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6篇)

时间：2024-06-13 来源：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1

[论文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将价值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它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种种矛盾之处。具体包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严格对立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生产劳动被严格界定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劳动包含范围广义化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将人与物的效用关系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暗含的对单一按劳分配体制正义性、合理性论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从价值的取向出发，坚持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把价值的质归结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他由商品二因素拓展到劳动的二重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正因为有了这种抽象劳动的凝结，才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使得各种商品可以相互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由此而来。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到

不仅是服务劳动、科技劳动与管理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还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形式出现，生产劳动包含范围广义化的趋势仍将进一步发展。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生产过程的研究中将人与物的效用关系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矛盾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2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分工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分工是无所不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研究了两方面的分工问题：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分工，而对生产分工的研究主要研究两种类型：一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内部分工，马克思将其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提高了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研究生产的社会分工。马克思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分工的内在本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分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是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形成、生产工具的进步而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种类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集中等客观因素作用下自然形成的。马克思把分工的过程概括为：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分工、资本主义分工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

(二)分工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分工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对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制约性。在分工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强调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和建立科学劳动组织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分工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对社会生产力进步主要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扩大社会劳动的范围和发展社会劳动的范围。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分工对社会组织的作用，阐明了分工对人的发展、商品经济、阶级关系的制约性。

(三)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随着生产分工的发生而发生，同时也随分工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水平。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和演进，使商品交换的形式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取决于分工的水平。

(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研究分工问题。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间的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影响生产关系的发展。“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五)劳动的地域分工。马克思从自然因素的差别上揭示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原因。关于地域分工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从经济层面考察，所谓城市就是工商业经济中心，农村就是农业产业所在地。最基本的地域分工就是划分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区域。这种划分贯穿于全部经济史。在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经济内容发生变化，相当多的现代工商企业集聚在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形成城市。

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再到杨格、杨小凯，西方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

(一)西方早期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一国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二是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用制造业来说明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有三大好处：一是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二是分工会节省工作转移的时间损失。三是分工促进了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机械的发明。并认为分工可通过市场来决定，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二)杨格的分工和报酬递增理论。杨格在《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中对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理论进行深化，解释了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理论大致分为三方面：一是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二是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三是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在杨格看来，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总是表现为迂回生产，即在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认为规模报酬不仅产生于企业内部，而且更产生于社会内部，产生于企业与企业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协作上。规模扩大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水平复制，而是伴随科学技术变革、生产方式改进等更具效率的结构调整意义上的扩张。杨格从亚当·斯密定理出发，深刻揭示了劳动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都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外在约束，从而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报酬递减规律”，也超越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动态联系。

(三)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思想是：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知识经验的增加能促进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提高，高级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又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种良性循环过程能使分工演进更高，产生经济起飞现象。其研究的问题：一是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演进，主要探讨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二是城市化理论，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城乡差别，最优城市结构的层级与机制。三是工业化理论，研究新机器如何出现，迂回生产方式的链条有多长，工农收入的比重与转型期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四是研究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一个能力不如他人的人，如果在某个行业专精，他的效率可能比更聪明但却不专精的人更高，因为他可以通过专业化内生地获得专业知识、技能”。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论述了制度与分工间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诺斯指出，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理论道德的行为规范，是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安排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分工理论发展的过程看，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鼓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一)关于分工理论体系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非常重视分工问题，但两者在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分工、迂回生产、产业问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间的相互关系，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与分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对分工理论进行形式化。最具影响的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采用数学上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原理，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提供有力的武器，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与均衡模型，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重新焕发出新的曙光。但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取得新的进展，但其研究仅仅只是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分工问题。而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分工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既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分工问题，也不局限于分工现象的某一个侧面，而是从历史纵线条和每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结合上，提出对社会分工的系统解释。”在其分工理论体系中，既研究分工的一般问题，又研究各历史时期的分工，包括自然经济的内部分工、简单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分工及未来分工发展的趋势；既研究分工的本质，揭示分工产生的客观因素，又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研究分工的历史作用。

