例如，西方国家政府公关部门的出现和政党选举形式的改变，就是政治通过制度的革新主动去适应媒体并主导媒体。最后，政治在国际秩序构建中具有主权性优势。当媒体进入国际竞争格局，其竞争的主体表面上是媒体组织，但背后必然是政治性的博弈，比如我国尽管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保护国内传媒发展，还只是非常有限地开放传媒市场。从这几个方面看出，传媒和政治的关系中，政治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的程度不同，这在世界各国概莫能外。
结语
通过考察传媒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性分化、市场性分化和政治性分化及其相应的整合机制，可以发现中西方在三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趋同性，即都建立了功能完善的传媒体系，都有相当规模的传媒市场以及都强调传媒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同时，中西方也都重视发挥政府的整合性作用，积极遏制传媒的消极作用以体现公共利益与诉求。然而，从整合机制来讲，中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因其生存土壤的不同，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积极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创造了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创造了价值，也加快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格局逐渐遇到社会空间加大而政治空间不足的发展瓶颈，传媒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利益表达明显不足，缺乏动力与合理的作为。同样，媒体的产业化发展在政策上也摇摆不定，政策界线、区域界线、行业界线依旧无法被有效打破。社会与经济的因素是传媒与政治关系的基础，而在我国政治制度的因素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西方社会的普遍想象中，中国政府仍然是与往日相比并无多大变化的威权型政府”。nt)](33)这种形象到目前为止改变不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整合的政治机制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与不断发展和分化的社会格局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整合模式应该有所调整。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当前对于传媒整合机制的主导性思维应该是开放前提的整合，而不是封闭前提的整合。开放的意义在于尊重和保障多元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封闭则正好相反。整合的必要性在于以合适的体制机制维系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并体现一种稳定的秩序性，它和开放不矛盾，但封闭只会导致僵化。这是主导性思维的基本逻辑。其次，具体整合机制的调整应体现一定的技术性宽容和政策性宽容，从而使整合手段具有弹性和张力。市场和新媒体技术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舆论环境，面对积极的网络化政治参与，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策上都应首先给予宽容，然后才是引导和管制，这是当前政府角色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整合机制应从垂直式管理模式向平行式协商模式转换。协商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传媒作为一种组织化、规模化的言论机构已经逐步成为协商机制的有效运作平台，也正逐步受到官方的认可而被制度化。因此，传统的垂直管制媒体模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以平行的方式建构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这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篇3
关键词:新兴媒体；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法。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文化形式体现，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媒体时代，新兴媒体是社会信息传播机，也是社会舆论的引领者，运用新兴媒体建设法治文化平台，是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拓宽法治文化建设路径的必由之路。
1新兴媒体的特点和作用
所谓新兴媒体，指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等新技术基础之上出现的新媒体形态。常见的新兴媒体有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手机媒体、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具有交互性、即时性、交互性、共享性等特点，其使用范围、受众群体都较广。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型媒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新兴媒体具有立面接触面，其传播面是双向的。2）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路径是双向的，其传播速度异常迅速。几乎所有的新兴媒体都能进行即时传播。3）新兴媒体成本低廉，生存度是动态的，媒体参与交互性强，各类媒体和受众都能依据新兴媒体而突破时空限制，进行开放交流。以信息网络为主要动力的新兴媒体是技术发展的潮流，也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新兴媒体出现后，拓宽了民意空间及民意表达路径，也给舆论传播态势带来了影响。以信息网络为例，信息网络已经成为连接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纽带，信息网络为国家企事业单位日常管理、职责履行提供了便利，也使国家政治生活、政治管理更加透明。在全媒体开放的格局下，企事业单位也只有掌握各种信息，才能为科学决策打好基础。具体到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各级党政组织和工作人员，只有通过积极通过新兴媒体收集信息，接受善意的批评，认真履行舆论监督职能，才能占领舆论高地，才能加快法治文化建设进程。