(二)关于分工内涵的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分工的内涵上有差异。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分析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或企业内部的分工，亚当·斯密和杨格主要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研究分工问题，将分工限制在产业分工的视角，重点研究分工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分工的社会属性。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在分工内涵上“没有区分市场上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从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报酬递增实现者的内部机制。”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性质人手研究分工问题，认为分工是社会总劳动划分为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上，也就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从这一内涵出发，马克思认为，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分工属于劳动过程，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马克思既分析劳动的市场分工，也分析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且区分了“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认为企业内分工受制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作为整体为企业内分工提供可能性。并在本质上分析分工对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在内容上分析社会基本分工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及生产者在工种、职业、职能上的相应划分。

(三)关于分工作用的比较。在分工的作用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观点上一致，都强调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分工既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市场容量。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分工可延伸生产、流通环节，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成本和产品价格，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在分工作用的侧重点上具有差异：西方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学视野来论述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利用报酬递增的动态观念和迂回生产方式来解释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和市场规模互为限制，分工可利用迂回生产方式，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水平能加速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创新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分工，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是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建立分工理论。马克思尽管也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认为分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不单纯谈论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系统考察分工在社会组织各层次中的作用。既考察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又研究分工对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且更侧重于从劳动的社会性质角度研究分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

(四)关于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关系的比较。马克思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论述了分工与商品交换以及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分工能促进商品交换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但在观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认为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动态关系，认为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市场不是由人口、区域决定的，更是由购买力决定的，购买力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是由分工决定的。杨小凯则从交易效率的角度研究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长函数，如果交易效率有一点提高，均衡分工水平就会上升，分工水平的上升又会扩大交易规模，提高交易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均衡水平。马克思在分工与商品交换及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分工是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就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市场的规模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激励企业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韵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当各种因素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制度就有可能建立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商品价格降低，扩大消费者的需求，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比较

分工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人手研究分工问题。

(五)分工与制度关系的比较。分工既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本身也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劳动通过分工提高某一制度的收益。在分工与制度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强调制度与分工的相互作用，但在分工与制度关系的认识上也有不同之处。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时期研究了分工与劳动生产率及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但忽视了分工发展的制度基础。杨格强调分工、知识积累与组织结构间的关系，认为报酬递增是分工演进过程中的宏观现象，是由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现象。而知识积累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内生于分工活动的制度结构中，强调制度变迁的关键作用。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分工发展中制度的作用，研究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国家制度对分工的影响，认为制度决定分工演进的方向。马克思经济学是从分工与所有制、分工与阶级关系和分工与上层建筑等角度来研究分工与制度的关系。在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劳动中，生产的社会性不表现为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而表现为不同劳动相互交换形式下的物的依赖关系。归个人所有的劳动通过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使用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形成一定的所有制。在分工与阶级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认为分工与阶级关系是内在联系的。“由于劳动关系制约着财产关系，从而制约着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所以分工是促进阶级划分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工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分工制约上层建筑的形式，是上层建筑各部门独立发展的基础，造成上层建筑的独立性。

四、结语

分工和交换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不同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需求，导致贸易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城市的出现、区域经济的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形成、制度的变迁、专业化组织的成长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因此，比较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及借鉴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经济学侧重研究分工与报酬递增、专业组织成长、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积累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整体的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分工问题，形成全面系统的分工理论。通过比较发现，迄今为止，马克思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仍是对人类分工现象第一次科学、完整、系统的解释。通过比较，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科学成分。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3

关键词劳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不同的学科研究的领域可能相同，但是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要弄清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要弄清两门学科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的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豍在生产和劳动的世界里，劳动者不仅仅进行经济行为，而且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劳动社会学就是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视角来对这些活动进行分析。“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豎劳动经济学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手段来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它将注意力投向人们工作的范围以及变换工作的行为，如就业、失业、劳动力供求、人力资本投资等。

笼统的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都研究劳动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都对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等感兴趣。但是，两者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劳动力方面，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在研究劳动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区别：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被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人，他们的性别特征，民族特征，社会关系特征等都将被考虑进去。例如，研究劳动者的社会结构，社会化过程等。在劳动经济学分析中，劳动力被假设为同质的，在劳动市场上工人可以相互取代，一般不考虑劳动力各种社会特征，而把关注点集中在生产率这一概念上。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分析，便于建立经济模型。劳动社会学认为人是复杂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而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成了劳动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者的行为选择会受到与其他人互动和交流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是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豏例如，企业文化对劳动者行为的影响，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等等。这种社会变量会涉及到他人的评价、态度和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的产生过程又离不开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在劳动经济学中，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人们的行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而且人的行为选择是不受其他人影响的，是独立的。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与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更加注重劳动者的社会特征、“社会性”，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影响。而劳动经济学更加关注劳动力的经济特征，“独立性”。

在社会分工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职业分层，例如职业声望和职业地位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职业分层造成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等。劳动社会学认为任何一项职业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资源和社会报酬，正是这些职位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报酬促成了职业分层。而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劳动分工。经济学认为职业分工能够使劳动资源效用最大化，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发挥了劳动者的比较优势。

在对工资的研究方面，劳动社会学关注同工同酬、收入差距、地区不平等、工资歧视等社会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把工资看成是经济成本，看成是劳动力的价格、报酬。主要研究工资决定理论，如效率工资，工资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等等。

总的来说，劳动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效益，如何使社会运行在最佳水平；而劳动经济学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如何以最小的劳动投入获得产出最大化。

在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也有不同之处。劳动经济学假设劳动力择业主要是基于工资报酬、经济水平考虑，以此来构造劳动供给模型，工资高，则劳动力供给多。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流动也是因为较高的工资报酬水平驱动，通过构造劳动力模型，计算流动净收益现值。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来对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研究的。而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择业不仅仅考虑工资报酬，还会考虑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职业声望高低等因素。劳动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职业声望更高的工作，选择拥有适合自己企业文化的工作。

关于失业方面的研究，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失业类型和失业原因。在失业类型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构造贝弗里奇曲线表明失业人数怎样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化。在失业原因方面，劳动经济学通过斯蒂格勒模型、麦克尔模型等工作搜寻模型来解释失业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更多的使用构建经济模型的形式对失业进行研究。而劳动社会学可能会偏重于研究失业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考虑建立积极的就业制度（包括用工制度、雇佣制度、退休制度等）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以及建立失业保障制度，保障失去工作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上有很大区别：劳动社会学以社会学视角和基本原理研究劳动领域的问题，更加关注劳动者得社会特征、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劳动制度的社会效益等。而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以经济学视角研究劳动领域问题，通常是通过建立经济模型，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更加关注效率、成本、经济收益。但是两门学科都是属于劳动科学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交叉和渗透，研究劳动领域问题时，应该运用多角度进行全面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注释：

劳动社会学.潘锦棠.第13页.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4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到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劳动关系；制度性假设；劳动关系学派

劳动关系理论历经多年的发展，依旧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它所研究对象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现今，发展为对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关注。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转化，其理论框架也经过反复修正之后日趋完善。劳动关系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界限通常较为模糊，并且将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加以应用，在技术方法上也日趋成熟。随着劳动关系研究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劳动关系学者和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劳动关系理论进行研究。当然，采用多学科角度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否定或降低某一学科对这些问题的贡献和洞察力，而是要将这一领域里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使之达到一定深度，以实现在不同学科范围内对所研究问题取得殊途同归之效。

一、劳动关系研究的制度性假设

经济学是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其特征为从基本前提假设出发，通过数学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作为应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劳动关系，其研究的基础也需建立在这样一种制度性假设之上，即劳动关系中劳资之间存在着持续且对立的利益冲突，二者持续的对立冲突也决定了政府规制劳动关系的必要性。这一制度性假设对劳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劳动关系问题和预测的界定，使其与纯粹新古典经济模型以及大部分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相区别。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认为，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产生最佳的经济和社会结果。尽管一些双边垄断模型已经表明当雇主拥有垄断权力时，对工会而言存在一个潜在的收益，但对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完全竞争的市场仍保持着对经济交易的最佳配置效用，包括劳动力市场交易。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核心，认为工会以及其他集体组织所追求的劳动力市场调节，或改变劳动关系中权力平衡机制都是没有价值的。与此相反，劳动关系研究之初，即建立在韦伯夫妇和康芒斯所阐述的观点基础之上，认为劳动者个体在与雇主一对一的谈判中，从整体上讲单个劳动者在谈判的力量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如将他们单独置于讨价还价的市场上，工资和就业条件将会降低到社会难以接受的水平，这一前提假设为劳动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主要介绍有关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理论的三个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国家学派，虽然他们对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持续对立的冲突有着相同的判断，但是对于引发劳资冲突的对立利益，就其来源、冲突的范围以及矛盾的处理看法却是各不相同，这也是这些学派形成的前提假设。