2运用新兴媒体深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2.1完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兴媒体出现较晚，新兴媒体管理起步晚，发展慢，大量出现的新兴媒体纠纷如“腾讯与360事件”等，暴露了我国新兴媒体发展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新兴媒体管理机制亟待完善。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结合新兴媒体管理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新兴媒体管理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我国新兴媒体管理模式，完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结合我国新兴媒体发展现状可知，政府在新兴媒体管理机制完善方面，要做好以下方面。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公民自觉参与的新兴媒体治理格局。因为新兴媒体管理是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和公民共同的责任，新兴媒体管理规范也要由各方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来制定。因此，我国政府也要结合国外新兴媒体管理方式，建立以行业自我管理为主、政府指导、企业和个人相互配合的新兴媒体管理模式，将新兴媒体要求贯穿到新兴媒体技术、产业、内容与安全的各个方面，明确新兴媒体管理原则，秉承“科学利用、持续发展、依法管理、保障安全”的方针，将新兴媒体发展与管理统一起来，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
2.2细化新兴媒体治理制度
新兴媒体治理与利用，需要统筹立法、行政、行业自律、网民行为与道德自律等多种手段。但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要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从国家层面将统一管理与分层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职权分明、统分结合的新兴媒体管理制度。具体来说，政府要在新兴媒体管理方面要改变过去那种多部门管理、政出多头的管理模式，集中统一的职责，加大各部门联合发文、一致行动的力度，成立专门部门负责新兴媒体管理机制完善与改革，完善地方新兴媒体管理部门的管理机制，界定各方在新兴媒体管理中的职责、权限和义务，细化新兴媒体保护管理制度，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禁止过度干预和损害新兴媒体舆论监督权利的做法，僵化新兴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效果。如有必要，有关部门还要对现行的新兴媒体管理制度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专门的司法解释，以增强新兴媒体管理的成效，避免新兴媒体应用不当等问题。
2.3建设法治文化平台，占领法治文化舆论高地
面对日趋活跃的新兴媒体，政府文化部门、管理单位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占领社会舆论高地，将新兴媒体打造成为联系政府与民众、社会各界的桥梁和纽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新兴媒体技术研发资金投入，采用新兴媒体技术手段，尝试着建立覆盖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检测指挥系统，开通法治文化宣传和政务微博，以博客、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形式，为各部门资源共享、信息对接提供良好条件。与此同时，文化部门还要加强对新兴媒体的监督与管理，采用信息技术对上传至新兴媒体的信息内容进行内容审查和分级管理，过滤与封堵不良信息，通过网站注册、使用权限控制、数字加密等手段，提高新兴媒体管理效率；设定单位新兴媒体发言人，增加政府法治工作的透明度，宣传法治文化；建立法治网评队伍，成立新兴媒体宣传部，培养一批新兴媒体评论员与管理员，通过与公众“秒互动”、舆论舆情监督和引导牢牢占据新兴媒体宣传阵地。
2.4提高行业自律意识
当前，我国新兴媒体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利用力度和广度不够；不成规模，无法满足公众需求；宣传内容和形式单一，吸引力不够。究其原因，我国新兴媒体使用者整体水平参次不齐，新兴媒体行业对公众需求把握失准，在法治文化宣传和法治节目定位上只关注公众浅层次的需求，新兴媒体在法治文化宣传中的作用有限。如我国新兴媒体法治节目大多以庭审纪实、举案说法为主，信息传播始终按照传播者的传播意图来进行，受众兴趣根本不受重视。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政府要从社会层面强化民众对新兴媒体的认识，做好新兴媒体产业、行业协会管理工作，要求新兴媒体行业制定和完善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提高自律意识，并开通政府法律咨询新兴媒体通道，建设公益性的法治文化宣传平台，为公众法律咨询与服务提供便利。新兴媒体产业倡导者和参与者要结合新兴媒体的特征，改变那种以灌输为主的宣传方法，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知识贯穿于社会传播的方方面面，在法治文化传播、节目制作中突破旧有框架，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现状重点进行知识产权、劳动法、会引发、社会保障宣传，提高法治文化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5大力弘扬法治文化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逐渐对公众形成包围之势，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众仍旧具有选择性接受媒体传播内容的自由和权利。如果在新兴媒体宣传中，媒体一味进行暴力犯罪、司法不公等不良社会现象披露和曝光，只能让受众产生“社会不公、秩序混乱”的想法，给其带来心理错觉，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要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政府要加强媒体引导，做好新兴媒体产业把关和信息把关，还要利用新兴媒体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法治文化传播体系，大力弘扬法治文化，以提高法治文化的覆盖面，提高优秀法治文化的渗透力。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利用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构建法治文化网站、法治文化博客、论坛与微博，开发法治文化游戏，并将法治文化以手机短信、彩信、彩铃、网报等形式进行推送，开展大范围的法治宣传教育，以教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作者:安莹单位:《乌鲁木齐人大》编辑部
参考文献:
[1]张汉涛.运用新兴媒体努力打造法治文化传播新平台[J].中国司法，2012（3）：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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