（一）多元论者的制度性假设

多元论者把劳动关系看做是多种动机的混合体，自然也把冲突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因此认为劳动关系双方既有共同的利益，也存在着利益差别，是冲突和利益相互交织的共同体。从这一点上讲，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才能有效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以及双方如何才能扩展共同解决问题的范围。既然人们都认为雇主和雇员的利益是合法的，那么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确立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方法和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制度性假设

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学派则把冲突的根源归于工人与生产成果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制造了劳资之间利益上的敌对；二是资本主义的协作劳动形成了劳动者力量，为有效地抵抗资本家提供了基础。该学派将劳资之间的冲突视为一种更全面、综合性的冲突，而不是局部冲突。马克思主义学派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任务是理解劳动过程——即努力控制工作场所中工人与代表雇主利益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三）国家学派的制度性假设

国家学派形成于70年代后期社会学和政治学界，该学派将社会视为和谐的有机体，其基本假设是：国家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组织，有一个自主性的结构。换句话说，国家所追求的利益与构成公民社会中所有对立团体的利益不同，国家主要的考虑是内在与外在的安全、公共秩序、政治稳定的维持。因此，国家应该是一个有自己优先事项计划的独立行为者，有能力制定那些不单纯是反映利益团体、阶级或社会需求的政策目标。至于国家追求公共利益所凭借能力来自于它有完整的、稳定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以及税收作为财政资源（Skocpol，1985）。

这些假设引发了多元论者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方法、相关问题界定以及有效数据类型等问题上的争论。譬如：马克思主义学派不相信或不赞成任何通过员工访谈或民意测验收集的信息，因为这些方法不能避免雇员会受到上级权威或控制所形成的个人错误意识的影响。相反，他们偏爱对劳动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这些过程记录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为争取对权力和生产资源控制而进行斗争的历程。多元论者也怀疑过分依赖对个体态度调查的可靠性，但他们更倾向采用这种的方法收集有价值的数据、重要事件的范围以及被认为重要的过程。例如，劳资合作被认为更具有积极作用，对研究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制度性假设

在劳动关系领域，政府需要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同时，政府作为超越于劳资双方的社会公共权力，既要整合和代表双方的利益，又要缓和双方的矛盾，把劳资冲突控制在既有的社会秩序范围之内，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一）政党意识形态的制度性假设

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政党意识形态制度性假设，作为政府社会性规制行为的前提出发点，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会影响政府的具体行为以及规制策略的选择。纵观20世纪的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历史，可见政府的意识形态对国家劳动政策的影响极其深远。

美国工会在执政时期，对劳动政策的影响要比共和党执政时较大。1935年，政府通过了《国家劳资关系法》，对劳工组织与集体协商提供了具体的保障。到了1947年，共和党政府通过的《塔夫托-哈特利法案》，对工会某些组织与协商行为加以限制。80年代，美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并无重大转变，不过共和党政府对资方逃避集体谈判规定的行为予以有效规范，明显有支持资方、打压工会的倾向。在英国，劳动者在工党执政下的待遇远比保守党执政时期要好，1964年之后的工党政府通过一系列保障劳动者法律，内容包括签订劳动契约权利，不当解雇的保护、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女工产假、参加工会活动的保护等等。1979-1990年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政府对工会极为强硬，她废除了充分就业和产业民主，采取重新规范的产业政策，对工会加诸较多的限制，对雇主则限制较小，同时进行了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上述这些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的政党倾向社会主义，有的倾向社会公平分配，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具体执政策略选择。执政党在控制国家机器之后，会通过财政手段和社会安定立法等方面的措施，在所得重分配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部分产业冲突往往被转移到政治的角力场中，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其在劳动关系规制中的理念以及具体政策的出台，从而我们对劳动关系中政府研究之初，需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判断，才能够深入理解其执政之后的公共政策。

（二）政府拥有规制权利的制度性假设

政府规制劳动关系权力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因此，在劳动关系领域，以雇主和管理者为一方，雇员和工会为另一方的利益冲突中，政府处于中立的位置。从这种观点出发，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在没有其他方法的情况下，政府才采取这种干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个体在就业中的利益，或者当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某个产业压力集团侵蚀时，采取这种干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国家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能用任何客观的方法来检验或评估。国家利益是任何政府、媒体或其他个人不断宣扬的东西，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或其他人还常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制定政策和采取具体行动，而政府的大多数政策和具体行动之间是不一致的，这说明并不存在对国家利益的统一认识。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的政策法规不过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表述，是政党利益，或者是各选区利益的表述。有人这样来表述：法规政策与法律制定者的利益和观点是不可分的，同更广泛的政治冲突和产业冲突是不可分离的。政党的思想基础构成了一个政府立法和其他政策的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理解英国工党与工会运动，以及保守党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是政治体制中包裹着的一层“民主的糖衣”。不管执政的是哪个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均是要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正是由于政府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所以政府需要维持“经济稳定”“劳动关系协调”。这种观点认为，制约着各种政策的所谓“国家利益”，与雇主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政府在经济事务和劳动关系事务上采取的“不干预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中立的，不再扮演一个活跃的经济行为人角色，而是容忍经济关系中劳资力量的不对称，从而支持了资方。从这一观点来看，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使英国工党政府实际上不可能代表非统治阶层的利益行事，尽管每届政府都要披上一层“国家利益”的外衣来处理各种经济问题和劳动关系事务。

美国学者约翰·W·巴德将劳动关系的社会目标定义为效率、公平与发言权。其认为：雇佣的性质决定着个人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运行、民主的生命力以及对人权予以尊重的程度。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建立劳动关系的社会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就三者关系来说，社会经济的繁荣要求劳动关系能够创造生产力，但是经济效益不能作为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工作不只是经济交易，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要求劳动者得到平等的待遇也作为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标准。此外，不论是出于对于人的尊重还是对于社会民主制度的需要，自决权是重要的，这要求雇员对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和参与权。依据我国劳动关系的具体实践，可将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目标调整为公平、效率和员工参与，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也应以这一目标作为政策导向。

参考文献：

[1]张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98.5

[2]基思·怀特菲尔德.产业关系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12

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关系篇6

第一节经济关系的分析

以往的经济学对经济关系都做了分析，但分析的方式不同。有的把经济关系放在经济学科的前提假定中，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以“经济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前提假定，认为社会中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是理智的自利者，由此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就是自愿互利的交换关系，人们从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出发，通过提供给对别人有用的东西而换得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从而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效果。有的把经济关系通过经济理论的范畴来表现、概括，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在其经济理论中，各种经济范畴之间可以反映各种经济关系，地租、利润、工资，这三个范畴就反映了地主、资本家、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分析经济关系为己任，然而，传统政治经济学似乎还不懂从经济学科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翻开以往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见到的多是从政治层面上来分析经济关系。例如，谈到资产阶级内部的关系，就说是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对各种竞争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描述，用这种描述来论述经济关系，除了得到一个总体印象外，我们得不到什么。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商品销售中的竞争关系，有要素获取中的竞争关系，有相互之间在商品、要素等方面的交易关系，有资产产权交易关系，通过其交易还能形成经济上的附属或支配关系，有服务方面的交易关系，有利益一致的联合、结合关系等等。再如，谈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就说是同志式的协作分工关系、互助关系。实际上，分析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就要有具体对象，首先对经济角色要确定。协作分工关系产生于企业之间，可能是交易关系，也可能在国营企业之间是行政性的安排，也可能是出于道义上的援助关系。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关系与企业之间的互助关系，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以上说明，仅从政治层面和仅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关系是不够的。而当我们具体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时，就不能靠从这个角度来作出的描述了。

第二节经济关系的类别

一劳动占有与劳动交往关系

在进行经济关系比较前，首先要弄清经济关系的内容。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解是把经济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与阶级内部的关系，实际上，阶级关系与阶级内部关系只是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从经济上来考察的阶级关系，是财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列宁对此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与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①）这个定义全面描述了阶级社会中劳动占有关系的内容。而在没有阶级存在的时代，社会成员对财产的占有不是上述情况，也没有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可见，就是财产关系，也不是等同于阶级关系，在阶级内部也发生着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劳动占有关系的基本关系。劳动占有关系是从社会生产的直接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在社会条件下开始的直接生产劳动，首先要有生产条件的提供者与生产条件使用者的区别，他们的关系是由财产关系确定的。其次是直接的分工协作关系，分工协作是劳动者的个体生产力合并为集体生产力的环节。最初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在集体生产中是不同操作之间的具体劳动分工。在总体劳动中还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再就是生产劳动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承担着协调劳动者分工协作关系的职能。最后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关系。财产关系一确定，在劳动占有关系内部就不再有平等的交易关系了，各个经济角色都得按已定的规则与自上而下的等级服从原则办事。

除了劳动占有关系之外，经济关系的另一方面是劳动交往关系。劳动交往关系是从社会分工中产生的。社会分工以生产条件的差异为前提，以物质利益交换为内容。这种关系反映社会的经济当事人是否交换他们之间的劳动，如何交换劳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出现后，劳动交往关系就表现为商品经济交易关系。

二社会发展三阶段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关系概念，包含着劳动占有关系和劳动交往关系两方面。以劳动占有关系为主线，社会的发展阶段就分为原始公有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五种经济形态。以劳动交往关系为主线，社会发展就分为三个阶段，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分别对应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产品经济。那么，这三个阶段里分别又是什么经济关系呢？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04页）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分别知道三个阶段的经济关系。

1．自然经济时代的经济关系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血缘的、宗法的的依赖关系是自然发生的，在这种关系中，人必须依赖、服从家族、氏族、部族，在其血缘或宗法的集体中居于一定位置、获得一定保障、无条件地接受一定的约束。对奴隶主、领主、贵族地主、豪绅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压迫者、剥削者通过统治力量强加给依附者的。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下，主人可以不通过交易而直接占有依附者的劳动，同时给与一些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主人所强占的劳动成果或生产条件的一部分），算是作为依附者的生存保障。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服从。

2．商品经济时代的经济关系是有独立性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里所谓的“物”，就是货币，因此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商品货币关系。马克思所见到的全面的商品经济时代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一方面消灭了人身依附关系，不仅资产者不受封建义务约束，劳动者也成了有人身自由的无产者。另一方面，人完全依赖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现金交易关系。资产者对劳动者的劳动占有，不再通过超经济力量，而是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与使用来实现。（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后期，在封建土地租佃关系中，也不通过超经济力量，而是通过土地租赁契约关系，就使中小地主得以占有佃农的劳动。）

3．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产品经济，是一种体现社会成员自由个性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要成为社会普遍的关系，必须有这两个基础：一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点靠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度才能实现；二是人们的共同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按马克思的设想，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由社会全面安排社会劳动力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自由人联合体”，这是在阶级所依存的经济条件已经消除，国家的政治职能已经消失情况下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自由地结成联合体，既不靠强权，也不靠交易，而是靠社会契约。“自由人联合体”正是社会契约关系的产物。

以上理论，反映了历史的纵断面，表明社会经济关系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再到“人的自由联合关系”的发展历程。这是从历史的总体上来看的。

第三节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经济关系

然而，历史并不是三块截然不同的板块的焊接品，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各个历史的横截面上，都可能有着几种经济关系。当代的世界由于经济生活国际化（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的作用，经济关系的历史形态已相当趋近。现代世界不同制度的国家，其历史发展阶段可能很不一致，但都会有以下经济关系：

一．人对民族国家的服从关系。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已进入无阶级社会，因此国家机器是必然会有的。另一方面，国家是民族的代表，从殖民主义时代过来的民族不可不用国家机构来捍卫自己的主权。在国家面前，公民处于服从关系中。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这种服从不是对强权的服从，而是对法律的服从。在法律中凝结着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与社会共同意志的双重内容。现代国家在保卫现有经济制度的同时还得保卫社会的共同利益，否则就无法得到本国经济发展所必要的社会内部的协调、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国家为了履行其不同性质的职责，除了要国内的自然人与法人服从之外，在国家机构内部，更要各级公务人员履行规定要承担的职责。这些，可称之为职权关系，它在现代经济运行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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